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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成具备高超军事才能，治军有方，英勇善战，为太平天国后期“续命”贡献极大，这是他的功劳和长处。 但陈玉成性格急躁耿直，处理复杂人际关系不当，清廷大员袁甲三（袁世凯叔祖）称其“平日暴戾恣睢，与江南各逆积不相能”，用白话讲就是平时爱发脾气，跟太平军其他重要将领矛盾很深、关系很差。 比如为了救援遭湘军围困的安庆，陈玉成率部从湖北赶回安徽攻击围城的曾国荃，天京方面也派出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率部支援陈玉成，结果在车河被清军多隆阿部所败。 按理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陈玉成却大发雷霆，写信指责林绍璋“一仗没打就撤退”，还威胁后者“如果误了事找你算账”。可想而知，同为“王爷”的林绍璋、洪仁玕怎么可能对陈玉成有好印象。 结果，气呼呼的陈玉成带兵与洪仁玕、林绍璋会师后，联手再战也没打赢（洪、林二人肯定心里暗骂），只好退回桐城。据曾国藩所获情报显示，就因为这件事，搞得包括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李秀成堂弟）、章王林绍璋、干王洪仁玕在内多名太平军主帅都跟陈玉成不和，表面对他畏惧，其实内心恨得要死。 提到李秀成与陈玉成的关系，这里多说两句——以往史学界总讲两人关系很好，是战略合作的亲密盟友，实则不然。二者矛盾、分歧一直很大，1859年因为“天京变乱”余波未平（被杀的东王杨秀清的义弟杨辅清、杨宜清要干掉韦昌辉的弟弟韦俊），陈玉成竟然跟李秀成在和州一带大打出手，这场内讧造成数千人丧生，双方由此结下“梁子”。 后来（1860年）李秀成攻下苏州“小天堂”，陈玉成又专程跑到江南与前者商讨分一杯羹，李秀成当然不干，结果两人闹得不欢而散。最后还是干王洪仁玕亲自跑到苏州调停，答应将苏南重镇丹阳分给陈玉成才作罢。 1861年6月，遭清军围困的安庆已危如累卵，但李秀成却率兵先入江西、湖北收编归附的地方武装，隔江相望却无心恋战，很快前者便返回东线继续经略浙江，而对陈玉成发出的求援信置若罔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随后丢了安庆，陈玉成被洪秀全颁布“圣谕”革去王爵，他对此尽管愤愤不平，也只是觉得“天王”处事不公，并未往深处想。但实际上，陈玉成或许没有意识到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统治集团已不再把他当做“自己人”，而他最终沦为“弃子”的命运也由此注定。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太平军的战时通信问题。由于被清军长期切割包抄、封锁围困，太平天国统治中枢与各大战区、各主力部队之间的水陆交通和信息传达一直都不怎么通畅。 早在1853年太平军鼎盛时期发动的北伐战役，其失败的一大原因就在于北伐部队与天京大后方的人流（援兵）、物流（后勤保障）、信息流（情报传递），基本上都被清军截断，导致北伐部队只能各自为战、孤军深入，苦战2年后最终于1855年5月底彻底失败。 而太平天国后期第二次西征（1861年）功败垂成，同样跟李秀成、陈玉成之间信息不通有很大关系。转过年来陈玉成被俘牺牲，实际上也和他的求救信遭清军截获、未能及时送达捻军及常州太平军主将陈坤书直接相关。 正是由于后援不继、孤掌难鸣，陈玉成才被迫在庐州陷落后率残部冒险投奔狡诈骑墙的皖北军阀苗沛霖，结果被后者一封信骗进寿州诱杀。 需要说明的是——苗沛霖早在当年3月就已暗中投降清军胜保部，而陈玉成虽也听到传闻，且多名部下都苦劝他不要相信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但在关键时刻陈玉成又犯了刚愎自用的毛病，没做进一步核实调查就于10月贸然前往寿州，结果直到被擒他才恍然大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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