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张渝 中国诗歌史上，如果说李白、杜甫是前排就坐的艺术家，那么，李商隐与杜牧就只能是第二排的人物。第二排的艺术家在艺术细节上未必输给第一排的艺术家。更何况“文无第一”，而且每个艺术家也都有自己的艺术特色。但是，艺术史是个文化场域。在这个场域内，一个艺术家能否前排就坐，除了个人的艺术才华以及艺术努力外，还有各种社会资源的综合考量，比如天时、地利；比如“既生瑜、何生亮”一类的困惑与喟叹。但我们不能因为李白、杜甫的存在，就无视李商隐、杜牧的意义。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张振铎就是一位类似于李商隐、杜牧的艺术家，比之于黄宾虹、齐白石等第一排的艺术家，张振铎的位置只能后移。但位置后移的张振铎却和李商隐、杜牧一样，有着自己不可取代的艺术史意义。 作为第二排就坐的艺术家，张振铎的艺术人生很少前排艺术家的风云激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张振铎的艺术人生中并不缺少壮游的经历。因为早在1943年，他就和赵望云、关山月结伴西北写生。但这种壮游西北的经历并没有改变他慢走清秋的追求。在潘天寿的霸悍和张书旂的粉艳之间，张振铎最终形成了自己富艳精工的艺术风格。 历史上，心急到几乎拍案而起的李贺，写下了“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诗句，可歌可泣。然而，细读原诗后两句“请君登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突然发现，李贺之所以如此焦急，是因为他觉得仅仅作为一个书生，很难像图绘在凌烟阁上的武将那样封侯。至此，恍然明白，历史上很多“壮怀激烈”的诗句，往往是“急功”的写照。而可以或说有足够条件带“钩”的张振铎，却有意无意地放下了可以助其封侯的“吴钩”，终其一生的“若个书生”。 不要忘记，早在1938年春，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张振铎就已经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可是，他春天去的延安，夏天就回老家浙江了。时间之短，离去之速，有些不可想象。假设他当初在延安留下来，如石鲁、古元、蔡若虹等人那样留在延安，那么，今日艺术史上的张振铎或许会是另一种形象。但他没有留下。 其实，即便没有在延安留下，张振铎也完全可以凭借1932年，也就是他25岁那年成立的“白社”而走红一个时代。因为“白社”五个成员中的其他四人（诸文韵、潘天寿、吴茀之、张书旂）都是声名显赫艺术家。即使是他的学生，比如吴冠中、汤文选、于希宁等，也都是名闻天下的艺术家。但张振铎还是放下了“吴钩”，踏踏实实地做着教书先生。研读张振铎艺术年表时，我看的了他不止一个的人生拐点，却都没有“转型”成功为世俗意义上的艺术家。至始至终，他都是一介书生。不同的只是逐渐从年轻时的学生转换为年长后的先生。 严格意义上说，张振铎不是开宗立派的艺术家。虽然有“南张（张振铎）北李（李苦禅）”的说法，但依旧不能说张振铎在艺术上“结北开南”。在同为“白社”成员的潘天寿的霸悍和张书旂的脂粉间，张振铎不是没有左右为难的尴尬——向左是潘天寿，向右是张书旂，但更多的时候，他的创作还是左右逢源。他的作品在潘天寿和张书旂之间，走出了一条属于他个人“富艳精工”的艺术之路。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作是他小得不能再小的《黄菊》一作。如果我们在《和平颂》《樱花鸟石》中还能看到张书旂式的脂粉；在《松树》《九重葛》中可以发现潘天寿的霸悍，那么，在《黄菊》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中，比如《卓立》《端阳佳品》《蝶恋花》《青纱帐》《美人蕉》《柴鱼》《鱼鹰》等，就完全是张振铎自己的艺术创造了。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张振铎在艺术史上不被人重视的那种脱胎换骨的能力。那就是如何在潘天寿和张书旂这种个人风格极其鲜明却又与自己贴身很近的艺术家中拓展新路的能力。必须指出的是，能在左右为难的文化情境中，化“难”为“源”，进而左右逢源的艺术创新，正是中国传统文论强调的从文本上转益多师的创造功夫。因为古人学问一直存在两种路径。第一条是从文本上做学问，所谓“读书破万卷”，讲究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第二条是行万里路，搜尽奇峰打草稿。这两条学问路径，张振铎都有，但偏重文本。 较之于潘天寿式的孤峰独峙，张振铎的作品更多房前屋后的“家常”。他不是在古树老林、深山大野中讨生活，而是如一家之主在房前屋后种草养花那般自得其乐。“男儿吴钩”类的豪情被居家的富艳精工所取代。他崇尚的不是“在路上”，而是把所有“在路上”的一切都背在背上回家。基于此，张振铎的作品在富艳精工中充满了对于安稳、自然、自在的期许和向往。 由于是五位画家，而“白”字的笔画数是恰好是五，所以诸文韵、潘天寿、吴茀之、张书旂、张振铎五人结社后，就以“白”字为名，是为“白社”。作为“白社”最年轻的社员，张振铎不仅不是开风气者，而且某种程度上还是跟风者。但是，张振铎的独特在于，他能在早期的所谓跟风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风范，并最终成为风尚可范的一代名师。这就难能可贵了。 不仅仅是艺术史意义上的画家，作为艺术教育家的张振铎同样意义深远。所以，潘公凯在《百年振铎画集》的序文，题目就是“执着一生，繁花似锦”。这既说他的创作，也说他的育人，挂一不漏万。而我只想漏万挂一地说一下自己心中那个放下“吴钩”，却同样堪为翘楚的张振铎：一个放下了天地，却放不下书生身份的艺术家。张振铎的艺术史意义，不在于俗世的进取，而在于内心的回归。在他回归的内心里，我看到了生命的丰盈和自足。套用一句话，即使低到尘埃里，也要开出生命的花。 2018-9-1 作品展示  丰收1964年  和平颂1954年  黄菊1979年  九重葛1973年  美人蕉1975年  青纱帐1975年  唐菖蒲1961年  一唱天下白1981年  樱花鸟石1958年  雉鸡197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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