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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学术体系的形成
第二节，是《黄帝内经》学术体系的形成问题，《内经》学术体系的形成，既有长期的医疗实践作为基础，又与古代的人文自然学科的知识的渗透，特别是哲学思想对医学的影响分不开的。
第一、是基于医疗实践的观察与验证
作为学术体系的形成的第一点，咱们毕竟是医学的著作，所以第一个是医疗实践的观察与验证，这里面我们按教材的顺序来看包括。
1、是解剖学基础
医学的产生，《黄帝内经》理论的产生，学术体系结构的形成，解剖同样是一个基础的东西，虽然我们中医学，解剖不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就其最初的那个阶段，就是其形成产生的那个阶段，是离不开解剖，或者说离不开形态的，
我们在这里讲是解剖学基础，解剖的问题在《黄帝内经》里边有明显的反映。
比如《灵枢.经水》篇上说：
“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
从这里看还是强调了解剖，同时也是认为解剖在医学当中的重要性的问题，同时，解剖的问题，它认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难以掌握的东西，所以说：
“若夫八尺之士”- 当时认为人高八尺，
“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 切循就是按摩，一边按，一边这样循，就可以知道哪儿有骨骼大小、长短。
“其死，可解剖而视之”- 死后可以解剖来看一看，那么就可以知道，
“脏之坚脆”，
“腑之大小”，
“谷之多少”- 藏水谷多少，六腑不是藏水谷的吗，
“脉之长短”- 血脉的长短，
“血之清浊”- 人体的血有清浊之分，
“气有多少之别”，
他说这些都有大数，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有一个常规的形状。
咱们教材上也说了，它说大体的解剖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在公元前那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没有也不可能用显微镜来观察，都是大体的解剖，大体的观察还是很细微的。
教材上14页也举出了，你看到解剖学基础，说其中消化道与食管肠道之比，55.8：1.6，那个消化道的“消化”两个字，应该改成“肠”，也就是说其中肠道与食管长度之比，因为消化道里边食道、胃，那都应该算消化道，实际上这里说的应该是肠道与食管长度之比，是55.8：1.6，也就是说肠道的总长度是55.8尺，食道，从咽到胃上口这段，长度是1.6尺，这当然是古代的度量衡，我们是讲的比例问题，它这个比例和现代解剖学的比例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按55.8：1.6，近似于35：1，而现在解剖学对这个长度认为，大约是34：1。
这个长度是从哪看到的呢？
在《内经》里头，《肠胃》篇和《平人绝谷》篇，都有关于这个解剖的大体数额的记载。
我给你说一下《肠胃》篇，关于长度的记载，《肠胃》篇说，从咽到胃，实际上这是
* 食道，是一尺六寸，也就是1.6尺，
然后它说：
* “胃长二尺六寸”，
下边呢，说
* 小肠的长度是三丈二尺，也就是32尺，
* 回肠是两丈一尺，
* 广肠是二尺八寸，
这样的话呢，你看，总加起来55.8尺，也就是说小肠、回肠、广肠，就整个肠管，肠道的长度是55.8尺。
胃是多少呢？
《肠胃》篇说“咽至胃是一尺六寸”，所以我们教材上说55.8：1.6，就是按照《灵枢.肠胃》篇，所记载的长度这么算下来的，所以我说这个消化道与食管之比，应该是肠道与食管之比。
《平人绝谷》篇也有这样的记载，但是我们教材上也说了，中医学直观解剖方法，在后来使用过程当中就不行了，因为这种古代的内容，那种历史条件，其它学科的发展的水平，你要从解剖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有时候是行不通的，于是乎就求助于理性的思辨，从而使中医学走上了“精于气化，略于形质”，这样一个独特的发展道路。
确实是我们中医先生们看病的时候，看没看到解剖，看到了，但是他更多想到的是其它方面的问题，是整个功能的问题，人体的气化的问题，但是从医学理论产生来说，从《内经》学术体系形成来说，解剖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2、是人体生命现象的观察
这个学术体系形成当中，或者说是医疗实践的观察与验证的第二个方面，是人体生命现象的观察。
这个生命现象的观察，既有医学的观察也有生活的观察，生命现象人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
比如咱们教材也举例了，《灵枢经》的最简单的东西，它说夏天人就出汗，人出汗的时候尿就少，天冷的时候人就没汗，没汗的时候尿就多，那它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很密切呀，冷热对水液的代谢影响非常大呀，这些问题呢，在《灵枢经》里都有明确记载，同样这是从生活现象上，也可以观察的到的。
再有，比如在生活现象当中，有人一生气，眼睛瞪起来，眼睛就红了，头就发晕了，当然也有人一生气就两胁发胀了，那么它就都和肝和怒联系起来了，从肝和目也联系起来了，从肝可以引起眩晕，引起两胁胀满，都可以联系起来，所以从生命现象的观察当中，也是医学理论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把客观上的一些现象的观察，咱们教材上还举例了。
比如人一受了寒，鼻子不通气，流清鼻涕了，又咳嗽了，咳嗽了又怕冷了。他就把肺和皮毛、肺和鼻等等。
一系列的观察联系起来，把这些东西联系起来积累的经验很多了，认识很多了，逐渐上升为理论，这也是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所以，咱们教材的第14页，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讲，把这些系统的有序的观察，再经过理性的思维，进而整合为藏象学说中的功能模型，
藏象学说中肝的模型，或者叫肝系统，作为肝系统就不单是解剖的这个肝系统，那肯定不是。解剖的肝系统肯定说，眼睛红了是跟解剖这个肝系统有关，那不好这么讲。
但是从中医理论来说，从我们《内经》学术体系来说，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上升为理论，而形成为藏象学说。
这是第二个方面，学术体系形成，从医疗实践的观察与验证的第二个方面。
3、是反复验证
观察与验证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医疗实践的反复验证，这是更重要的，这是有意识的观察，通过医疗实践的观察，更把一般的医学的知识，给它逐渐地上升到理论上面来，形成了理论，甚至或者说发展成为学术体系。
这个过程呢，当然是相当长久的过程，是讲的反复的验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样一个长期的观察过程，但是这样形成的理论是非常可靠的，因为它有广泛的实践基础，或者说众多的长期的实践观察的基础。
所以，咱们教材上也说到了，这样就造就了中医学经验知识与理论的客观真实性，它是客观真实的。
这个客观真实表现，咱们教材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素问.玉机真藏论》讲过这样的话，说是人在有病的状态下，很多情况都可以是危险的，很多情况是可以恢复的，但是这里举个例子，它说，
“五实死，五虚死”- 同时在一个病人身上，见到五种实的症状，这个很危险，换句话说，因为五脏都被实邪所充斥了，这个病势很难治愈的。
当然，《内经》所说的“死”无非是难治而已，难以痊愈。并不是一定理解为就得死，活不了，不好这么讲。不是我们现在这么说，古代的医学家也曾经这么说过“《经》言其必死，其实治疗得法，有可生者”，是这么回事，只不过是说其难治而已。
那么《内经》上《玉机真藏论》，看看教材，上面没有说那种，
“五实”- 肝、心、脾、肺、肾，五脏都被邪气充斥，那么这个证很难治。
“五虚”- 肝、心、脾、肺、肾，之气都已经很衰弱，说这个病也难治。
因此说“五实死，五虚死”，但是后来紧接着就是，
“其实有可生者”- 《内经》里自己就说了“有可生者”。
为什可生呢？
它说实证是
“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 身上出汗了，大便通畅了，尽管是五实证，可能可以活，这是他实践中观察来的，那么如果上升到理论上，也可以，
如果实证出汗了，起码表实的出汗，邪气即从汗解了。
如果是里实证，大便通畅了，“得后利”嘛，大便通畅了，里实邪也可以排除了。
所以表邪汗解、里实大便通，也就是说邪有出路，这个时候，尽管是五实证，也可以恢复。
另外说，五虚证怎么才能活呢？说是
“浆粥入胃，注泄止，则虚者活”- 人能够吃下点东西，浆粥之类的好消化的东西，到了胃里头，这怎么样？可以补胃气呀，胃是后天之本，是五脏六腑之大源，这是正气有来源了。
“注泄止”- 本来虚证，五虚当中有一个泄泻不止，泄泻不止正气大虚，那越来越虚的话，这是难治的。
如果是能够饮食，能够吃点东西，水谷精微有化源了，同时泄泻也止住了，不再消耗了，那么这个五虚证也可以好。
所以说“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浆粥入胃，注泄止，则虚者活。”那么这些即是理论问题，又明显的是从实践观察中得来的，医生常年、长期的看病，大家来观察都有这种现象，好，说这样的就可以活，那样的就很难活。
又是理论问题，对不对？
五实，五脏皆实；五虚，五脏皆虚，当然难治，如果是邪有出路，或者说虚证可以保留，或者正气可以恢复，那样的话，生命就又保住了，这本身又是理论问题。
同样的，我们在临床看病的时候，各位不是也得是这样吗，那个实证你得想办法，让实邪有出路才行，那个虚证，得想办法让那个气虚，哪一脏虚，让它气虚得逐渐恢复起来，那我们才能治的愈，所以它又是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我们说，《内经》学术体系形成的第一点，是医疗实践的观察与验证。就是用这样我所讲的一些例子，来说明这样一个观点。
第二、学术体系形成受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
哲学思想我刚才说了，在中国古代，在《内经》形成的时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当中，有精气说，五行说，阴阳说，还有一些道家的理论，这都是作为哲学的思想，在中国存在，同时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思想，都对我们《黄帝内经》的形成，或者说都对医学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阴阳五行，你看看《内经》里那几篇没有，几乎所有的篇章里都用阴阳五行作为一种指导，作为哲学思想的指导。
当然，它又把一些阴阳五行的内容，直接引用到医学本身里边来了，不单纯是个哲学思想指导的问题。如果单纯是个哲学指导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抛开它，因为现在的哲学肯定比古代哲学先进了，我们干脆用现代的这个哲学思想好了，可是不行。
因为，在《内经》的时代，它既把它作为哲学思想来使用，有把它作为医学理论的具体内容，你说肝阴肝阳，心阴心阳，它就不是单纯的哲学问题，有没有哲学问题在这里头呢？它也有，它也有个阴阳的关系问题，但是它又是医学的具体问题，那你说现在不用肝阴肝阳，不用肾阴肾阳，你换个什么词来说？换个词并不解决问题，不是换词的问题，所以古代的这些哲学思想，对我们医学理论的形成，对我们《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影响非常大，而且它直接渗透到医学具体内容里来了。
咱们教材上分成这样几项来讲的，关于这些思想影响的问题：
第一方面，是说观象明理和思维模式化
这个理是指的功能、作用、运动形式，也就是所说的功能性原则。应用古代的这些思想，导致了我们中医理论有这样一些特点。
比如说，藏象学说的创建，那就是从观象明理，作为主要的一种思维方式，观察这种象，外象、表现，来推断它的理是什么，所谓观象明理吗。
看看人的面色，想想这个面色跟血脉有关系，然后有联系到和心脏有关系，说心之华在面，等等。所以藏象理论的产生和它的形成，就和观象明理的这种思维方式，非常密切，没有那种哲学的思维方式，就产生不出来，这样的一个藏象学说的理论。
当然，藏象的理论的产生，也绝非是短期形成的，它是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生活实践、治疗方面的观察，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各方面的观察，逐渐积累，逐渐的去粗取精，修正完善，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理论和藏象学说，而且这个藏象学说，是《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所以也可以广而论之，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
藏象，作为核心是什么呢？
无非说它很重要，很重要还不算，而且它这种理论是要渗透到，所有的理论的全部去，那才叫做核心，渗透不到全部去，只管一块，那不叫核心。
你看，我们中医理论哪个部分不含藏象，没有不含藏象的，藏象本身就包含着经络，离开了藏象和经络，你说谈什么问题，谈诊断？诊断又怎么个诊法？
诊断要有个部位诊断、病性诊断等等，那部位首先定在哪儿，是脏？是腑？是经？是脉？是络？是气？是血？是津？是液？
气血津液也是藏象的内容，我说诊断离不开，诊断离不开当然治疗也离不开，治疗是随诊断走的，藏象经络主要是谈生理的问题，那跟你养生就离开了，你养生不是保持自己的生理方面的正常吗？才有防病的可能。
所以不管是生理、病理、诊断，乃至于治疗、预防，全部中医理论，就离不开藏象，因此说，藏象是《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广而论之，也可以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是非常重要的，而它的形成就是和古代的这种观象明理的思维模式分不开的。
第二方面，是辩证思维模式
还有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最突出的，我们说还是《周易》是最突出、最系统、最丰富、最珍贵的，这是《周易》的一种思维模式，也是影响我们《内经》理论体系形成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模式，那么具体的又分成了整体思维、变易思维、相成思维。
1、整体思维模式
说到整体思维，因为大家很习惯了，因为我们《内经》理论当中，考虑什么问题都很少说局部就是局部，它在看局部的时候，往往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个局部的，所以整体思维，是跟我们所谈到的天地人三才，观察问题的时候是把天地人联系起来，不但是把人体看成是一个整体，同时又把天、地、人、外环境，包括社会都看成一个整体，来考虑这个具体问题。
比如说，临床去看病，看到这个病人，你要看到他这个病人的局部症状，又要想到他的全身的气血阴阳，还要想到他周围的社会环境，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同时还要考虑到自然环境是春夏秋冬，是中国的南方北方，地域环境，所以才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所以才有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这不都是中医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吗，而且这个特色，那就是一个整体思想，或者整体思维在那里起的作用。
因此我们在辩证思维里，第一条要提出来的，影响《内经》理论体系形成的，就是整体思维，从整体角度来认识问题。
2、变易思维
变易思维，变易就是变化。
《周易》在那里讲的都是在变的，各种爻[yáo]、各种卦那是在不断地变化，它讨论的是变化的问题，研究的是变化的规律，所以教材是也引到了《系辞上》说：“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就是卦象之间的变化，可以用它来反应自然，以及人事的变化及其规律。
教材上也引到了《玉机真藏论》上，就是讲这人体生命是怎么样的呢？它讲的是要运动的，说是“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这句话反应了什么？就是反应了，一切都是在运动变化当中的，这是《内经》的基本观点，也是《周易》的基本观点，健运不息，只有运动不息才是正常的。
那么对人体《玉机真藏论》上说“神转不回”。
“神”是什么？
& 神是气血，是精神，是人体的气机。
血气者人之神，也可以说是气血，也可以说是气机，也可以说是神机，都可以，那个神。气机、气血、神机，它都是在有规律地正常的运转当中。神、转是正常的运动，有规律的运行。
“回”指什么？
& 回就是逆，逆行的。
说
“神转不回”- 神是应该正常的有规律的运行的，而不能逆行，不能逆乱，所以神转不回。
“回则不转”- 逆乱了当然不能正常运行了。
“乃失其机”- 其机，生命之机，气血之机。神机，不可失掉，失掉生命就完结了。
所以它（变易思维）把运动、把变化、看成是正常的，因此我们中医在看病，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时候，是要变化的去看。
所以，千里之外发了个传真，说我有什么症状，你给我开个方，这个方有时候开不好，慢性病还可以开个方，急性病你开得了吗？开完了，方子发过去它（病情）又变了，它在不断的运动变化。
说是运动变化，从运动变化当中来观察事物，来观察生命运动，这又是一个《内经》的特点，中医的特点，这个特点的产生，同样是受古代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3、相成思维
还有一个影响《内经》理论体系形成的思维方式的问题，哲学思想问题，是相成思维。
相成思维是说的相反相成，因为相反所以相成，不要认为是相反就是想破的，就是坏的，没有相反就没有相成，阴阳对立，阴阳相合。
没有这阴阳对立，就没有阴阳的统一，换句话说，没有阴，就没有阳，它不对立，不对立不就没有了吗？
五行生克也是，没有生不行，没有克也不行，生克制化，是个统一协调的，缺一不可的，这叫相成思维，相反相成。这也是这个哲学思想，古时候的哲学思想的一个特点，而这个特点又很明显地影响到我们医学理论的产生，影响到我们《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所以这个古时候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对《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是第二个重要的方面。
第三点，是古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渗透
影响《内经》理论体系形成的问题，就是古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渗透，其它学科的。
比如天文历法，在我们《内经》里不少的地方，是用了天文、历法的知识，包括星座的运行，日运行，夜运行，一天运行多少度，日夜之间是什么比例，这都很清楚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度，这是日的运行，日行一度，这是太阳一天行一度。月亮呢，行得快，说一天行十三度而有奇，十三度要多一些，所以这些都是关于天天的问题。
又说是二十八宿，二十八宿星，北斗七星是怎么运转，斗柄指在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季节，这《内经》里记载得很清楚的问题，而且因为斗柄所指，所说明不同的节气，气候应该有什么变化。
再有我们教材的第18页，上头第一行，中国古代的历法主要实行的是四季分历，它是以一个回归年，为三百六十五点二五日，也就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主要是实行的这种历法。
正是因为一年有个四分之一日，所以它叫做四分历，四分历不是别的，是指把一年当中三百六十五天完了，还余下四分之一日，这叫四分历。
在我们《内经》里，或者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使用的历法既有所谓的太阳历，又有太阴历，就是阳历、阴历，阴历就是月亮，月亮为太阴，日为太阳，所以既有按太阳记历的，也有用太阴来记历的，所以阴历、阳历我们都用了。
比如有些历绝对是阳历的，说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那就是按太阳，说每年按阳历算就对了。
在《内经》里还有个特殊的历法，叫五运六气历，这是《内经》里记载的，研究五运六气作为一种历法来看待。
还有地理学、气象学对《内经》理论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就不细讲了，大家可以自己参考一下教材。
所以我们古代的时候，用了太阴历，也用了太阳历 ，但是在我们教材也提到了古代的历法主要实行的是四分历，也就是按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又四分之一日，来计算的，那记载的是很细的。
在《素问.六节藏象论》记载的日行多少度，月行多少度，其中怎么闰月，讲的是很细，它为什么在《内经》里来讲呢？它跟医学有关系啊，跟人体生理、病理，跟我们治疗都很有影响的。
再有就是地理学，在医学上中国古代地理是分为九州，同时又看到中国的地理特点，西北地势高，天气也寒冷，东南地势低，气候温和，这样一个地理特点，气候特点，就影响人体的生理，同时也就影响了人体的病理，这样的话，就影响了或者说就决定着，南方、北方治病，就不应该完全一样，这是地医学，《内经》里边讲得很清楚，这方面对于医学理论的形成也是很重要的。
教材上将来还要讲到的，有个《素问.异法方宜论》那是《素问》的一篇文章，
“异法”- 就是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治法。
“方宜”- 五方不同，各有所宜，东西南北中五方，治疗上各有所宜。
为什么各有所宜？
就是因为方位不同，所以治疗有特殊的方法，各自有各自的方法，这是地理学的影响。
当然气象的问题特别表现在，五运六气上。
五运六气学术讨论的很重要的，是讨论气象，气象医学，根据气象的变化推测应该怎么治病。
比如说今年是2003年，现在是属于春季，还没有到夏季，如果这个节气闹病，或者是闹外感病，我们就应该考虑到今年的气象特点，气象什么特点，今年属于癸未年，戊癸为化火，按运是火运不济。
未，这个丑未属土，太阴湿土司天，今年上半年是湿盛，温度不够高，因此今年如果外感病的话，你要想预防它，除了用一般的预防方法之外，必须要有祛湿的药，相对一些温散的药，这才符合今年的预防。乃至于治疗的一些措施，这就是按五运六气学术来考虑的，就应该考虑到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凡是感冒了都银翘解毒，凡是感冒，流行感冒来了，全是板蓝根，那就不叫理论的问题了，那就是个经验的问题了。
好，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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