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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马凤图、朱国福、孙存周、郑怀贤等人以及后来的李小龙等也在中国武技转型过程中，各自做出具有代表性的成就。因此有必要对他们的业绩做进一步的介绍。 马凤图（1888～1973）毕业于北洋师范学院，他是通备武学思想的重要继承人。 根据其子马明达的研究，其武学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创建武术机构，推动武技的体育化进程。在1910年陈公哲于上海创建“精武体育会”不久，1911年马凤图与叶云表等发起成立“中华武士会”，与陈公哲的“精武体育会”一南一北，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汇总多个武术流派的两大民间武术组织。其二是倡导和推动武术交流。马凤图是戚继光的“各家拳法兼而习之”这一思想的实践者和倡导者。不仅他本人融会了披挂、八极、翻子、戳脚、螳螂九手、鞭杆等多种武艺，而且在他的推动下，影响了后来一批武术家的成长。其三是建构通备武学体系。马凤图坚持“融通兼备”的武术思想，对通备拳不断加以宏阔和熔铸，从而在理论与技术上形成了一个综合性质的完整体系，这就是通备武学。这个体系继承了明清以来一些古典兵器技法的精粹，融合长拳与短打两类拳法为一体，创造出以“刚柔相济、长短兼容”为理论指导的“通备劲”，形成“气势雄峻，身法矫健，劲力通透，打手洗练”的通备拳风格。马凤图是20世纪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武术家之一。 朱国福（1891～1968）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把中国传统武技与西方拳击相结合，并在竞技比赛中取得一定成效的代表人物。 把中国武技与西方拳击相结合带来训练方法的改变。中国传统武技的技击训练尤其是拳术技击的训练，不带护具也不戴拳套，因此在进行实战练习时容易受伤，所以老一代的技击家不少都精通跌打损伤的治疗，有的甚至精通治疗内伤的技术。因此传统武技的训练，其优点在于充分解放了手脚，可以最大程度地把所学到的技术通过实战训练来检验。但其不足是由于容易受伤，造成实战训练的频率相对较低。而戴上拳套的西方拳击，虽然限制了一部分技术的运用，但是由于实战训练比较安全，所以可以安排频率较高的实战训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中国武技的实战训练方法进行互补。因此，中外武技相结合、高频率实战训练、广泛使用护具是朱国福对传统武技训练方面的重大尝试。并经过第二次国考的检验，显示出一定的训练效果。第二次国考成绩最好的三个单位是中央国术馆、湖南国术馆和山东国术馆。朱国福曾是中央国术馆的教务处长，朱国福的三弟朱国祯是参加第二届国术国考的湖南国术队的主要教官之一。他们在推动传统武技向现代竞技体育转型的过程中取得一定的成绩。对现代竞技散打运动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以朱国福为代表的朱氏兄弟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现代散打体系的先驱。 孙存周（1893～1963）对武学的重大贡献表现在时代大更迭、文化大冲突的时期，以其深厚的学养、高卓的见识和精深的武学造诣以及广泛的技击实践，固守着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和道艺武学体系的精髓，以其绝高的技击功夫和道德修养，捍卫着道艺武学的巅峰地位，同时也积极借鉴现代体育训练的模式和教学方法，为道艺武学体系注入了时代精神。在解决如何使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道艺武学与时代相接轨的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影响深远。 孙存周的武学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1.继承了孙禄堂提出的武学与道同符思想，并进而提炼出中国武术精神的内涵和五个特征，即凛然无畏，诚中形外，从容中道，自强不息，圆融中和。倡导通过武技的锻炼旨在提升生命的品质，培养自信心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形成“文能素手发科，武能舍身临阵”的气概和能力。 2.继承并梳理出孙禄堂武学中以自然为特征的修拳思想、以简明为特征的修习方法、以圆融为特征的技术结构、以实效为特征的训练方式，以中庸为特征的价值标准这一架构。 3.以广泛的技击实践和教学实践印证了孙禄堂武学体系的正确与完备。 4.丰富了不断融合、不断创新、和而不同、开放性的道艺武学的体系。整理出技术—训练—效果的“三三结构”。这是由技术、训练、效果三个层次上的三大环节组成的三个闭合环，构成了技术融合、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体系。这就是： （1）由研究、教学、实战三个环节构成的技术闭合环。要求研究、教学、实战三个环节的内容要相互呼应，形成一体。 （2）由质量、强度、恢复三个环节构成的训练闭合环。要求大强度、高质量、全恢复的关系是强度要大，但要以高质量为前提，以全恢复为保障。 （3）由感应、劲力、打法三个环节构成的效果闭合环。要求感应、劲力、打法三个环节要相互统一，要求三者要在一个瞬间通过一个技术动作来完成。 5.倡导文武合艺，认为文武合艺才能相得益彰、完德复性。 孙存周所做的这些贡献，在同时代的武术家中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在极其困难的社会环境下，保存了道艺武学体系的许多珍贵内容。因此孙存周堪称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武术家之一。 郑怀贤（1897～1981）对武学领域里的突出贡献首先体现在他系统地拓展了传统武技的医疗功能。 1955年后，由于国家体育主管部门开展反真功夫运动和批判“惟技击论”，因此，研究技击术及其教学已无相应的社会环境。于是郑怀贤把研究的重点转到开拓武术的医疗保健的功能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58年，郑怀贤创建了成都体育学院附属医院，亲自担任院长，先后达23年。1960年，郑怀贤又创办了运动保健系和运动医学研究室，担任主任。他把传统武术的点穴功法熔铸在中医骨伤科的治疗方法中，取得了突出的治疗效果，人称“骨伤圣手”。他还创造了“指针经穴按摩”，摸索出55个新穴位。并经过不断实践与总结，上升为理论。代表作有《正骨学》、《伤科诊疗》、《伤科按摩》、《武术套路编制原则》，共130多万字，曾获1978年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中国拳术家精通骨伤科者不少，但是只有郑怀贤先生是将传统武术中的骨伤医治方法发展为一门在理论与技术上具有综合性质的完整的医疗体系，成为一门具有独到疗效的学科。郑怀贤先生不仅在拓展传统武术的医疗功能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武技训练上也总结出一套自己独到的训练体系。他以孙氏形意、八卦、太极三拳为骨架，融会戳脚、翻子、八极、劈剑、大枪等技艺，熔铸为一个训练体系。形成无中生有、刚柔相济、长短兼备、动静如一的劲力结构。 郑怀贤相对他人更早认识到在政治环境剧变的社会中，如何将昔日武学的医疗功能进行开拓与发展，确立了他成为20世纪中国代表性的武医大家。 1949年后，大陆的武技发展受左倾政策的影响，1956年后禁止开展对抗性技击活动，直到1979年才开始解禁，逐步恢复开展对抗性技击，在这个过程中大陆加速了武技向健身、表演、体操化、医疗和娱情等多元化的方向解构。而这一时期，海外的武技虽然没有受到左倾政策的影响，但人才资源稀缺，转型期的母体是残缺的。 如1955年台湾举办台港澳国术擂台大赛，郑怀贤的学生、已经42岁的张英振在最后的总决赛中一分钟内多次打倒黄性贤，反映出海外武技人才之稀缺。在1956年第二届台港澳国术擂台大赛中台湾的吴明哲在一个回合内把代表香港武林参赛的咏春拳名将黄淳梁踢下擂台，黄淳梁被担架抬走。而吴明哲只是一个习拳没有几年的新手。反映出当时海外的中国武技总体水平不高。这一时期在海外武林中最具影响的人物是李小龙，李小龙在把中国武技与世界其他武技相结合，并向影视表演方向的开拓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李小龙（1940～1973）是当代具有偶像效应的武术人物。 李小龙武技形成的年代正是大陆武术运动受左倾思想统治的年代。这一时期海外的武术虽然也受到西方现代体育的冲击，以及受到拳师、拳种、资料、人才等传统武术资源匮乏的制约，但终究没有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一些思想自由、见识卓越、勇于实践又寄志于武术的人士，在努力寻找前人踪迹的同时也积极实践，努力探索武学的真谛。李小龙就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位。他一方面大量收集、努力学习前人的武学著作和资料，另一方面他也通过自己积极的实践不断去理解前人的武学思想，力图为中国武术找回离失已久的真谛。他所创立的截拳道，就是他实践与探索的结果。李小龙在武术向技击实效回归方面，潜心实践，勇于探索。他不仅研究中国诸多传统武术，也研究国外的各类搏击术，包括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的武术以及拳击、自由搏击等。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武术中“空而不空”的武学思想，强调空静的作用和动作的突然性、实效性，以及追求劲力品质的训练和博采众长的实践，体现了他对武术真谛追求的良苦用心。尽管从武学学术的层面上讲，李小龙对武学的认识并没有达到前人的成就，在对技击运动规律的探索方面尚不及前人揭示、总结的全面与深刻。但是在中国大陆的武技全面走入“沙漠化”的时期，正是李小龙的武学思想和他的武学实践，尤其是他的功夫电影犹如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不仅使人们再次看到中国武技的希望，而且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尤其是他的功夫电影不仅让国人对于传统武技的认识为之一振，更使中国功夫开始走向世界，影响遍及东南亚、日本并波及欧美，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革后中国大陆的武术向武技技击的本体上回归。因此李小龙对已经严重退化的中国武技如何再次找回其真谛及对中国传统武技的宣传方面都做了弥足珍贵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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