一、中国瓷器制造模式的文化系统中国的陶瓷制造与农业文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制陶是世界所有农业文明所共同具有的特征，它也和定居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都有制陶，但为什么在这四大流域，只有中国完成了从陶到瓷的跨越，并发展出独一无二的瓷器文明（图一）？它们都与农业文明有关，但也与文化因素有关。和前三个农业文明相比，埃及和两河流域都被周边的海洋所环绕，交通比较发达，亚非欧之间的两大文明被红海、地中海、阿拉伯海所环绕，且文化多元，交流频繁，而印度恒河流域则背靠青藏高原，面向阿拉伯海及孟加拉湾，虽与前两者不同，但与两河流域仍有一定联系，可以相对成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但与前三者不同，中国的农业文明及陶瓷文化相对来说比较独立，它的西边由于地理因素几乎与前几个文明隔绝，而东边及南边则面临大平洋，东亚的海岛国家及文明，并与它们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就中国文明而言，其农业文明及其艺术是漆器、陶瓷、玉器、金属、书法、绘画，而前三个文明可相对划为一体，其主要艺术品是金银器、陶器、琉璃、玉器等。过去笔者曾把中国工艺美术的特点总结为近玉型①，即中国的工艺美术以玉作为工艺美学的理想形象，故一切工艺美术都向玉靠拢，陶瓷是最显著的特征。中国从陶至瓷，就向玉靠拢，青瓷如青玉，白瓷如白玉（图二），这种特征，当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以玉比德”理想人格，在工艺美术上的投射。因此，中国工艺美术走上近玉型的道路，是因为中国文化当中“以玉比德”的理想在工艺文化中外化的结果，这个外化是温润如玉美学渗透的结果。因此，中国陶瓷制造的文化因素当归纳如下： 图一 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区制陶区域 图二 五代邢窑白釉五曲花口盘 （一）长久安定的农业文明是中国陶瓷文明发展的经济基础和市场基础。中国陶瓷文明的工匠大部分是农民与工匠的结合体，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他们是农时种田，闲时烧窑，以生产生活用具为主，一部分自用，大部分外卖，若好，就渐变成专业的窑场，但农时仍是农民。而在专业的大窑，进入窑业的工人也大部分来源于失去土地或生计无着的农民，农民的文化对中国陶瓷的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文化首先是实用性，朴实性，装饰的大众性，生动性，农民的想象力、狡黠和幽默感都可渗入其中。这些都从中国的民窑表现出来。 （二）中国的陶政观念及制度是陶瓷官窑及御窑制度的政治基础。政府对窑业的控制，体现在官窑的设立，满足国家地方机体陶瓷的需求，其突出形式乃最大的官-皇帝的需求，以御窑的形式而出现。其次是对民窑的控制，一方面可借收税来增加财政，同时更好地控制窑民，另一方面官窑及御窑由于势力过大，努必造成对民窑陶瓷业生产剥削及控制，形成官民窑奇特的剥削与被剥削、利用与反利用、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这大大促进了、保障了窑业的生产和水平的提高，官窑御窑的主导设计思想对中国陶瓷的发展方向、审美风格都发挥了主导作用。正如明清时代的御窑业，成为引领陶瓷生产水平、艺术水平的指示性。由于中华的地理结构相对封闭而形成的“超稳定”政治结构，官窑及御窑实际上是这种超稳定政治结构在陶瓷生产上的渗透，它也把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和审美意识渗入其中，对形成中华陶瓷美学的主流风格起到了决定作用。从而在美学意境上与埃及、两河、印度、欧洲诸文明拉开了距离，而后者他们之间因地理上的联系影响甚大，而形成与东方不同的陶瓷文明。 （三）中国的儒道佛文化对中国陶瓷的生产、制作及装饰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的“以玉比德”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色空”观念，都在陶瓷的生产和装饰中表现出来。如“以玉比德”决定了中国陶瓷走向近玉型的审美道路，使中国能够生产出洁白如玉的优质瓷器，这是中国优于西方的地方。其他文明优质的白瓷到很晚因仿中国的白瓷才出现。道法自然的思想也对中国陶瓷走向“自然美”，走向“天人合一”，走向天地大美奠定了基础，中国的陶瓷很少出现象希腊彩陶那样人为画面，其写实技术令人叹为观止，但它不是道法自然，而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不是融入自然，直到人工痕迹的消解，完全让自然得胜。这在中国的窑变釉、油滴、兔毫等各种釉色中表现出来，而其他文明罕见完全自然的陶瓷作品，多以釉画及人为装饰为主。佛教的空色思想、禅宗思想更是对中国陶瓷的生产产生影响。佛教用具的生产、佛像、佛教的图象、纹饰形成了中国陶瓷文化的一极。禅宗的“不立文字”，则形成了中国陶瓷文化的另一极，它与道法自然思想紧密相连，禅宗在佛教中实际上是佛教的道家化，这正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它在陶瓷上就表现为自然主义的陶艺，单色釉，强调陶瓷内在的变化而产生的外在自然肌理，这在日本的陶艺中表现得更加充分。 二、中国瓷器制造模式的技术系统与上述制造器物文化相始终，中国制造文化在生产生活的需求及市场结合下，必然在制物中与不同造物材料相结合，这就产生了结合的技术问题。文化的观念必然决定技术的特点，因为任何技术都是由技术思维及知识决定的，而技术思维及知识就是文化思维下构建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 “技术是制造一种产品的系统知识，所采用的一种工艺或提供的一项服务，不论这种知识是否反映在一项发明、一项外形设计、一项实用新型或者一种植物新品种，或者反映在技术情报或技能中，或者反映在专家为设计、安装、开办或维修一个工厂或为管理一个工商业企业或其活动而提供的服务或协助等方面。”②这是至今为止国际上给技术所下的最为全面和完整的定义。 中国陶瓷的生产技术知识首先受到农业文明思维的影响。农业文明思维的首要特点是“靠天吃饭”，在天的运作中在地的努力下长出地产。人只是在天地之间种植、护理、收成、耕作、又种植，它与陶瓷生产之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陶工也是在天地之间运作，他在大地深处寻找和发掘瓷土，又借大地的曲折用自然的清水带动水碓的打击力粉碎瓷土，再反复地淘洗，澄清，再淘洗，沉积，一如豆浆的做法，细布的筛选，得出细致的白泥。再用手和陶轮的方法使器物成形。手在泥土中的运作，一如造物主，用祂无形的手塑造整个世界的山川，高山和大地，又塑造万事万物各从其类的生物。赋予他各种各样的生命之躯，而非生命本身，若器具只是器具本身，它是无生命的，也只有生命注入之后，才使器物生动起来，器物的样式，功用才鲜明起来。因此，当器具成形，仍要用火及大地之柴把它点燃，用火在高温中熔炼。这个熔炼就是陶瓷形成的关键。而火的作用则非人力可为，一窑陶器的成败全看火的功用，火候得当虽有人力之控制，但起决定作用的仍是火的本身。在古代至近代甚至今天，烧成的好坏人力仍然很难控制，在古代陶火的烧成则是“靠天吃饭”的，古代的柴窑在烧成之先，一定要挑选好的日子，象阴雨的日子，雨雪的日子是烧不好瓷器的，故一定要秋高气爽的日子，晴朗的日子最好。北方干旱多，对陶瓷的烧成、烘干有利，却不利于陶瓷的成型和一定的湿度，陶瓷的成型，施釉、拼接对于湿度也要有恰到好处的把握，而气候就对陶瓷的制作、成型包括烧成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气候仍是天在起作用，火是材起作用，人仅仅是作用于过程的人工控制而已。《考工记》中的“天、地、材、工”实际上是天人合一技术系统③，这种技术系统在陶瓷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只有在天地材工四种因素相互一致的基础上才可成就。前面说过，天地材工的合一性，顺服是这个工艺观的重要基础，良器的成就，实际上是陶匠顺服天地材工性质而合成为器的结果。因此，中国陶瓷的技术特点也同中国农业文明的特点是一样的，靠天地吃饭，人工之力顺天合地，庄稼才可长成，制陶上，天、地、水、火、人工得济，陶瓷乃成。而陶瓷与农业技术不一样的地方，是人工的作用，主观能力性更大，天工水火的作用更大，不似农业完全靠天吃饭。制陶的技术包括物理、化学、生物、气候，包括许多至今不明的知识及技术在起内在作用。 其次，古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中国道家道法自然的科学知识、技术与中国陶瓷知识、技术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选矿知识涉及到陶瓷的胎釉原料的选取，古人对形态学仿生学的知识涉及到陶瓷成形知识技术，火的知识涉及到陶瓷的烧成，它与道家的炼丹有异曲同工之妙。约五十万至一百万年前，火的使用掌握是人类技术演进的转折点，提供了许多深远用途的简单能源。或许第一次使用火来供加热是在食物的准备上。其使得植物及动物等食物来源大大地增加，因为它大大地降低了食物的腐败速度。火再来扩展到了天然资料的加工上，且允许利用需用火加工的天然资料。木材和木炭是第一种被使用来作能源的物质。木材、黏土和石头(如石灰岩)是最早用火来塑形和加工的物质，用来制造如武器、陶器、砖和水泥等加工品。持续地改善，创造出来火炉和风箱，及精炼与锻造自然金属的能力。这些知识和技术表现出比农业更复杂的思维样式，这是工业思维的特点，它涉及到矿物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及热力学，其思维形态不是理论性的，而是经验性的，口头传承的渐进过程，很难发生举一反三，反复操作，可还原的特点，当然，对大宗产品仍是可以还原的。对于这种中国陶瓷制造技术知识模式我们可以概括为经验式的。它与西方18世纪以后的科学陶瓷实验室式略有不同。这种技术思维模式的特点是直观式、经验式、图像式。 第三，技术思维模式特点的直观式、经验式、图像式，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思维形式及特点之内，它以象形文字为象征，涵盖了设计、造型、工艺、造物的一切方面，这种特定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形象思维模式，直接决定了中国陶瓷的形象艺术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带有天然的艺术性，而艺术性又与技术性知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陶瓷造物之所以以它的艺术意识和形象领先于其他民族的地方。故这种技术的特点可概括为艺术性与技术性混合，简称为技艺型技术思维，比如，在陶瓷上吹釉技术，在蓝釉上称为洒蓝、雪花蓝，釉里红又称吹红、美人醉（图三）、桃红、桃花片、豇豆红等等，在碗上拍印花技术叫拍死人头，非常形象，富有诗意，但不准确。至今为止，没有一个科学标准能清晰介定祭红、霁红、郎窑红、美人醉的学术定义，只以约定俗成的看法去分辨它们。反映了中国人直观经验式技术性思维特点。 图三 清美人醉窑变釉尊 三、中国瓷器制造模式的资源系统在世界范围内，曾经有成千上万个陶窑，为何独中国瓷器能脱颖而出，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中国陶瓷史来看，从新石器时代至当代，曾经有过无数的窑址，都曾经有过辉煌的岁月，但只有景德镇瓷器一枝独秀，如万年常青树，老而弥坚。综观景德镇陶瓷历史，可谓发祥很早，可从万年之早期陶器开始，这也是中国目前境内发现最早的陶器文化，中年发达，大器晚成。这种现象在国内绝无仅有，在国外也罕有其匹。其资源条件是什么呢？ 笔者曾经提出要成为大陶瓷产区必备的资源条件为： （一）有充足的陶瓷原料矿藏 陶瓷原料矿藏如瓷之矿石、高岭土、紫砂土等。不但要有，而且要贮存量大，足够此地区长久使用。而这些资源，多藏于山地丘陵间。在景德镇的群山中，蕴藏着丰富的优质陶瓷原料，各种原料多达四十余种。据地质部门勘查，景德镇地区的煤、锰、海兰泡、瓷土是省内居优势的矿藏，尤其是制瓷原料，虽经千余年开采，储量仍很丰富。特别是高岭土更为举世瞩目。它最早开采于景德镇浮梁县鹅湖镇高岭村。高岭土含三氧化二铝约35%，质地优良，性能稳定，可塑性强，含铁量少，因而久负盛名。高岭土的发现和二元配方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瓷器的物理性能，使得烧制更大、更薄、更复杂的瓷器成为可能。18世纪初（1712年—1722年），法国传教士殷宏绪在景德镇居住了七年，研究瓷器生产工艺，将高岭土介绍到欧洲，并引起轰动。1869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到景德镇考察，著文介绍高岭土，音释成“kaolin”。从此，凡与高岭村所产性质相同的瓷土，统称为“高岭土”。高岭土成为国际通用名词。高岭村也就成为高岭土命名的渊源地（图四）。与高岭土同为制瓷的重要原料之一的瓷石，分布广、储量高。瓷石被舂制成块状，景德镇人俗称之为 “不（dēn）子”，“白不”。制瓷胎的泥巴，就是白不加高岭土混合而成。其次，除本土的瓷石矿外，周边地区乃至邻省都为瓷石及高岭土来源之地。自明清以来直至今天，都是如此。随着交通的日益发达，今日即使是国外的瓷石原料都可进口，何况国内的瓷土资源仍很充足。因此，高岭土、瓷石成为景德镇瓷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这是成为陶瓷产区的首要条件。 图四 景德镇浮梁高岭土产地 （二）有充足的燃料资源 古代烧陶瓷，多用柴、煤。在中国柴则南方多有，煤则北方多存。而柴煤所出，也多在山地丘陵地，尤以山为贵。在平原方便处多人烟稠密，即使有柴煤，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已捉襟见肘，况于烧窑乎？因此，要烧窑，柴煤耗费极大，一定要在远离人烟，柴煤得之甚便的地方，且人轻易不会到此取柴，植被不会轻易破坏，才可植被源源不断。如中国南方之龙泉窑、德化窑、景德镇窑都是这个条件。而北方之窑口有烧柴有烧煤。烧煤的仅靠矿存，矿竭则窑停。而烧柴之窑，在北地也甚艰难，因山地之柴不如南方温暖，生长稠密，又民生日用多有赖之。因此，要成大窑，困难极大。我们看历史上北方几大名窑至今保留发展的几乎没有。如耀州窑，自唐代以后逐渐衰落，明清时期，几乎无声息。北方的白瓷产地邢窑、定窑，影响巨大的磁州窑也是如此。我们到磁州窑，附近有峰峰煤矿，今之磁州窑仍有赖之，而周边山地，全无森林，多为草地白茅，如此植被，早在古代蚕食殆尽，而能延至今日乎？难矣。到耀州窑也是如此，全是黄土高坡，家家窑洞，窑炉也自此出，植被几乎很少，若此，如何进行窑烧？因此，笔者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北方窑口大部分断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发生燃料停供所致。地表煤层挖尽即无，柴则砍尽难于再生，再加上北方战乱频繁，水土破坏流失严重，气候条件恶劣，即要有原料，又要有燃料长久维持，都十分艰难。何况，还要有很好的产品质量，长期稳定的市场，更难。因此，燃料问题，是困扰陶瓷业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在古代就困扰着古代的窑工们。中国古代各大窑场之所以能够发展往往是在燃料资源特别丰富的地方。反之，此地的燃料资源不足，则无法维持其充分发展，其窑业之发展就可能昙花一现。比如，北宋的汴京官窑、汝窑即是如此，南宋的修内司官窑也是如此。这些官窑靠近首都，地狭人众，生齿日众，燃料民众犹取之不足，况于烧窑乎？即便是皇家也难以长期保证，何况烧窑？只有哪些无燃料之患之地才可为之。因此，燃料是比原料同样重要的资源，其消耗甚大，比原料更甚。此外，景德镇地区处黄山余脉，拥有广袤的森林资源，其中尤为丰富的松木资源为景德镇历史上大量烧造瓷器提供了优质燃料。今天，随着陶瓷燃窑技术的进步，早已从以煤代柴到以气代煤，燃料更加清洁而高效。这是第二点。 （三）有便利的交通运输 有了原料和燃料，必须有便利的交通，方便原料、燃料及产品运出。在古代，最便利的交通是水运，而在产瓷区，河流是最廉价的运输渠道。在北方河流夏季水多、冬季水少，又加上易于冰冻，船运时间极短，而南方则水多河流多，特别是产瓷区，多在人迹罕至的山区，植被河流多，从冬至夏，水源源不绝，都方便水运。比如福建建窑，德化窑，浙江龙泉窑，江西洪州窑、吉州窑，特别是景德镇窑都在江河边，原料燃料从上游运来，多是深山老林之处，产品随水流下游运去，都是人口稠密的大都市，这里才是优质陶瓷的真正市场。历史至今所有伟大的城市都在大江大河大海的出口之处，因这里交通更方便，生活更便捷，人口最稠密，市场乃至审美水平更高。甚至，从这些大都市又运到海外，运到全世界更发达的市场，更远的更陌生又喜爱瓷器的人群。因此，每一个大瓷区尤其是南方必有大江大河，而且，这些瓷区必处此大江大河的上游及支流，只有此地才具备必有的原、燃料及制瓷的安定环境和安静氛围 （图五）。而下游的平原，大城大埠及出海口的大都市，永远是产品的市场和消费中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今天在运输高速发展的今天，运输已不成问题，交通制约的瓶颈已越来越小了。 图五 景德镇瓷器水路运输 （四）有易于制陶的山地 原料从山上运下，在半山腰制陶，再搭沿山而建的龙窑（图六），利用龙窑道空气向上的抽力，把有限的热力发挥到最大的效能，而烧成更多更好的产品。之后再把产品运船，顺流而下至各消费中心。贯穿景德镇全境的主要河流昌江河，不仅河床稳定，水质优良，用来调和瓷土，有利于瓷器的质量，而且昌江河支流众多，在古代为瓷器和原材料的运输，以及利用水动力的水碓粉碎瓷矿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据资料统计，在景德镇境内最盛时水碓超过6000支，每当春夏水发，车轮旋转，水碓翻腾，响声隆隆，清代凌汝绵《昌江杂咏》诗云：“重重水碓夹江开，未雨殷传数里雷。”可见当时之盛况。 图六 依山而建的龙窑 （五）有长久和平的环境 由于这些产瓷区多在深山老林，人迹罕至，交通需逆水而上，陆路更加艰难，远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不是什么战略要地。所以，很少发生战争。这就为产瓷业的和平安定环境提供了保障。江西境内的吉州窑，因在赣江边，交通非常发达，这就给它带来交通发达的厄运，易变兵扰。在南宋之未，吉州窑就受元兵侵扰而士气太跌，以至吉州窑工远避他乡，乃至景德，这就是景德镇为什么会吸收工匠来八方的原因。工匠是个一生的职业，其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一个有利做工的地方，安身立命，建立作坊，搭造窑炉，子子孙孙靠手艺吃饭，从而赢得人生的起码独立。而越是在深山老林，越是能够逃避赋税，逃避农民繁重的劳役，过上一段自食其力的生活。当然，在所有大陶瓷产业，对窑业课税压力很大，但至少来说，总体上，陶匠尤其是私窑业主仍是自主的，行动是自由的，而最大的好处是生活是安定的，环境是和平的。至少，比北宋汴京官窑、南宋杭州修内司官窑不知要安全多少倍。历宋元明清至“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很想侵入景德镇，但由于交通困难，难以进入，只得靠轰炸机扔炸弹，对景德镇造成了不小的干扰，但无法阻止景德镇前进的步伐。对于瓷业来说，长久的和平安定的环境，是一个长期依赖天时地利的陶瓷业所必须，它不可能长期存在于一个战乱频繁的地方，景德镇就是这样一个环境。 这五点，构成了一个伟大瓷都的所有条件，而且，北方窑口不论，相比其他南方窑口，它的条件都是最好的。最有利的因素是它拥有全世界最好，最白的优质瓷土，这是任何窑口都比不上的。景德镇瓷土远胜省内的洪州窑、吉州窑及七里镇窑，更远白过外省的龙泉窑及建窑。这些白土，是上帝赐给景德镇窑的极为贵重的礼物，为其赢得了世界级声誉。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必然的地利条件。最后，再加上一个气候条件，春季多雨而潮湿，夏季炎烈而闷湿，都是陶瓷练泥成型很好的条件，秋季秋高气爽，正是烧窑好时节。这些也是地利及地气使然。从以上分析，景德镇产瓷之地利在古代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个地方成为“世界瓷都”，並非偶然，而是必然的。 四、中国瓷器制造模式的特点在农业文明及儒道释文化、经验技艺性知识技术、聚焦于陶瓷发展的各种资源、终于形成中国瓷器制造模式。这种制造模式表现为； 1、天人合一的制造理念，工匠顺服自然、学习自然、道法自然，从自然万物的吉祥象征中寻找制造和设计的灵感，与生活的使用功能相结合，是中国陶瓷创作、设计、装饰的主要灵感来源。 2、官民窑並举的生产制度、造成官引导民、民学习官的良性循环，形成特有的组织制度。同时又是细分市场，保障市场的制度形式，为中国陶瓷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制度及市场的保障。 3、直观性经验式象征性生产方式，是一种整体的辨证的工艺思维，有利于从大自然中利用各种资源，因地制宜，巧借利物进行生产，形成一种节能、生态、高效的生产手段和制作流水线，大批的模件化生产便于大量复制，具有现代工业的流水分工合作制，是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的主要原因。 4、近玉型工艺文化是中国特有的儒家以玉比德文化的象征，正是这种象征性，引导中国的陶瓷工人研制出如冰似玉的、世界上最早的优质白瓷，这正是彩瓷的基础。正是优质青、白瓷的出现，使中国瓷器外销成为可能，使它能够战胜世界范围内的陶制产品，它是中国瓷器生产品得以世界化的主要原因。 5、精细的细密化生产、可持续、轻污染、巧借利物、因地制宜、重复利用，形成中国陶瓷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所有的生产毁弃物又可重复利用，把环境污染减轻到最小，並成为农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时间安排上也是一种节能高效的生产，形成了中国农业手工业的“细密化”生产，这种精细的细密化生产制度，使其生产成本降到最低，只要有一分钱利润，勤劳节俭的工匠都不放弃，同时並不影响具优良的品质，加上中国窑工不断进取，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些都为中国陶瓷产品的大量销售世界，为中国陶瓷的世界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五、结论总之，中国瓷器制造模式的形成是与中国长久安定的农业文明，为了养活更多的农业人口，必须极大地使用自然资源，节省人工成本，并合理地、因地制宜地生产出物美价廉的生活器具有关。节用理念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道家及禅宗思想形成了中国瓷器制造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制造理念，它以直观经验来把握工艺，从自然中学习吸取灵感，是一种整体的辨证的工艺思维，和中国农业文明思维，靠天吃饭的天人合一思维是一样的。这种思维使中华文明走上了避开资源有限，成本高的金属工艺之路，虽然中国曾以商周青铜器而名扬天下，但在以后，随着中华帝国彊域人口规模的扩大，资源的有限，驱使它必须走上重视廉价粘土，精心发展陶瓷工艺的道路，以“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④。这蕴藏着中国人极大的工艺智慧，并不下于今天的科学理性工业智慧，在某种意义上，它与后者并列，并长于后者，因为前者更整体，更辨证，更具有生命活力，把陶瓷视为天地之性的整体启示；后者更细致，更理性，在某些点上，它可以做到人工之极至，标准化，科学化，但更琐碎，机械化，而失去某种生命的活力。余认为，这分别代表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工艺思维和工业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今天，东西方又走到一起，地球村使全人类成为“命运共同体”，人类已从“人定胜天”时代又回归到“尊重自然”时代，到了以整体辨证工艺思维融合、代替分析实证工业思维的时候。因为前者已近尽头，后者的整体包容性更有生命之力，更含天地之灵力，因而更符合天地自然之道。因此，我们重新总结并发扬中华整体性辨证性工艺思维，来探索“世界人类共同体”新的制造发展道路，这将是中国瓷器制造模式的世界化道路。 注释： ①周思中：《中国的工艺形象—论中国器物艺术发展历程及基本特性》，《景德镇陶瓷》第四卷三期 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供发展中国家使用的许可证贸易手册》1977年版 ③《周礼·考工记·总叙》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一观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讲究应天之时运，承地之气养，人与自然相通融合的审美工艺宇宙观。 ④《礼记·郊特牲》：“扫地而祭,於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作者：周思中 (景德镇陶瓷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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