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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牧甫（1849-1908），安徽黟县人，原名士陵，字牧甫，亦作穆甫、穆父，后以字行。晚年别署黟山人、黟山病叟、倦叟、倦游窠主。其父博雅能义，著存《竹瑞堂集》。先后又有蜗篆居、延清芬室等斋号。是篆刻“黟山派”开宗大师，晚清时期书画篆刻家。1908年，黄牧甫病逝家乡。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黄士陵出生在安徽黟县五都黄村一户书香人家。其父亲黄德华，字仲和，号印川，曾出任宁国府教授，喜诗文、擅书画、通文字训诂之学，著有《归田录》、《竹瑞堂诗钞》等多卷。由于家学渊深，耳濡目染，黄士陵自幼读书、写字、制印、绘画并举，更对篆学发生兴趣，八九岁即操刀习印，年未弱冠就已经在乡里成为知名人士。 黄牧甫自小就对篆学发生兴趣，八九岁即操刀习印。十四岁时，家园被毁，不久父母亦相继去世，从此失学。因生活所迫，曾随从兄在南昌开设照相馆十多年，籍以糊口，期间开始了业余的鬻印生涯二十八九岁时，他在南昌出版了《心经印谱》，不但表现出卓越的才华，更窥见他对明清印派的深入研究。黄牧甫闲章印谱。一八八二年，牧甫从南昌移居广州，就此很快结识了一班文人雅士，他的印艺也颇为很多官员所赏识。 1885年，由于将军长善及其儿子志锐等人的大力揄扬荐举，牧甫于八月到北京国子监肄业，主要致力于金石学。他得到了盛昱、王懿荣、吴大澄等名家的指点，扩大了视野，丰富了收藏，印艺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参加了重摹宋本《石鼓文》的工作。一八八七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澄在广州设立广雅书局，从事经史的校刻。吴大澄与牧甫有旧，便邀请牧甫参加广雅书局校书堂的工作，牧甫再次来到广州。从第一次来粤，住了近四年，到第二次来粤，一住便是十四年，牧甫前后在粤共住了十八年。他留传下来的大批印作，多刻于此时。一九〇〇年五月，牧甫离开广州回安徽。一九〇二年秋，牧甫又为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所邀，到了武昌，协助端方从事陶斋吉金录等书的辑著工作。一九〇四年，牧甫归老故里，从此不再复出，是年牧甫五十五岁。 在国子监期间，黄牧甫主要致力于金石学。北京是文物荟萃之地，又得从盛昱、王懿荣、吴大澄等名家问学，他不仅开拓了视野，而且多年的印艺实践在国子监得到了理论升华。光绪十二年（1886）八月起，黄牧甫以国子监祭酒盛昱之命摹宋本《石鼓文》。在北京三年，黄牧甫广泛研求周金汉石，转益多师，从中领悟“印中求印”的不足，而努力探索“印外求印”的途经，作品出现了新的意趣。黄士陵的篆刻艺术开始出现独特的风格，这时“黟山派”篆刻艺术的雏形已经呈现。研究黄氏的学者认为此阶段是黄牧甫篆刻艺术的蜕变期。 黄牧甫在广州停留了13年，经过长时期艰苦细致的探索，遍摹了古印和当时各名家印，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也由此而成为名重岭南的篆刻和书画大师，其篆刻艺术对当时的岭南篆刻发展起了很大影响，时人称为“粤派”。黄牧甫篆刻作品欣赏。研究黄氏的学者认为此阶段是黄牧甫篆刻艺术的创新期，徽州篆刻——黟山派也就是此时正式形成。 光绪三十年（1904），黄牧甫归老故乡，从此不再复出。回乡以后，黄士陵对篆刻艺术的研究，一直没有放松过。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开春，他还刻了一方『古槐邻屋』的印章。是年，清代印坛的一代宗师黄士陵逝世，享年61岁。 “黟山派”篆刻艺术创始人黄牧甫，治印最初受邓石如和吴熙载影响，以后日渐成熟，逐渐脱开某家某派风的约束，从古玺和商周铜器文字里推陈出新，为篆艺继承传统开拓了一条全新的路径。黄牧甫闲章印谱。特别是他突破了笼罩艺坛多年的皖、浙两大流派，创立了独具一格的“黟山派”，在徽州篆刻低谷之时脱颖崛起，在徽州篆刻衰竭之际独树一帜，使徽州篆刻走向第三个高潮。 在章法上，“黟山派”篆刻讲究疏密、穿插，仿佛匠心独运，又好似随手拈来，密字清疏，意趣横溢；大胆开拓篆刻取资范围，彝鼎、权量、诏版、泉币、镜铭、古陶、砖瓦、石刻等，都被溶铸到印章艺术中，使之作品不少带有鼎彝、镜铭等文字风味，看似平常，却变化无穷。黄牧甫篆刻作品欣赏在刀法上，“黟山派”篆刻大巧若拙、归真返朴，黄士陵改切刀为薄刃冲刀，完全遵照传统，执刀极竖，无异笔正，每作一画都轻行取势，猛辣刚健、洗练沉厚，每一线条的起讫，一气呵成，干脆利落，运刀气韵和线条的美感都非常强烈。 “黟山派”篆刻艺术还体现在印章边款的镌刻上，边款独具一格，以单刀拟六朝楷书款刻，沉厚而又棱厉，一如其书，或大或小，无不有笔有墨，大者每见沉雄，小者时露秀雅。更可贵的是，黄牧甫后期不少印章的边款是其子黄少牧所刻，其布局、刀法无不与其父形神略具。 傅抱石先生曾评论黄牧甫的印艺说：“我个人往往以为他的印，刚而有余，但变化不足以副之。若把书法作譬，他似是颜鲁公而绝非赵文敏；把画作譬，则密近‘院体’在‘马’、‘夏’之间，而不是石格与梁楷。黄牧甫闲章印谱。他的朱文胜过白文，他的小印胜过大印。他既能在细微处显出功力，又能在承转间芟去支蔓。任你如何的天禀，可以学徐三庚很快得名，然不能短期蹈袭他的步履。他的可贵在此！他的可敬在此！他的可惜，我看亦复大半在此”。 黄牧甫在广东的艺术活动，是他在岭南及东南亚地区异军突起，名声大噪的关键。他的许多作品，当时在岭南、香港、日本、东南亚各国，即被作为艺术珍品而收藏。奇怪的是，黄牧甫在其艺术成就极其辉煌之时，却悄然隐退回到家乡，不再以艺术作品面世。作为晚清印坛开宗立派、成就极高的艺术大师，黄士陵的隐退，无疑是中国金石书法艺术界一大损失。后世人一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促使黄士陵做出急流勇退的痛苦抉择？ 黄牧甫曾有“倦游窠主”的别号，也许是因为在外奔波数十年，身心交瘁，神思困倦，病体不支而回到家乡休养生息；也许是他在艺术创作道路上，遇到了某种难以突破的“极限”，而要突破这种“极限”，通向登峰造极，还须再下一番功夫，积蓄力量作最后冲刺。这从他回到家乡后，仍然勤奋学习，潜心于研究，或许可以得出判断。黄牧甫闲章印谱。西武乡关麓村一些老人回忆，据他们的前辈介绍，隐居家乡的黄士陵，闻说关麓村建造宗祠“世德堂”时，曾延请沿江一带有名工匠，雕刻了大量石雕艺术精品。黄牧甫一连十余天，每天清晨夹着草席，步行数里来到关麓村，屏神静气端坐在汪氏宗祠前，默默地临摹、揣摩。以黄牧甫当时的名气、声望，暮年尚能如此勤学，令汪氏族人无不感到钦佩，并以此策励自己的子孙后代。 黄牧甫的隐居，还可能与当时封建社会重功名、轻学术有关。黄牧甫在广东从事学术活动期间，作为巡抚吴大徵的幕僚，与当时两广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过从甚密。吴大徵曾劝黄牧甫捐纳为官，遭到黄牧甫婉言拒绝。黄牧甫篆刻作品欣赏。以黄牧甫当时的社会地位，和那些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如果肯涉足宦海，实在是探囊取物。但当官就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终生矢志的金石学术研究，在当官与学术研究两者之间，他毅然选择的是后者。 然而，在视功名为读书人终生奋斗的最高目标的封建社会，黄牧甫这种“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品格，很可能为世俗所不容，这样就有可能迫使黄士陵退隐故里，恪守自己的人生信条。 1908年，黄牧甫病逝家乡。作为清朝政府封疆大吏的两广总督端方送来挽联，联文为：“执竖椽直追秦汉，金石同寿，公已立德，我未立言；以布衣佐于卿相之间，富贵不移，出为名臣，处为名士。”挽联中透出这位权倾一方的清廷重臣，对一位潜心于学术的平民百姓的无限钦慕。 黄牧甫是晚清印坛影响甚广的篆刻大家。黄牧甫用光洁妍美的风姿，把汉印原来的面目重现于刀下，为后代寻索传统的玺印艺术，指出了坦阔的途径，并在长期的研求中，纳故吐新，创造了自己寓险绝于平正，峭拔而雄深的风格。黄牧甫闲章印谱。其治印的刀法、篆法和章法，不与人同，貌似平淡，但寓巧于拙，寓奇于平，充分利用平斜曲直、粗细欹正之间的矛盾规律，于平中见险，平中见奇，面目独具。 黄牧甫在篆刻艺术方面的成就，主要是不为明清流派所束缚，虽遍学各家，但入而能出，他以自己丰富的金石学的学识，与印艺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但把古玺艺术介绍于当代，同时将几百年来以烂铜印作为拟汉的唯一标准给予了变革。 在近代篆刻史上，黄牧甫篆刻的创作成就及对后世篆刻的影响，均可与吴昌硕相比臂。其开创的篆刻流派，世称'黔山派'。黄牧甫的篆刻重浑厚而特别强调秀劲、含蓄、深沉、幽默而耐人寻味。刀法上，他大巧若拙、归真返朴，在运刀的光洁中求锐劲之势；篆法则取金文并以极平实恬淡的气格出之；章法则着意于印面空间的有机的切割。黄牧甫印文安排，平整中寓巧思，刀法劲挺，光洁中见浑穆。 黄牧甫篆刻活动主要在南方，故当时湖、广一带受他影响的篆刻家很多。其中较著名的有李尹桑（1880--1945）、易大厂（1874--1941）、邓尔雅（1884--1954）、简经伦（1888--1950），乔大壮（1893--1948）等，他们的篆刻，大多是在字法上取金文或甲骨文入印并力求广博，章法上则重装饰并力求精致。其中易大厂、简经伦在古拙奇峭方面，有相当的出新与发展。 篆刻评价： 近代印坛，足当梁山旧头领者，允推黟山黄牧甫。牧甫篆刻初法邓完白、吴让之，中年以后，更以三代吉金文字入印，自成家数。门人李尹桑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清末印风颓靡，治印以残破为美，牧甫遂以平直光洁纠之，尝云：“汉印剥蚀，年深使然，西子之颦，即其病也，奈何捧心而效之。”恰如罗瘿公评语：“牧甫先生篆刻，古茂渊懿，峭拔雄深，无法不备，前有叔，后有缶庐，可谓印人中特绝者也。”黄牧甫篆刻作品欣赏。以篆刻成就论，牧甫应不在苦铁之次，而声名竟不能及，论其原因有三：牧甫虽年少于苦铁，而辞世甚早，作品流传未广；牧甫中年参张香涛幕，久客五羊，影响所及，未出岭表；牧甫弟子如李尹桑辈，天资有限，不能尽传师法。赞曰：黟山巨刃能摩天，不涉荒伧不涉偏。强把苍翁方牧甫，一时瑜亮难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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