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静安轩书画院院长 韩宁宁
二、行书的流行，打造了中国书法史上万古流传的几座丰碑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汉字也几经演变逐渐趋于规范，衍生筛选淘汰定型了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五种字体。这几种字体的结构体势不一，又造就了众多的书写方法。因书写方法的不同和实用与审美的变化，这五种字体并非齐头并进，而是此起彼落，各领风骚数百年。如秦以前是篆书辉煌，汉以后就是隶书，楷书从魏晋到唐，时有不景气的时光。唯有行书自产生以来，因基于实用与审美，更基于能用线条的形式来任意挥洒自我的心境，故始终受到各个阶段书家的喜欢，形成长久的生命力。
1、交流的实用性，使行书成为古往今来最受欢迎的书体
文字是一种工具，是用来记录语言、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字首要功能都是满足实用。从汉字起源和造字的六种方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来看，都是运用线条来对对象进行概括性的模拟写实，带有明显的经验性、直观性和衍绎性，是源于生活、表现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当字体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定型，规范化的原则基本确定后，实用性的高低和美观与否就决定了书体应用范围的大小。在定型的五种字体中，篆书还是繁化的线条，隶书和楷书虽然使线条得到了净化，但写起来一笔一画端端正正速度很慢，而草书虽快却又不容易辨认。在没有印刷体都是手写体的年代，兼有楷书易于辨认和草书便于快写双重优点的行书，自然成为日常笔札函牍中书写用字的理想书体。因此，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概括说：“真则端楷为本，作者不易速工；草则简纵居多，见者亦难便晓。不真不草，行书出焉。”正因为行书具有最简练的方式和最强的表现力，在实用性上远远优越于其他的字体，所以从它产生开始就受到众人的青睐，成为书法史上群众性最强、发展最快、名家最多的书体。
2、形式的自由性，使行书成为书法字体中风格最多的流派
形式是指事物和现象的内容要素的组织构造和外在形式。行书的形式就是笔画、笔法、结构、墨法、章法以及与人的情感之间构成的线条艺术形式。行书的特点决定了它在用笔、结体、章法上变化无穷，是自由度最大、包容性最强、兼容性最广的书体。
首先行书在结体取势上，构形与笔形都具有跨度大、变体多的特点，自由变化的空间就显得十分广阔。书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或综合运用不同的方法来结体取势和变化取势。可以沿袭楷书，取之端庄与雍容；也可借用部分草书，取之狂放与灵动⑥ 。其次行书用笔灵活，同样的点画写法不大受约束。可以沿袭楷书，也可以改变楷法；可以借用草书，也可以随机应变；可以简笔连画，捷如闪电，也可以笔断意连，轻如飞花；还也可以连绵用笔，重如崩石。等等呈现千姿百态，各显其妙。第三行书的章法布局可纵横起伏，有散星式、跳跃式；可参差错落，有错落式、竹节式；可上下连茹，有红线穿珠式、乱石铺路式；可左右映带，有游蛇式、摇摆式等，能变化万端而无穷。因此，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趋变适时，以行书为要”。
行书还具有紧贴其他书体的特点。“似真而兼乎草者，行真也；似草而兼乎真者，行草也。”（《书法雅言》）“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纵于真，草行近草而敛于草。”（清代刘熙载）行书的这些特点，给了书写者广阔的空间，使书写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韩愈）可以充分尽情地表达出来。因此，历代书家几乎没有不喜欢它的，且极尽变化之能事。因审美情趣、各人技巧、艺术功底的不同，也因文化、知识、思想意识形态的差别，从而形成了“二王”的、“颜公”的、“苏轼”的等等艺术风格最多的流派。
3、艺术审美的大众性，使行书成为表现中和之美的最高艺术
书法艺术是线条艺术，既是书法家“有诸于中而形诸外，得于心而应于手”（晁说之《书法考》）的情感表现，也是书法家“为书之体，须入其形”（汉?蔡邕在《笔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再现。
它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历史长河中艺术的辉煌反映出来的不只是传统文化的审美，更多的还折射出人格心灵世界和“字里有乾坤”的艺术哲学。而这种审美观和蕴含的哲学，主要是受孔子的中庸之道和老庄的自然之道的影响。以孔子的中庸之道为代表的儒家，追求的是不走极端，不偏不倚的“中和”境界，旨在社会矛盾激化中寻求和谐的旋律；以老庄的自然之道为代表的道家，提倡的是道法自然，追求的是摆脱功利、顺应自然的“和谐”之美。而行书最具有这两者哲学思想的美学素质，并体现在一体中。
行书中和了楷书与草书之优点，兼用楷书和草书的笔形。既比楷书率意潇洒、生动活泼、笔法流动自如、体态变化多端，又没有草书那么放纵难识，在行云流水间，将笔画、笔法、结构、墨法、章法等要素，通过不同的结体取势、章法布局、笔法变化而达到“不偏不倚”“欹正相错”“寓平于险”“寓险于平”的境界。这种境界，呈现出的不只是感官上赋予人们的美感，更是一种民族的审美观念。这种观念，因切合儒与道哲学思想而被广泛认同与接受。从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轼的《寒食帖》、王珣的《伯远帖》，到王献之的《鸭头丸帖》、杨凝式的《韭花帖》、柳公权的《蒙诏帖》、欧阳询的《张翰思鲈帖》、米芾的《蜀素帖》、黄庭坚的《松风阁诗帖》、李建中的《土母帖》，无一不是呈现这种美感的经典之作。在流传下来的这些名帖中，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与审美取向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⑥孙过庭的《书谱》云：“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草以使转为形质，点画为性情，行书则二者兼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