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江浦河的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通由邗城（今扬州）茱萸湾至淮安末口（今淮安河下古镇）的邗沟，沟通了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淮安和扬州开始兴起。隋代，邗沟成为贯穿大运河的重要部分，称山阳渎。 隋唐运河泗州（在今盱眙境内）至山阳（今淮安区）段利用了天然淮河河道，淮泗水交汇处清口与邗沟入淮处末口间的淮河航道为一巨大弯道，史称山阳湾。这段航道地形复杂，水流湍急，舟船多有沉溺之患，被往来舟楫视为畏途。 到了宋代，雍熙元年（公元984年），淮南转运使乔维岳为避开山阳湾之险，在山阳湾南侧开凿复线运河——沙河运河，由末口至大清口对岸磨盘口入淮，使得来往船只可以绕开水流凶险的山阳湾段，从此“免风涛覆溺之患”。沙河即为清江浦河的前身，在宋代承担了重要的漕运作用，元朝后逐渐淤塞。 由于黄河的泛滥与治理，京杭大运河总是在通航与断航的交替之中。特别是淮安一段更是处在梗阻的位置。 明中叶黄河全流夺淮后，由于闸座不能启闭，黄河水内侵清江浦河道，以致“伏秋水溜，漕舟上闸，难若登天，每舟用纤夫至三四百人，犹不能过，用力急则断缆沉舟”，危险很大。淮安以北的京杭运河迂缓难行，以南则顺通畅达。以淮安为界，大运河的南北漕运能力非常悬殊。 因淮安以北运河运能有限，清朝规定清江浦以北的运河只允许漕运船只通过，因此大量旅客都必须在此变换交通方式，即往北乘车马，走陆路，往南乘舟船，走水路。清雍正六年（1728年），在清江浦建石级码头。除运粮漕船、贡品船与巡河官舫外，一般旅客货物由南而北，均至石码头舍舟登陆，渡黄河至王家营换乘车马，踏上通京大道；由北而南，则至王家营弃车马，至清江闸下石码头登舟南下。据清雍正年间的一份奏折称，仅在石码头领有营业执照、专为往来行旅服务的脚夫就有约12000人。另据《王家营志》记载，乾隆年间，清河(淮安旧称)迁治清江浦，又“改设马号于王家营”，并“列墩置戍以护行旅”，是为“清口驿”。“自镇至京，一千八百六十四里，为站有十八”，此为“通京御道第一驿站”。 这一换乘方式被称为“南船北马”。石码头和王家营为“南船北马”的交汇之地。江南源源不断的物资船运抵淮安后，绝大多数无法继续北上，只有改为车马陆运；大量的北方人士乘车马抵淮安，休整一番之后，乘船南下。大量的人员、货物要经过这里“一停”、“一顿”、“一周转”，“船一靠岸，千车万担”。因此淮安城里货物丰富、仓储发达、各色人等汇集、市井尤为繁华。清江浦的石码头被称为“九省通衢”而名扬全国。此时的淮安，扼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之机杼，进入历史上最为鼎盛时期。乾隆四十年（1775）清江浦人口高峰时曾达54 万人，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线上的“四大都市”。 至咸丰十年（1860），捻军攻克清江浦，烧毁所有衙门和豪门大宅，清江浦从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盛况不再。 1958年，国务院提出分期治理京杭运河的任务和统一规划。淮阴至淮安段选线原有两个方案，一是利用老里运河拓宽，另一是开挖新河。由于开挖新河距离城市有适当距离，可裁弯取直，缩短航道，有利于航运，有利于城市港口扩建，且拆迁少，施工方便，所以选择了从淮阴船闸至淮安灌溉总渠段，全长18.94公里，开挖新运河。工程于1959年9月中旬全面开工，于当年12月底竣工。新运河段开挖后，人们习惯把淮安船闸北至淮阴扬庄段称里运河或古运河，新开运河及淮安船闸以南河段称大运河。 留在淮安城区的一段，即如今的里运河，终于卸下“水运”之职，成为一条集休闲与旅游的城内景观河。清江浦位于里运河之中，被选为新打造的里运河文化长廊的起点。 这里的古迹基本无存了，或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或因城市建设而被拆除，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建于明初的清江闸，在1939年日寇入侵时被炸毁。1946年由苏皖边区政府予以修复，后在上面复盖水泥板，改闸为桥。同年为纪念因飞机失事而牺牲的王若飞同志而命名为若飞桥。 石码头遗址在2007年被列为淮安市十大历史文化古迹之一，石码头附近修建了“南船北马舍舟登陆”的石碑（见题图），以此纪念那段历史。   清江闸，如今的若飞桥       御码头  里运河（淮扬运河）  清江浦记忆馆 清江浦楼 里运河 国师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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