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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来源：综合自朝花夕开 台湾著名节目主持人傅达仁长期以来一直遭受胰腺癌的折磨，前后花费300余万依旧没有好转。去年6月份，他终于不堪病痛，选择去瑞士执行安乐死。2月24日，其家人公开了傅达仁服药安乐死的最后画面，令人心碎。 早在去年6月份，台媒跟随傅达仁去瑞士录制他告别人世前的画面。对于即将来临的死亡，傅达仁显得非常平静，跟家人开心道别。 陪同傅达仁到达执行安乐死房间的只有他的家人，儿子一直紧紧的搂着老父亲。医生把一杯液体药物交给傅达仁，问他是否准备好，并嘱咐他要快点喝进去，傅达仁反问医生，要一口吞进去吗？两口可以吗？医生则说，越快越好，因为这种药非常苦。 虽然台媒报道称家人痛哭失声，不过画面倒是显示妻子非常冷静，不停抚摸他的背部，另外一位女士还在用手机录像，仿佛是在看着别人的悲喜。倒是他的儿子看起来眼红红，难舍难离。 医生嘱咐傅达仁，服下去之后，要大口的吐气。傅达仁认真听完后，还做了一次模拟练习。 傅达仁说了一大段告别语，最后一句话便是再见。 他先后喝了四口，最后一口一饮而尽。他的儿子泣不成声，连着对爸爸说：爸爸我们爱你，好，不痛了。 最后，医生又递给傅达仁一杯清水，他亦痛快的喝了进去。看到傅达仁喝完最后一口，家人都感觉释然，爱人郑贻为他鼓掌，大赞他好棒，黑衣家人为他鼓掌，最后倒在儿子怀中慢慢睡去的画面则没有曝光。 傅达仁生前一直推动安乐死理念，在24日的安乐善终促进成立大会上，遗孀郑贻谈起丈夫时表情平静。她说：我们家属很放心的是他走得平安，很喜乐。
台湾传奇主播傅达仁，是亚洲第一位安乐死的中国人。 在86年的生命里，他是篮球选手、教练，获得过台湾电视界的最高荣誉“金钟奖”。
年轻时，傅达仁身材高大又健美，凡事都是“冠军”，却在晚年时饱受胰脏癌折磨，暴瘦到只剩49公斤。 他在家人陪同下，前往瑞士执行安乐死，在吞下一口一口的药剂里，为自己的一生划下句点。
瑞士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在这里有专门执行安乐死的服务机构，只要你提供相应的医学证明，并且本人签署放弃生命的意愿书，就可以享受到安乐死的付费服务。 也正因为这样，每年都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到瑞士“寻求一死”。
前央视主持人李咏因癌症去世的消息在中国互联网引发讨论，也带出关于“尊严死”的相关话题 今年以来，多位名人明星因癌症离去，不禁让人重新把视线聚焦到“抗癌”话题上来。 而面对癌症以及它所引发的疼痛，人们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癌痛，即癌症疼痛，是癌症最显著的信号，也是最重度的疼痛之一。 但是，因为患者、家属以及基层医院对癌痛的忽略，很多中晚期癌症患者仍无时无刻不在承受这剧烈疼痛的折磨。 《三联生活周刊》曾刊登一组文章，描述癌症晚期病人发病时的真实感受。 一股灼烧的撕裂感在汪刚体内呈放射状游走，痛点遍布四处，隔几秒就疼下。 那是一种千刀万剐的感觉，有种掉进冰窖的无助之感。 最疼时，他想着挣脱掉四人环抱直撞墙面，以疼止疼。 但四人一直死死抓住满头大汗的他，直到两三小时过去，疼痛渐息。 疼痛有10个等级的划分，多数中晚期癌症患者的评级都可达到7级以上。 10级有多疼？ 王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一位护士长，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顺产生孩子和被开水烫，就是10级疼。” 但癌痛又不同于那些短暂疼痛，它实际上是一种慢性疼痛，如果不加治疗会越来越痛，对人的意志力是致命打击。 研究显示，有近25%的癌痛病人有严重抑郁症，是导致自杀倾向的主要动因。 傅达仁儿子傅俊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在父亲获知患胰脏癌的那一刻，就提出了安乐死的想法。 “父亲经过思考后告诉我们，他就算积极治疗，也只剩50%的生存机会，即便活下来，也只能一直躺在床上、失去自由，他不想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过得这么痛苦，他想要快快乐乐，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在台湾，安乐死并不合法。 虽然这个地区要推动“病人自主权利法”，病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放弃插管等人工延长生命的医疗行为。 傅达仁也尝试过，靠着止痛剂、吗啡减轻痛苦，可是，越到后期，使用止痛剂的剂量越重，而且，已经无法缓解疼痛。 “所以，我们举家去瑞士安乐死机构。”傅俊豪说，作为家人，当时，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但傅达仁对此却很坚持。
“经过安乐死机构人员和医师评估父亲的心理状态和病情后，我们依照他的心愿，在充满歌声的尊严屋里，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傅俊豪叙述了整个过程： 安乐死机构准备了两杯药，第一杯是止吐剂，第二杯是毒药，因为有时候让病人喝毒药，可能会吐出来。 所以，需要先喝止吐剂，喝完止吐剂，你都还是可以后悔，但父亲毫不犹豫，就这样喝完第一杯，再喝下毒药，我看着他一口、两口……然后，静静地躺在我怀里，闭上眼睛，渐渐失去呼吸心跳。 “父亲是亚洲第一位安乐死的中国人，我想他的离开，也带给大众一个讨论和反思的空间。” 人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吗？ 华人世界避讳谈死，但人最终会走到这一步，现在的医疗科技发达，若以人工插管延长生命，重症病患平均还可以存活5到7年，活着从来不是难事，难的是生命只剩下“活着”。 长年卧病在床、不能动弹、每天打针吃药、插管忍受医疗行为带来的身心折磨，医疗总有极限。 但久病厌世，甚至是照顾者因为内心压力而走上绝路等社会悲剧时有所闻。 因此，如何有尊严地离世，始终是讨论的话题。 在前现代社会，自杀一般而言都是不被赞成的行为，中世纪欧洲甚至当成杀人罪，常有自杀者被按杀人罪送上绞刑架的荒诞之举。 在今天的文明社会，自杀一般不再被算作犯罪，然而，仍有一派法学家认为，自杀既然剥夺人的生命，就属于违法行为，只是比较轻微而不予追究。 不过，若采取“自由主义”的视角，则自杀似乎应该视为人的生命自主权的逻辑延伸，有的学者称为“死亡权”，以此为安乐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只是，承认死亡权不符合人类的道德直觉，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果死亡是人的正当权利，那么，也就可以鼓吹死亡，比如，劝导一个痛苦的朋友去死，或者宣扬死亡的美好，甚至建立某种宗教，以自杀为宗旨。这是人类社会普遍担心的问题：如果承认死亡权，诸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等宗教和信仰团体会雨后春笋一般成长起来——人民圣殿教曾经酿成九百多人自杀的惨案。 著名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在《生命伦理学基础》中认为，死亡权应该仅限于临终安乐死的特殊情况，而不能外推到任何人身上。 “设想一个完全不在乎自己安危的人，比如，去极端危险的无人区旅游，因而丧生。 虽然他似乎有决定是否在乎自己生命的权利，但这种死亡是轻率的，源于疏忽和无知，并非深思熟虑的决策，也不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几乎可以肯定，他死前会感到懊悔”。 实际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收紧人类死亡权，可以理解为限制个人寻求死亡，就像限制轻率的旅游者进入无人区一样，社会保护生命的义务压倒了人的自主权。
即便存在着死亡权，它也是一种对凡人来讲过于沉重的权利，最多只能在一些特殊情境下获得无疑问的行使。 在大部分情况下有理由怀疑：是否某个时间断面的冲动“有权”去结束本将在漫长岁月中绵延的、有着无数可能性的生命？ 人终有一死，对于病人来说，什么才叫走得有尊严？ 对于他们的家人而言，怎么样才能学习放手？ 跟生命说再见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却都是人人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愿天堂没有病痛的折磨，愿逝者安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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