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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合曲村、琉璃河遗址发现的陶范以及上述两组纹饰特殊的铜器群，可以说明在燕国和晋国附近，应该存在铜器生产中心。当然，有区域性铜器生产中心存在，并不是说诸侯国所见的铜器都是在当地生产的。目前从青铜器形制、纹样及铭文来看，也能看到诸侯在宗周参加相关的仪式之后，在当地订制铜器，之后再运回诸侯国的例子。
近年发掘的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M2出土一件荆子鼎，通高20.9厘米，重1.6千克。铭文为：“丁巳，王大
荆子鼎是商末周初常见的分裆鼎，器身的兽面纹以柱足为中轴对称分布，这种分裆鼎及纹饰构图方式在晚商到西周早期的铜鼎中都很常见。比较特殊的是，荆子鼎的兽面纹为分解式，尤其是兽面的耳朵上带有小的花瓣形纹样，是非常少见的装饰手法。形制及纹饰与荆子鼎极为接近的器物，有现藏日本泉屋博古馆、传出自北京城外的燕侯旨鼎[31]和西安文物保护中心从该市废品回收站征集的臣高鼎[32]。 燕侯旨鼎，通高20.4厘米，重1.9千克。铭文为“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赏旨贝廿朋，用作姒宝尊彝”（《集成》2628）（图八，2）。臣高鼎，通高20.9厘米，重1.3千克。 铭文为“乙未，王赏臣高贝十朋，用作文父丁宝尊彝。子”（图八，3）。
图八 形制及纹饰相同的三件铜鼎及其铭文 1.荆子鼎 2.燕侯旨鼎 3.臣高鼎
这三件鼎，形制、纹饰极为接近，应该是由相同的陶模翻制的陶范生产的，但为何三者的尺寸、重量略有出入，也应该进行说明。三件鼎中，燕侯旨鼎最重，是因为器口有一部分经修复[33]； 臣高鼎最轻，是因为一足上端的器壁有残破[34]。另外就是生产铜器的时候，每一件铜器都有独立的陶范，铜器器壁的厚度，是由合范时范、芯之间的空腔决定的，工匠也不能保证每次合范时芯、范的间距完全一致。因此，同一作坊生产的同一批次的器物尺寸和重量略有出入，是正常的事情。 从上述三件鼎的铭文来分析， 并不能看出它们是在哪里生产的。但是我们把荆子鼎和保尊、保卣的铭文系联之后，可以推断荆子鼎和燕侯旨鼎应该就是在宗周的作坊订制的。在随州叶家山墓地座谈会上，李天虹指出，荆子鼎和保尊的铭文可以系联[35]。之后，李学勤[36]、于薇[37]、黄锦前[38]等学者根据铭文的历日及记述的事件，详细论证了荆子鼎与保尊、保卣中涉及的荆子、太保以及东国五侯， 应是同时参加了周成王举行的一次大型典礼。
保尊和保卣（《集成》6003、5415）铭文为：“乙卯，王命保及殷东国五侯，
图九 保尊（左） 和保卣（右）
为了明了一些，我们将相关的月份、月相、干支、史实及器物整理成表一。
表一 荆子鼎及保尊、 保卣所记相关史实
这几天发生的事件梗概大体如下。 二月既望乙卯，是周王会合四方诸侯举行13祭的日子，太保（即召公奭）参加了周王殷见东国五侯的典礼。到了第三天丁巳，周王继续举行祭祀大典。第四天戊午，荆子受到了赏赐。第五天己未， 周王继续赏赐了众多的方伯。殷见东国五侯和蔑历荆子时间上的差别，或许反映出东国五侯和荆子是按照等级的高低来接受殷见的。 与荆子鼎极为相似的燕侯旨鼎铭文提到“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说明是旨成为燕侯之后，第一次返回宗周朝拜周王。甚至不排除，燕侯旨参加的这次朝会，就是上述荆子鼎、保尊、保卣中记载的那次周王举行的典礼。 无论怎样，燕侯旨鼎、荆子鼎、臣高鼎，它们的形制、纹饰如此接近，显然这些器物应是同一作坊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的产品。由于燕侯旨鼎和荆子鼎铭文都记载他们分别从燕、楚两地到宗周朝见周王，臣高鼎铭文则记载臣高受到了周王的赏赐，那么这三件铜器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宗周地区的铜器作坊订制、生产的。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形制、纹饰极为接近之外，燕侯旨鼎、荆子鼎、臣高鼎的铭文书体并不完全相同。从常理分析，在青铜器上制作铭文， 需要有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人参与铜器铭文的制作； 或者顾主至少要给作坊提供一个成熟的文本，然后由生产者转录在铭文模上。从形制、纹饰来看，这三件鼎应是同一作坊相近时间内的产品， 铭文书体不同， 推测是铭文文本的提供者不同抑或是分别由作坊内不同写手书写的缘故。
四
以上通过三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尝试对西周早期铜器的生产和流通进行了例证说明。 在宗周地区订制的铜器应该是在王室控制的作坊生产的。 而从上述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知道西周早期的晋国、燕国应该存在区域性的铜器生产中心。 前述北伯卣与燕国的铜器相似，出自曲村墓地的霸伯簋和晋侯簋的纹饰接近，而霸伯簋与大河口霸国墓地[40]有联系。 从地理位置来看， 发现北伯卣的易县涞水与琉璃河燕国遗址距离较近； 晋国与霸国的距离也不远。这两组例子反映出这些区域性的铜器生产中心的产品似有一定的覆盖范围。这些区域性的生产中心，是在周边的诸侯国控制之下，还是在王室的控制下，也需要讨论。
目前琉璃河燕国墓地[41]和曲村晋国墓地[42]出土了大批西周青铜器，绝大多数铜器的造型及纹饰都与丰镐、洛邑等地出土的铜器完全相同。上文中两组与燕、晋两地有关的带有独特纹饰的铜器，其造型又与典型的周文化铜器全同；而且这两种独特的纹饰，也都是典型周文化铜器纹饰的变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这些区域性生产中心在创建的初期，与周王室在技术、资源等方面的支持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周天子与燕侯、晋侯这些姬姓封臣，是大宗与小宗的关系，而且周天子是全国最高的宗子。从目前成组的铜器铭文内容来看，大宗对铜器的制作、分配、使用，至少具有名义上的主导权[43]；如果考虑到王室对铜器资源的控制性，青铜器与政治、祭祀等重要事项的特殊联系，那么这些区域性生产中心也应该是在周王室的直接控制之下。此外，整个西周时期，在相当大的一个区域内，青铜器的整体风格以及演变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这种现象能从侧面反映出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生产应有高于各个区域的力量在进行主导。很明显这种力量不是来自个别诸侯国，大概只有王室才具备这样的控制力。所以笔者倾向认为，与西周王朝有统属关系的区域内的铜器生产中心，多数应该是在王室控制下，其性质可能和后代的工官相近。 从荆子鼎和燕侯旨鼎的铭文来看，诸侯朝见周王受到赏赐后，就地在宗周订制铜器。个别铜器的铭文也能反映出订制铜器需要支付费用。这种就地订制铜器的行为，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如果带有消费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王室回笼部分举办大型朝会的开支。遽伯睘簋的铭文记载“遽伯睘作宝尊彝，用贝十朋又四朋”（《集成》3763），李学勤先生认为“用贝十朋又四朋”是记录了这件簋的造价[44]。这件簋的铭文为铸铭，很明显是在预订阶段就知道价格后，才能把造价也写在铭文中并浇铸在铜器上的。由此可知，在订制铜器之前，至少要和生产作坊的管理者沟通，按照订制产品的规格支付相应的费用。这些王室控制的作坊内生产铜器的盈余，自然也会是王室财政收入的一部分。 综上，从政治、经济、宗法制度及文化发展脉络等方面考量，区域性的铜器生产中心，也应处在王室的掌控之下。这种区域性铜器生产中心的存在，既对丰镐、洛邑等全国性的生产中心主导的铜器资源配置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同时也加强了王室和诸侯国的联系，甚至还可能是王室财政收入的一项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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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贶）六品，蔑历于保，赐宾，用作文父癸宗宝尊彝，遘于四方
王大祀，
于周，在二月既望”（图九）。上述铭文中的“四方
”指四方诸侯的会同，是朝见周王的盛典[39]。之所以说保卣、保尊与荆子鼎铭文中记述的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首先，从形制上看，保卣、保尊与荆子鼎都是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的铜器。其次，
保尊、保卣铭文中的“遘于四方
王大祀，
于周”，与荆子鼎铭文中的“丁巳，王大
”明显都涉及周王的一次
祭。这是目前西周早期偏早阶段铜器中仅见到的三例
祭的资料。再次，荆子鼎铭文中提到周王赏赐了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