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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江，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中国书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88年至1990年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师从刘大为，王天胜等多位老师，并多次受到朱理存，陈钰铭，何海霞等名家的指点。受家庭熏陶，自幼酷爱美术，六十年代少年时期更有幸受到黄胄大师的指点教诲，每次见到黄胄先生要求最多的就是每天坚持画速写，在速写中找灵感，并夸奖其速写很有灵气。七十年代又先后受到了李天响，赵友萍等多位名家的悉心指导。 淡泊明志 真水无香 ——孙振江和他的新文人画艺术 ■贾德江 在当代中国画坛，孙振江无疑是一位有着鲜明风格的人物画家，也是一个戛戛独造、极具才情的人物。他的人物画迥异于同代画家的人物画，既不一味求古，蹈入传统文人画窠臼，也不一味求新，流于跟风逐潮的类同，而是亦古亦新，气韵生动，解衣般礴，充满活跃的生命力和精神气象。 他清瘦、寡言，生性好艺喜静，不尚浮华，为人笃实，至真至诚，为艺笃志，心无旁骛。他安于京城一隅，乐于翰墨丹青，有“糟糠”贤妻相伴，只在毫楮之间做他的笔墨文章，纤尘不染，淡泊明志。然而，他的那种平易与平和，他的那种专注与自信，那种得意与谦恭，连同他那精湛的笔墨、坚实的造型、非凡的意境和涉笔成趣的画风，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时，使我们看到了一个隐者的风范，一个大智的灵魂。他用他的智慧托举着华夏文明的厚重，他用他的才华弘扬着文人画传统的精髓，他用大半生经历乃至全部心血去接续中国画的优秀传统，去书写千古风流的人物，让传统人物画在他手中大放异彩。 只要留心观察一下近20年来艺术活动的倾向，就会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无法抗拒地趋向于变革创新。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状态，这就是日益觉醒和增长的个性自由和民主思想。这种思想就是当代艺术中创新冲动的根源，是一切艺术创造、语言表达和个人创造风格的基础，它表达了当代艺术的总体特征，只有自由才能发现和发展自我个性，才能孕育形态丰富的新生事物。在这一背景下，孙振江没有追随当代一些时尚的流派和运动，虽然他时而走进去，时而跑出来，说他住在其间或者说他游离在外，似乎都可以。因为他不曾完全把自己混同在时代的潮流之中，同样他也不曾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在历史的进程中他的艺术方向同时代保持一致，但在具体的个人艺术追求上，他甚至没有同路人，只是默默地走着自己的路。应该说，这是我们伟大而宽容的时代赋予他艺术创造的自由。 孙振江的艺术表明，他是传统的守护者，倾心于古典文化的魅力。他不仅从传统的角度切入古典人物画的题材，而且同传统文人画有着最直接和最明显的继承关系，在最基本的艺术观念和创造方式上保持着一致性。它们的一致性至少有以下四点：一、创作出于缘情言志，抒发性情感受，也是学识品格的写照；二、讲究笔墨，在程式化的表现方式上，寻求个性化的样式；三、创造诗书画的意境，摒俗求雅；四、作品主题是出世的。然而，孙振江并不是对传统死守不变、抱残守缺的艺术家，他有恋旧怀古的一面，也有求新变革的一面。他的求新，不在于取材的罕见，不在于施耍“特技”，亦不在于故弄玄虚的新奇变幻;他的变革，不是那种游戏笔墨的“玩味”，也不是那种偏好市井味的情调，更不是颓败与委顿的酥软画风。而是立足于传统，源于绘画，源于书法，在文化传承中滋生，在艺术创造里成长，以文学、美学、哲学为支撑，追求的是传统文人画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新形态。这种新形态仍是出世的主题，更多一些入世的功能；仍是传统的笔墨，更多一些现代艺术的手段；仍是缘物抒情，更多的是当代人的心态和时代气息。由此，孙振江的作品与传统文人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冠之以“新文人画”则是名副其实，最为精当。 他的“新”就新在它不是传统文人画的重复，不是似曾相识，不是陈陈相因。它讲究自己的发现、自己的表述方式、自己的笔墨符号和自己的风格，讲究独辟蹊径、独有灵奇、独到之处。这是具有个性、胆识、天赋和创造力的人，经过一生的努力方可驾驭，是一生修养和修炼的结果。 观孙振江的“新文人画”，无不为其精神意气所动。如同大写意花鸟画家一样，孙振江每次面对案前白纸，从不起稿，只略作沉思便提笔直书，落墨为格，洋洋洒洒，自然天成。他讲究用笔用墨之情趣，既有骨力，又见墨色风神；他注重生韵、生气、生动，不拘于外形毕肖，而是传其神，写其意，抒己情，好似徐渭晚年画《百花卷》题诗所云:“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拔皆吾五指栽。”孙振江的最生动处就在那只紧握毛笔的手上，用自己的“五指”即笔墨技巧“栽”出人物的古意古趣。他把握整体胸有成竹，布局新奇，尤重整体气韵，但处理局部又能发挥笔端机趣，随情就景，潇洒生动。对孙振江来说，一幅画的整体气韵，较之景物位置和形象的准确与否更为重要，这正是传统画论谢赫“六法”所以把“气韵生动”放在首位的精要所在。围绕这一主旨，孙振江笔下的人物、笔墨、配景奇谲多变，错落有致，生机盎然，那种可觉察却难以言传的生动意态，既与表现对象属性相合，又为画幅本身所独有，实乃画家贯注于其中的精、气、神之外化。 生动的韵致需要生动的笔墨来表现。观孙振江“新文人画”，无不为其笔墨精妙而称道。他的笔墨源于造型又离于造型，结构处严以定位，非结构处适当放松，有夸张，有省略，不是神而不似，也不是似而不神，而是强调笔墨的写意性，以“写”的方式于形似中求不似之似。不仅取之于写意花鸟画勾勒点一气呵成之法，而且综合了南线北皴且勾且擦且染的合二为一之长。他的笔墨注重“以书法演画法”，富于力度和表现力，用线劲健，用墨润泽，有浓淡干湿之别，有粗细起伏之变。以刚为主，刚柔相济;以放为主，放收结合；以动为主，动静相成;既具凛然豪气，又富可近之秀气。孙振江虽然喜爱写意的纵笔挥洒，但同时主张“草而能工”、“工而入逸”，认为艺术必须循序渐进，应由工细而进入粗放，正如善奔跑的人必然善于走路一样。这种强调先收后放、先紧后松的观念，和苏轼所说“始知真放本精微”是一致的。然而“工”并非一味求工，所工者必须进入“逸”的境界。“工而入逸，斯为妙品”（徐渭《与两画史书》），这里涉及对人物的造型、用笔、用墨、用色、动态、神情诸方面的要求，既需要相当厚实的写生功力和笔墨功力，又要“意从工出”，得自然天趣，超逸洒脱。体现在孙振江作品中的笔墨之美，正是“草而能工”、“工而入逸”的笔蒙墨养之补益。 孙振江“新文人画”的感人之处，还在于他作品中所呈现的高古儒雅的境界。他描述的是古人对生活、对自己、对世事的态度，实际上是他寄情于此可以更充分地描绘自己的理想和意愿，抒写自己的志向和情感。古代风情的构想，用不着受更多的拘束和限制，可以创造出更多清雅、旷达的氛围，古代社会和古代文人仕女也可以更为超脱而闲适，可以更加自由自在。所以他的画中没有山水花鸟人物的界限，或者说他把花鸟、山水融进了他的人物画中。因为所有生命都是大自然的主宰，都同样寄托着他的思想和情怀。《青山隐隐水迢迢》是一种思恋，《留得残荷听雨声》是一种感悟，《只留清气满人间》是一种品质，《佳人何事重感伤》是一种怜惜，《满园春色落新诗》是一种美好，孙振江的“新文人画”，有一种高尚，有一种学问，有一种营养，有一种情思，它是性情与学养的统一体，折射出画家的生命情意。由此，观者的心灵可以与往昔的情怀接通，可以与今日之感情交流，而以超然、达观、恬淡、安适的基调来松弛人们有时过于紧张的心理，而达到养心、畅神的感受。 孙振江的“新文人画”无疑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找到了王履所称的“立于前人之外”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找到了行之有效的出新途径。他的艺术创新，显然不是断裂式的生造，因而绝少所谓轰动性的殊奇之作。他的出新之途全赖在扎扎实实的传统基础上，一步一步地从中开发突破，其中凝聚了他几十年的心血与汗水，来源他多年的文化积淀、内在的功力、内心的感悟。他是在筛选古典文化，更是在打造新文化。因此，他的作品耐看、耐品，有滋、有味。我以为，在当代画坛，能达此高度者并不多见，能达此境界者也确非易事，务须功底扎实，根基深厚，博学多艺，且诚笃专一，锲而不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倘若如此，终将蒂落渠成，金石为开，何有投机取巧者昙花一现之虑耶！ 2014年3月8日于北京王府花园
秋风走马出咸阳 唐人王昌龄诗意 游春图 秋水照佳人 早春 马嘶惊秋燕 荷塘深处
唐人诗意四条屏
棋逢对手
有鱼图
春郊踏歌
蕉林晨曲
粉融香雪透轻纱
早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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