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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事与品鉴 盛光伟能金石书画，亦能抚古琴；但他主要以篆刻书法著称于世，自评其篆刻第一，书第二，画则多属文人遣兴之作。他于古琴，能弹奏，精赏会。日记中有关他从事篆刻书画及抚琴的活动记载并不多，但可以大致了解他的临池情况以及对所擅长的艺事的一些见解。这些见解大都精辟，直到现在还可以给我们启迪。 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曾辑《退补斋印谱》三册；还辑有《心香室印存》四册，收入1910―1920年间的作品；另有《壶道人印存》七册，收入历年所镌印，共计一千二百三十二方。从癸酉和乙亥日记看，他刻印不多。他在乙亥年所订书润，没有刻印润格，看来他在这前后已不为人刻印；但也不是绝对不刻。丙子七月二十一日记“刻石印一方(袁如骏印)，大费目力”；二十四日记“刻石章一方(筱如)，并修牙章一方(袁印如骏)”。其时他刻印较少，应是目力不济之故。大概因袁是军界人士，故不得不勉为其难为刻三印。 盛光伟的曾祖盛世绮于清嘉庆为四川隆昌县令，后擢直隶顺天府涿州知州，精铁线篆，曾书《隆昌县城碑记》，今其碑尚存。盛光伟致康侯侄函称“承四世家学”，当自其曾祖盛世绮始。其父盛樾精篆刻。可见盛光伟之长于篆刻及篆书，其家学渊源十分深厚。其篆刻多取钟鼎砖瓦奇文古字入印，蕴藉沉厚，不堕怪诞。日记中偶有对当时印人的看法，可以看出他的印学主张。 丙子四月二十三日记：“韩鹤卿来，以齐白石印谱二本见示。纯祖汉印中凿印一派，’专尚生辣，误尽后学，足见乱世种种文化，不尚正轨，殆运会使然欤!”对齐白石印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五月十一日记“得袁朗如函，云已见齐白石之作品，皆性灵一派也”。性灵一派，实指突出个性，不守成法。这一评价，与盛光伟相近，故录入日记。五月十三日记：“得杨鹏升寄来印谱四本，三十七卷至四十卷，每卷不过二十方，多有边款。每卷定价十二元。盖齐白石一派而力量不及齐。署名曰‘三万石印园’。如此作品顷刻能成数印，无怪多至三万方。此风一开以后，无人不可作印，无人不可刊行印谱，亦犹以白话为作文，以长短语俗语作诗，是盖气运所趋，一切文化以至政教风俗动作云为，无一不趋于新，无一不戾于古，非一二人所能挽救也，可哀之至。”齐白石刻印，不仅广泛取法汉印，还取法三公山碑和天发神谶碑，能自创一格，其艺术成就已为举世公认。盛光伟以齐白石印“专尚生辣，不尚正轨”，耽心这种印风会“误尽后学”。这表现了盛光伟印学思想保守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盛光伟指出学齐者“顷刻能成数印”，实际上认为这种风格容易形成流弊，过于荒率，或至取消篆刻的艺术性。反观现在的流行印风，无一不以生辣荒率为时尚，形成流弊。这种流行印风并非一定是学齐所致，却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盛光伟在数十年前的担忧。 盛光伟于书法篆隶真行皆精，其篆书取法秦汉碑；隶书宗汉；正书学唐，但于《瘗鹤铭》等六朝书得力甚多；行书学苏，亦取法清代何�j叟、刘石庵，皆能恪守古法而自有新意。这三本日记中，也记载他临写了何种碑帖，如丙子七月十六日记“写琅邪刻石一通于钞本”，十一月二十四日记“写石鼓文二篇”，十二月二十四日记“临绎山碑”，十一月二十九日记“临虢季子白盘一通”，这为我们了解盛光伟书法渊源提供了可靠依据。看得出来，他几乎是每日必书，除了应人之请而作书画外，几乎都在作日课。他若因故不写字，必在日记里有记录。如癸酉九月二十七日记“手冷未写字”，丙子闰三月十一日记因病“未工作”，十二日记“腰痛未工作”。若无朋友来访或家庭事务需要处理，他都要工作，包括应人之请作书画和临池日课。 日记中常见康侯之名。康侯为盛光伟长兄之次子，曾任24军军需，自号小壶，常向盛光伟请教篆法及治印。盛光伟曾在庚寅(1950年)致康侯数函，谈作篆与治印。此年署花朝日一函大略云：“石泉一章平正而无意味(即是太光之故)。但越�`石极可恨，总刻不出精神也。徽派阳文边与字同样粗细，即为合格。姑为另写墨模一纸，以备研究。至于习篆，能长写小篆(即泰山碑之类)，很好。偶尔一临鼎文，日久自有进境。”八月六日一函云：“写篆固贵平匀，既贵平匀，又贵生辣，然此功甚不易到。我近年方有生辣之笔，惜已太晚无进步矣。吾侄所临散盘铭增加奇险之气，火候到时，自能出色。”一函未记时间，略云：“篆字有秘诀二句：小篆要正而奇，钟鼎要奇而正。此次寄来四篇，小篆二篇手已渐稳，结构亦不错，惜笔画太细耳。钟鼎二篇，用笔不错，惟结构太整齐，所以觉得不像鼎文笔意耳。当细心研究秘诀，再看钟鼎拓片，自有进境。”冬至日一函云：“凡写篆文，通篇不必一样大小，总要每一字精神团结，自然分开合拢，均看不败。钟鼎文尤不宜太匀，然又须通篇贯气，故近代少名家耳。”十一月二十三日函云：“……所以难于揣摩间架也，以后仍宜先定界格，然后落笔，方能分别何体篆字，用何体间架，自无淆混之弊矣。”这些见解既切合康侯治印习篆的具体情况，又指出治印习篆的一般规律，是其多年来经验的总结，值得揣摩寻味。庚寅日记七月七日，九月二十六日，八月一日、二十六日，十一月五日，都记载了康侯到其舍问治印及篆法的情况。其时成都解放已近一年，各项运动正在酝酿，而叔侄仍讨论艺事不辍，足见艺术之移人情性。盛光伟子侄辈中，除了康侯外，幺女馀泽(字慕萦)能承其书学，少有书名。她的书法笔意蕴藉而颇见骨力，能得其父之神。据说她有时为盛光伟代笔，其家属还保存了她的作品。 盛光伟以书名世，但也能画山水，有时也作画以应人之请。如丙子闰三月二十一日记“画山水一幅，未就”。五月初二记“杨伯永来，……又以包弼臣山水屏四幅借我临摹”。五月二十一日记龚圣羽“以本地潮扇一柄乞画”。(龚圣羽在《吴虞日记》中出现过，1930年8月28日当时的成都大学拟“请龚圣羽任昆曲”，大约是戏剧界人士。)六月十三日记“画温光熹折扇并龚圣羽潮扇”。(温光熹是当时一名佛教徒，居士。)十月二十二日记“起横披画稿一幅”。丙子年记求画及作画就是这几条。这年七月十四日还记下对冯灌父画作的看法：“遂仲来取黄秋侠十言篆联，并以广汉人冯灌父所画仿马远山水一幅，尚有古意。北宋画难脱匠气，此君能书能刻，故自不凡。”评价甚高。 前面谈到，盛光伟与律和琴社的袁朗如有交往，这是由于他也善于操琴之故。律和琴社是西蜀派的重要团体。盛光伟因行动不便，故未参加其活动。从日记看，他可能有较长时间未能操琴，其所蓄明代断纹琴因琴弦久绝，故先后曾借袁朗如琴和九妹的琴温习。盛光伟于丙子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邮寄买到琴弦，袁朗如还向他介绍东鹅市巷琴瑟斋卓希钟能上琴。卓希钟亦为律和琴社成员，能制琴，北京一古琴家李瑶所藏之柏木琴，即是请卓希钟用成都明代白塔旁遭雷火焚馀之柏木制成。但后来盛光伟大概是等待不及了，还是在他自己的指导下，让其子剑龙把琴弦安上了。十一月三十日记：“温《普安咒》一操、 《醉鱼》一操、《归去来辞》一操、又温《高山平沙》两操。均记不清，可惜也。”他能奏这些古琴名曲，亦可见其素养。十二月十五日记：“夜听中央广播台弹《洞天春晓》、《官音十八段》、《五大操》之一，手法沉着，音节古穆，惟杂音扰乱，听未曲终即停播矣。”可见他对琴曲的鉴赏水平颇高。 最后的日子 盛光伟日记第五十八册是他最后一本日记，所记从庚寅七月初一起，至辛卯二月二十日止(1950年8月14日至1951年3月27日)。这本日记记录了他最后一段生活，也提供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某些社会画面。 前面谈到，他的家庭经济来源主要是房、地租和他的书画润笔。成都刚一解放，他的这些收入就基本上断绝了。先是减租退押，己使他的经济大损元气。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开始了减租退押运动，这是土改的前奏。《条例》规定，“租额最高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的35％”，“废除押金制度”。庚寅八月十六日记：“今日开大会，宣传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政策必须彻底实行，望家家觉悟，人人转告亲友，断无丝毫通融也。”九月十六日记“区公所开大会，专为攻讦歪人”。十月初五记：“饭后有三人来催退押……闻沈子翼兄弟之鼎庐已经卖成，我家祸不远矣。”沈子翼为盛光伟三女婿沈子延之兄，曾任双流县知事。卖房是为退押，盛光伟由此联系到自己，故谓“家祸不远”。十月初六记：“葵赴公所开会，归来甚迟，为退押之事反覆重言耳。” 以后风声越来越紧。十一月初一记：“闻有人言，前日在少城公园，民众裁判数人，登时枪毙二人。”他于是加紧卖房，贱价出售。十一月初二记：“卖房一事，今日交毛定一百万，但比原价少米十五石，只得应允。”十一月初九记有人来“警告退押宜上紧，限内必须完清”。此日他并闻一地主“龚济侯(龚道耕兄)之夫人受逼不过，服毒自尽”，连呼：“可怕可怕!”但此时他要退的押金还未备齐，不得已致函“钟筠友、徐申甫、谢无量、向先桥诸先生，备陈退押困难情形，请共代陈主管机关，暂缓追呼，以便专心筹措”。钟筠友等社会贤达当时自顾不暇，此函寄出如石沉大海。日记所记他应缴退押百石，经多方筹措，至十一月二十三日凑成大部分，缴了九十四石，当日又缴四石，他叹道：“虽不足百石，可免罚款矣!” 前面谈到，他在丙子年有田地四十一亩左右，此后他是否又购有田地，并未见丙子以后日记；但他应退押百石，按此比例大致可以估算他在解放时田地的数量。成都体育专科学校有一教员郭思槐之父郭然明，在彭山凤鸣镇有田五百多亩，应退黄谷五百五十石。照此比例，盛光伟当时有田地一百亩左右。按照当时政策，他应划为地主成分。据日记，他的确被划为地主成分；但他似乎没有像其他地主那样受到斗争和高压。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在限期内基本缴清了退押；二是他有一个孙子敬福参军，他家成了军属，并发给“军人证明书”。十二月初二记：“今日请开明地主看戏，我家亦忝居来宾之席。�|孙代表，不胜荣幸。” 此时，他完全失去了润笔的来源，原来能买得起他的字画的有钱人，解放后都风光不再，无心玩赏字画，也没有了购买字画的财力。庚寅和辛卯日记都没有来求字画的记录。他虽有时仍作字画，但不过是聊以遣兴而已。同时他还觉得他来日无多，把自己多年的珍藏分送子侄，如庚寅七月二十五日记：“清理书架，欲付祖龙一炬。将《篆文孝经》一本、鹏升《印谱》三本、《钟鼎字源》三本、自临《碣石颂》一本，《老壶篆文稿》一本，送给康侯。”十二月初七记：“今日将文仇合璧手卷赠与幼怀，得其所矣。”文仇合壁手卷是文徵明、仇英作品合装手卷，最为盛光伟所珍爱；现在看来，应是国宝级文物。他觉得他家不能继续保有，遂赠与幼怀。幼怀是其幺女婿，时任昆明川盐银行经理。世事沧桑，这件文仇合璧手卷不知还在世间否? 他既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收入，生活过得十分窘迫。刚一解放，其子剑龙即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捕。他平时主要靠女婿接济，并经常变卖旧物以供开支，如庚寅七月十九日记左姨“买黄豆十斤，可谓天天打牙祭矣，未免暴殄耳”。八月二十三日记“卖锡器约七千元，药渣得四万元”。十月十八日记“旧书售出一百数十斤，每斤一百七十元，共得二万馀元，全家食肉一斤，即作牙祭”。当时肉价是四千二百元一斤，是不能经常吃的。十一月初二记“卖旧书三部，，得一千元，买橘子八枚”。十一月初九记“清点碑帖一捆，虽有魏唐碑亦不足惜，书估仍不接受，拟付祖龙一炬”。最令他痛心的是卖掉蓄藏多年的断纹琴，十月二十六日记：“旧藏断纹琴(小蛇腹断)销去一张，得人民币四万元。此琴乃桐城姚鹤田故物(自云可值八十金)，其子不能保守，光绪三十年以三十金质余处，全体破坏，民初二年请徐啸琴重修完善，不意今日壶道人亦不能保守，可叹可叹!”据蜀中古琴家王华德记载，他所藏各琴中有一张“纯阳琴”(底、面均是桐木，称“纯阳琴”)，从琴身断纹“大蛇腹”看，当是明代早期之物。此琴有“壶道人”光绪十六年题款。由此知盛光伟所蓄至少有大蛇腹断和小蛇腹断两张琴，看来他家都不能保守，先后售出了。大蛇腹断几经辗转，后被四川省博物馆收藏，也是物得其所了。 日记记到辛卯二月二十日毕。辛卯(1951年)这年，开始了土改。盛光伟的土地当然是被没收了，这对他是致命的打击。除了身体衰弱外，这大概是他无心再记日记的主要原因。这年秋天，他在抑郁中去世，时年八十。了解盛光伟的人都说，如果他能以达观的态度对待当时的运动，善自颐养，次年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立，他很有可能会被聘为馆员，是能够继续发挥他的书画才能，为新中国服务的。 盛光伟是位典型的士大夫。他个人的文化素养完全符合士大夫阶级的标准，诗文金石书画以及操琴，都精通。他所依附的士大夫阶级，与我们的新时代是格格不入的。这个阶级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但他所精通的艺事又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何继承发扬这些精华，似乎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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