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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发现自己做事的效率极低。一天下来，回顾回顾，没干多少活，时间就那么三步并作两步地逃去了，在离去的刹那，转身朝着我神秘而讥讽地一笑，好像在说： “嘿嘿，整天都在干些啥啊？” 细细想想，可不是咋的，感觉到了时间的匆匆，却没有能有效利用，就像朱自清说的那样： “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子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自己也清楚，做事的时候没有明确的目标意识，太“朝三暮四”了。 应该是从在办公桌上摆了一台电脑开始吧。每天早上，来到办公室，不管用还是不用，“啪”地一声，打开电脑，握着鼠标，漫无目的地在网海里遨游，游到哪儿算哪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这几乎成了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和习惯。于是，我不得不在电脑屏幕的下面写打印上一张纸条，告诫自己“用在当用时，无事不开机”。 起作用吗？当然。 但后来又发现这并非根子问题，因为做事的效率并没有相应地提上去。一天下来，成果依然少得脸红。原因是自己缺乏“时间段”概念，即没有合理地分配时间，什么时间该干啥不明确，造成“拖拉懒散”的毛病，这样下来，备课也好，批改作业也好，上课也好，写文章也好，读书也好，体育锻炼也好……都没有做到好处，因为做A事的时候就想着C事，看书的时候想听音乐，备课的时候忘不了批改作业，弄来弄去，什么也做不好，还把自己搞得精神疲惫。 于是我想，做事的计划太重要了，一生要有计划，一年要有计划，一月要有计划，一天的工作也需要在大体估算的情况下做出相应的安排，孰轻孰重，谁先谁后，如何搭配，怎样高效。更重要的是，像李大钊教育子女时说的那样“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决定了要做某事，就一门心思地认真完成，不要考虑其他；需要调节的时候，就放下手头的工作，投入地“玩”一次，别有什么负罪感，人有时候像电瓶一样，用一段时间必须要充一充电，人有时候也像一把柴刀一样，砍了一阵子柴以后也要磨一磨。 我想，效率的有无与高低，关键在于做事的时候要“一心一意”，而不能“朝三暮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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