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忠，关羽对于刘备和以刘备为核心的集团确实十分忠诚。至于讲到关羽的义，也是很动人的。第一表现在对于与他结义的刘备上，可以说从结义直到战死，他始终忠实，至死不变。第二表现在他对曹操的态度上。关羽如此显赫？如此得人心？应该说这不是偶然的，其关键就在于他代表了一种道德精神，代表了忠义。中国的人民群众最需要忠义，最欢迎忠义。
关键字：忠；义；关公
在我国台湾秀美的日月潭湖畔，最巍峨宏丽、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恐怕要算文武庙了。庙里供养的神祇，除了被历代中国人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而外，关公，也就是三国时代的关羽也赫然列于其上，被人们并称为文武圣。其实何止是在台湾，在中国的许许多多地方都有文武庙、关帝庙，供奉着无数的关公像。甚至可以说，除了读书人外，普通人供奉关公的比孔子还多，君不见那些大大小小的商店、饭馆店堂里，不是到处矗立或悬挂着那个丹凤眼、沃婵梅，面如重枣，身披着绿袍的美髯公像吗？大家知道，中国文化向来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人们尊崇偶像也总是道德超过了宗教、美学等含义，尊崇关羽也首先不是要乞灵于他的神力，而主要是崇拜他的伦理道德。那么，中国人通过崇拜关羽所表明的道德意愿，他们所肯定的道德内容又是什么呢？显然，那就是忠、义。关羽死后不久，曾被封存为“忠义侯”，在中国人眼里，关羽就是忠、义的代表。 说到忠，关羽对于刘备，和以刘备为核心的集团确实十分忠诚。自从与刘备在涿州结拜之后，他同张飞对于刘备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即刘备——引者注）周旋进退，不避艰难”1。就是说，他们之间既有君臣之义，又有兄弟之谊。最感动人的是，他被曹操俘虏后，刘备逃归袁绍。此时，尽管曹操待他礼之极厚，先拜偏将军，后以斩颜良之首，破白马之围而被重加赏赐，封为漠寿亭侯。但是他始终忠于刘备，不肯留在曹操那里。他对前来探询的好友张辽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中不留。”果然，在知道刘备的下落之后。他“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入漠以后，他镇守襄阳、荆州，屡立大功。一直到最后战死，其志终不改变。元明时期的口头文学和据此而形成的《三国演义》，更是着力渲染关羽的忠义，除了用曹操、关公之口一再言说之外，还加添了曹操赠战袍、做髯囊、送赤兔马，“小宴三日，大宴五日”等恩遇，以及关羽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等故事。 至于讲到关羽的义，那也是很动人的。第一表现在对于与他结义的刘备上，可以说从结义直到战死，他始终忠实，至死不变。第二表现在他对曹操的态度上。虽然他不肯弃刘降曹，却也对于曹操的优待知恩图报，表示“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他的确是在为曹操立功之后才离开的。后来的小说中还演释出赤壁之战后，华容道上他义释曹操的故事。第三表现在他能义释老将黄忠，赢得黄的好感和信任，并最终收服了黄。《三国演义》曾借“后人之诗”赞曰“挂印封金辞汉相，寻兄遥望远途还。马骑赤兔行千里，刀偃青龙出五关。忠义慨然冲宇宙，英雄从此震江山。独行斩将应无敌，今古留题翰墨间。” 自古至今，圣者贤人、英雄豪杰可以说成千上万，为什么只有关羽如此显赫？如此得人心？应该说这不是偶然的，其关键就在于他代表了一种道德精神，代表了忠义。中国的人民群众最需要忠义，最欢迎忠义。既然关羽的道德品质集中地体现了忠义，那么他自然也就成了最受欢迎的形象。然而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发问：在中国古代的传统伦理道德中，规范准则至少也有一二十个，为什么偏偏忠、义这两项如此受到钟爱？人民群众为什么特别需要忠义？ 如果我们留心一下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传统伦理道德，从周秦到清朝，虽然几千年没有发生大的、整体的、本质性的改变，但是小的、局部性、悄悄的变化却是有的，这个变化的转捩点虽然并不明晰，但其发生大致是在唐宋之间，从忠、义这两个规范的命运来说也是这样，它们被特别重视并非自古而然，大约也是在唐、宋以后，特别是在明清时期，而关羽命运的特别走红恰恰也是在这段时期里。那么，究竟在唐宋年间中国的社会历史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才引起这种伦理道德的变化呢？ 我们知道，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裹，隋唐是前期向后期过渡的转捩点。尽管封建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阶段矛盾的变化，也发生了部分质变。例如，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上看，这个时期的农民们对于耕地取得了相对的占有权，或者说是“永久使用权”，这样一来，耕地好像是自己的，劳动兴趣大为提高。从政治上看，这个时期庶族地主逐渐取代了依靠宗法血缘关系的门阀士族，成为主要的统治势力，“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明清之际，更出现了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城市愈益繁荣，商人和手工业的空前活跃的新局面，这些变化自然也诱发了，或者说伴随着伦理道德的变化。这个时期内，我国伦理道德发生的新变化，简单说来，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普及化和平民化。 首先，由于取士不问阀阅，庶族地主子弟，甚至农民子弟都可以通过科举的道路走上仕途，正如《神童诗》所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样一来，学校教育就得到了极大的普及。不但著名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大书院蜚声宇内，就是最普通的三家村里也几乎到处都有学校。不但大的家族会延聘儒师教子弟办学，就是贫寒子弟也往往附在别人的私塾里读书。教育的大普及自然也带来道德的大普及。课堂上教授的五经、四书不啻是伦理道德的课本，而此时大量出现的各种童蒙读物中也充斥着伦理道德的内容，甚至民间流传的戏剧、词曲里也无不渗透着伦理道德说教。如果说以前的伦理道德住住停留在士族、官僚等少数人那里，唐宋时期则已深入到广大的民间，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心里。 其次，唐宋以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已经使贵族失去了往日的权威，人们的出身、身份不再像过去那样决定一切，用刘禹锡的诗句说，就是“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伦理道德方面看，也不再具有强烈的等级身份性烙印。譬如孝，在唐玄宗时强调的《孝经》之中，对于地位等级还区分得很清楚，什么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庶人之孝，如此等等，到了后来就不那么强调了，司马光的《家范》中，对于《孝经》作了大量阐发，邓淳编的《家范辑要》中，对于孝的道理讲得也很详尽，却再也不区分不同身份的人之不同的孝。不管是什么人，都要孝敬父母。也就是说，在道德方面是人人平等的；道德对于不同人的要求也是平等的。 忠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平民道德的身份和资格登场，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伦理道德规范和道德精神的。诚如上述，忠义自古就有，关羽曾被封为“忠义侯”，唐初的《贞观政要》中也多次讲到忠义。例如，唐太宗表扬过曾经忠于隋朝代王杨侑的姚思廉的“忠义之风”，表彰过隋代河东守将尧君素“固守忠义”，说来说去，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克终臣节”，即忠实地履行臣子对于君主的义务。这里仍然是在下者对于上者的单方面的义务，仍然具有身份性的烙印。但是到唐宋以后，忠义已经不再限于君臣，不再限于知识分子，它已成为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具有的道德，忠义对于所有的人要求是一样的。 忠就是“尽己之谓也”，全心全意、尽心竭力地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办事。义就是“行之所谊”，即按照“应当”、“应然”去办事。可以说，前者是指内心，后者是指外在行为；也可以说，前者是处理上下级、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规范，后者是处理同一等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经一纬，构成了一个普通人处理外在于家庭、家族的社会道德关系的完整体系。 以忠义为主要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的道德，至少有两点与以往的道德不同：第一，它虽然并不反对孝，却又不再局限于孝，这表明，由于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大，人们的眼界开始从狭隘的家庭伦理、家族道德中解脱出来，更多的关心自己生活的集体和社会；第二，这时的忠义，已经不再具有血缘和身份性的含义，而是包含着一种平等精神（当然仍有等级的差别）。即以忠而言，它已不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关羽忠于刘备、李逵忠于宋江，原因在于刘备、宋江能够以骨肉同胞之情对待关羽、李逵，更由于刘备、宋江所代表的整体利益符合关羽、李逵的个人利益。他们确实是“同气连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比专制主义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上下关系，是一个极大进步。至于义，其范围更是扩大到一切社会阶层之中，不管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关系密切的还是不密切的。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忠义这种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的提升，都是一个人道德的进步，历史的进步。 忠义这种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积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调整了人们的各种关系，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在忠义的思想影响下，许许多多各种不同的人能够团结在一起，形成一种力量，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例如，一百零八个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好汉，聚义在梁山泊，动摇了宋朝的封建统治。而像梁山泊这样的以忠义思想团结起来的农民革命队伍，历代不知有多少。又如，不知有多少个店铺、商帮，在忠义思想的支配下，建立和发展起来，开拓自己的事业。我国历来庞大的手工业和商业往往就是依靠这种方式、这种力量成长壮大起来的。这类工、商业组织，直到现在，海外也还有。可以说，中国千余年来，各阶层、各地区的人民，往往是在忠义思想的指引下，锄强扶弱，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维护正义，相互支援，相互帮助，这种精神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有一种意见认为忠义这种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太过于狭隘，可能导致“封建性、落后性、愚昧性甚至残酷性的哥儿们义气”。如，《三国》中的关羽、张飞为忠义而盲目复仇，导致了严重的失败；《水浒》中的李逵等人，在江州劫法场时野蛮杀人等。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忠义这种道德规范或伦理精神自身，它们都是美好的、珍贵的，而在于这些英雄们自身的品德结构不够完整，他们只有忠义，只懂得忠义，而缺少一个更根本的东西，即“道”，也就是品德结构的核心。 所谓“道”，就是道德主体自身的道德宗旨，它是道德行为的方向、母的，是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有了“道”的指导，对于“义”的把握和运用就会恰当适度。历代儒家对于这一点比较清楚，他们在坚持义的同时，更注意“仁”，事实上这就是一种“道”。孟子反复讲“仁”是“人心也”， “义”只是“人路也”。 “仁”是人之“安宅”， “义”只是人之“正路”，就是强调品德结构中的这个“道”。刘备、宋江这些人，由于具有一定的“道”，他们懂得一点“仁”，所以他们就能够站得更高些，使那些只懂得忠义的人为己所用。当然，所谓的“道”在一定程度上还不止是个道德问题，还可能包括哲学问题、政治问题等。另外，“道”本身也有个层次问题，由低到高，可以具有若干不同的层次及境界。总之，忠义是个好东西，但是只有它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提升，必须得有更核心、更根本的“道”来指导。要搞清楚应该对谁忠义，如何忠义，忠义到什么程度。过去的关羽和李逵等英雄，只是对某个人或某个小集团尽忠尽义，所以比较狭隘。孙中山先生有了更大进步，他提出“为主义而奋斗” ，这个讲法很好。主义者，主要之义也，根本、核心之义也，这也就是“道”。孙先生的“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或者说是民主主义，他主张在“主义”的指导之下，充分发挥忠义精神，例如他说：“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国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不是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他要求：“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关于“义”，孙先生也讲过不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道德，也需要忠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事业，这些难道说不也是“忠”？也要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这些难道说不是属于“义”？这类优秀品质我们能丢掉吗？这种忠义精神现在不是多了而是很不够，我们需要大力提倡和发扬它。当然，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的道德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在这个前提下发扬忠义精神，就不会出现错误。 中国人民需要忠义，赞美忠义，因此，人们也会永远怀念关公！ 作者介绍：陈瑛，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责编：张晓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