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贺山
-----汉字起源马氏学说
最近，读了一些文章，觉得学术主流解释汉字起源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如有些学者说不清汉字是从哪里来的？郭沫若认为汉字的源头是半坡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汉字产生在六千年前，创造它们的是劳动人民。此其一。
郭沫若第一次将刻划符号称为文字的孑遗。刻划符号是什么，是陶工个人使用的记号，记事或记数之用。只使用一次，下次再使用，可能与第一次使用就不一样了，不是一个意思。很像结绳记事打的结一样，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只有使用者本人知晓，别人的猜测都是不准确的。郭沫若两次到半坡遗址，都感慨的说，“奈何遗址中，独不见文书”。1972年，郭沫若突然提出这就是文字的孑遗。孑遗是什么？《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这有点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味道。刻划符号就是刻划符号，它不会发展变化。它不是小蝌蚪，也不会发展成青蛙。汉字是仓颉造的，仓颉本鸟迹为字，这有史书记载为证，刻划符号是原始文字的孑遗，是郭沫若的杜撰，无文献支撑。用一字以蔽之：假。
李学勤认为，有些少数民族过去也使用过刻划符号，虽然不是在陶器上，但符号的形体颇与仰韶、龙山的陶器符号近似。居住在云南、四川的普米族的刻划符号，学者划分为占有符号、方位符号、数字符号三类。有的符号已有较固定的形体，如以日形表示东方，和汉字的‘东’‘从日在木中’取意一致。普米族的符号可以说有形有义而没有音，如将其形统一确定，再与一定的音结合，就形成了真正的文字。古代文字的产生过程可能就是这样，而陶器符号的发展是这一过程的反映。”此其二。一看李学勤就没有很好的研究过文字的形音义之间的关系。请看他后面的几句话，他借普米族的符号类比刻划符号，都是有形有义而没有音，用两个步骤可以将刻划符号演变成真正的文字。第一个步骤是将其形统一确定，这儿说的含含糊糊，怎样将其形统一确定，用什么法子将其形统一确定，统一确定到什么程度，都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可见李学勤心中也没有什么谱，笼统一说而一。这怎么行呢？再看第二个步骤，再与一定的音结合，就形成了真正的文字。将刻划符号统一确定之后，怎么与一定的音结合，是相加还是拼接，怎么将其形与其音水乳交融一起，是用化学方法还是用物理方法，将两者融合在一起？一个魔术师总不应该用嘴将两者粘在一起，这让人感觉到李学勤的主张不可信。他对文字的形音义，缺乏缜密的思考，李学勤这一课没有备好，不能自圆其说，此论不能成立。笔者认为，文字的形音义是融为一体的，先天具备的。刻划符号用人为地后加的办法，不可操作，完全是主观的臆测，可谓别出心裁。就是这样头脑尚不清楚的学人，将中国汉字的历史一下提到距今八千年的贾湖遗址，用一字以蔽之：大。
裘锡圭认为，
在原始社会里，一个名「鹿」的氏族完全有可能以鹿的图形来代表自己。这并不等於记录「鹿」这个词的文字已经产生。只有用符号（包括图形）记录成句语言中的词的认真尝试，才是文字形成过程开始的真正标志。
当一个社会发展到需要记录语言的时候，如果有关条件都已具备，文字就会出现。此其三。
裘锡圭是学历史出身，他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字产生的社会基础。当国家形成，阶级出现，社会有了明确分工以后，青铜的出现，都城的出现，祭祀中心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创造才会提到议事日程。对于这些很多学人不愿涉及，主要原因与他们的理论和观点相去甚远，或矛盾重重。当他们将商朝当做中国历史的开头，他们怎会将黄帝时代当做一个国家，一个信史时代，他们根本不会相信黄帝时代会有成熟的系统的汉字产生，也根本不会承认黄帝时代会有成熟的系统的汉字产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文字的形成，不是自然而然的形成的，是人一个一个发明创造出来的。而裘锡圭则不顾这个最简单的事实，含糊其辞的说：如果有关条件都已具备，文字就会出现。一个受人尊敬的古文字专家，就这样解释汉字的产生，实在令人吃惊。这种观点比圣人造字还简单，还容易，还难以置信。说裘锡圭不知道汉字是怎么产生的，谁也不会相信。而裘锡圭的解释，又让人感到很含混、简单，有关条件具备，不知具体指的哪些条件？他一条也未列出，文字就会出现，这也太简单一点了吧，难道汉字是这么产生的吗？简单的不能不让人质疑。有关条件都已具备，只是文字产生的基础，是外因，文字的产生主要靠内因，靠人的主观能动性，离开人，它不会自己出现。如果说文字就会出现，也应该具体说明文字是怎么出现的？裘锡圭是主张劳动人民造字的，谁让劳动人民造字？劳动人民怎样造字？劳动人民造字谁给饭吃？哪些字是劳动人民造的？劳动人民用多长时间完成了文字系统的创造？劳动人民造字，发明了记录口语工具，为什么还都是文盲？这些都是需要解释清楚的问题。我们从未看到过劳动人民造字派作过任何解释。说一句实在话，裘锡圭要解释汉字的起源，是很困难的，劳动人民造字不是他的发明，他未研究过劳动人民造字的情况，也未研究过仓颉造字的情况，只凭多年的实践经验，就认定有关条件都已具备，文字就会出现。这个结论模凌两可，含糊其辞，经不起任何推敲，不能成立。为什么搞了一辈子古文字，说不清汉字是怎么产生的？难道这还不值得反省吗？心里有一块挥不去的阴影，要阳光的谈清汉字起源的真相，比登天还难。
裘锡圭受时代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他在下面的最近一次的访谈录中谈得很明朗，可见他的理论依据之来源。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古史上有些问题比较容易辨别，“古史辨”派对古史的看法，并不是全靠古书辨伪得出来的。比如说大禹，不论他是由神变成人，还是由人变成神的，从《诗经》和《尚书》的《立政》、《吕刑》篇里讲到的禹来看，他显然是带有神性的。关于禹平治洪水，《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书所反映的、比较原始的传说，完全是神话性的。至于《尧典》、《禹贡》等，其著作时代较晚，不会早于春秋。这一点绝
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并非“古史辨”派的私见。在禹的问题上，近年出土的公盨3也未必能改变什么，铭文说“天命禹”，而不是像《尧典》那样说尧、舜命禹。这其实对“古史辨”派有利，证明了顾颉刚《吕刑》中命禹的“皇帝”是上帝的意见（《洪范》中命禹的也是上帝，顾氏也已指出，但他认为《洪范》的时代晚到战国则不正确）。连禹原来都不是后人所说的那种圣王，何况“五帝”、“三皇”呢？“古史辨”派说“三皇”不是历史人物，“三皇”的说法是后人造出来的，这是有他们对古书中有关三皇的资料的通盘整理为依据的，不是靠古书辨伪得出的结论。五帝的问题很复杂，不能细说了。从古书看，三皇五帝的说法的确有一个形成过程。我认为否定三皇五帝系统的历史真实性是很大的贡献。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文史哲；摘要：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
裘锡圭终于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是支持疑古派的，尤其推崇疑古派否定三皇五帝系统的历史真实性是很大的贡献。这样一个讲究学术道德，学术良心的学人，至今还在将大禹称为神性的，说禹平治洪水完全是神话性的。难怪他主张汉字系统成熟在夏末商初之际，顾颉刚就主张夏朝没有文字。他们的观点在对夏以前至五帝之间历史的上，如此默契，是有历史渊源的。凡具有疑古思潮的人，都目空一切，以为自己比太史公懂得还多，谁都可以不放在眼里，难怪裘锡圭说仓颉是古代一个虚拟的文化英雄，这样的一个古文字学家，公开发表这样不合适宜的讲话，说明他对商之前至黄帝1700年间的古文字，一无所知，还长篇累牍的谈汉字的形成，简直是对汉字的亵渎。用一字以蔽之：空。
以郭沫若、李学勤、裘锡圭为主流的学者，这么多年对汉字起源的研究，用三个字可概括之：假、大、空。
三位学者已经成为当今发现夏朝文字、唐虞文字、黄帝文字的鸿沟屏障，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绊脚石，他们的功和过，将由时间和历史做出公正的评判。
一，汉字的特点是有固定的形，这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性质之一。
有固定的形，才有固定的音，有固定的音，才有固定的义，三者紧密相联，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有学人认为，只要刻划符号有形，那就是原始文字的孑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刻划符号虽然有形，但并不固定，与文字不搭界，看着像文字，实际与文字无关。为什么，刻划符号是陶工一次使用的符号，下次使用，可能意义就不一样了，所认识以陶工没有必要让刻划符号固定或永远固定，这种简单的一次性使用方法，是与文字的重要区别之一，文字是要反复多次的多人的共同使用，字形固定是文字第一个要素，也是一个最根本的条件。
字形不固定就不会与语言中的词汇对应，只有固定的字形才能与口语的词发生联系。固定的字形是使文字流传具有广泛性社会性普遍性的前提，固定的字形是获得固定的字音的重要保障，有了固定的字音才有固定的字义，字形、字音、字义，融为一体，互相依存。刻划符号由于没有固定的形，它也不会有固定的音，也不会有固定的义，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陶工发明使用刻划符号没有考虑别人使用的问题，也没有考虑与语言挂钩的问题，只考虑自己使用方便就行，因此陶工使用的刻划符号，不固定，不与口语挂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郭沫若搞错了，他混淆两者的区别，把不相干的两个概念，搅合在一起，张冠李戴，是大错特错，实际上，文字就是文字，刻划符号永远是刻划符号，刻划符号不会演变和转化成文字。
二，固定的字形来源于鸟兽之迹。
鸟迹，是汉字之根，汉字之源，汉字之母。
鸟迹，是将汉语与汉字连在一起的媒介，是通向象形文字的桥梁，是仓颉发明创造汉字的唯一灵感。
鸟迹，是汉字系统的最初的细胞，仓颉如果不发现鸟迹，是不可想象的，就不会产生汉字系统，换句话说，仓颉的汉字系统，就是由于鸟迹的启发，才发明创造出来的，用别的方法，创造不出汉字系统。
鸟迹，有什么特色。鸟迹，具有固定的形，固定的音，固定的义，即三固定，形音义溶于一炉的特征。这个特征正是文字所需要的特征，文字是记录口语的工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鸟迹，是花纹，也是符号，它的最可取之处就是：能将符号与口语结合起来，鸟迹这种符号，可以与口语中的词汇，互相对应起来。比如我们见到麻雀的足迹，可发雀音，知道是小麻雀。见到大雁的足迹，可发雁音，知道大雁来了。见到海鸥的足迹，会发鸥音，知道水鸟觅食。见到山鸡的足迹，会发鸡音，知道有山鸡走过。见到梅花鹿的足迹，会发鹿音，知道鹿刚刚跑过。形音义就这样紧密的交织在一起，人们对鸟迹的认知过程，完全处于鸟迹的形音义的三固定，这正是文字所需要的三大特征。除此以为，没有任何一个能具备鸟迹这样完美的事物。比如图画，无固定的形，刻画符号，无固定的音和义，都不具备成为文字的可能。文字是记录口语的符号，图画是图画，图画与符号不是一回事，刻画符号虽然是符号，但它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与记录口语无关。文字是发明创造出来的，是专门人才专门创造发明出来的，非一般人所为。那种认为人人都可以创造文字，是一种很天真的主观臆测。那种认为文字是经过几千年的时间演变而来，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只因郭沫若做了半坡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是汉字起源的断言，才有今日的很多人专门去挖刻画符号，去发现新的汉字源头，此大谬论也。
尽管鸟迹，由于文字有相同的三固定性质，有集形音义于一炉的特征，但它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数量有限，局限性很大，仓颉必须跳出鸟迹的局限，在鸟迹的基础之上，抓住事物的外部特征，用不同的花纹，符号代表不同的事物，而发明创造出了象形文字。汉字来源于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汉字的基础，鸟迹是象形文字的基础。没有鸟迹，一切无从谈起。
古人云：《论衡》：“见鸟迹而知书，天非以鸟迹命仓颉，而仓颉起鸟迹也。”
《孝经纬援神契》云：“三皇无文，至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本后魏江式《论书表》：
口“臣闻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画，轩辕氏兴而灵龟彰其彩。古史仓颉览二象之文，观鸟兽之迹，别创文字，以代结绳，用书契以纪事，宣之王庭，则百工以叙载之方册，则万品以明迄于三代。
东汉许慎传本《说文解字叙上》：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决。
魏晋·成公绥·隶书体] ：
皇颉作文，因物构思；观彼鸟迹，遂成文字。
从各种文献记载来看，汉字起源于鸟迹、兽迹，还是可信的，真实的。就象牛顿看见苹果落地，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纯属偶然，也蕴含必然一样。
现在答新浪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他说：“以鱼字演变为例，最初的形状有头有尾有鳍，形象生动，以后逐渐线条化，抽象化，简约化，发展为今日的鱼字。最初那个形象生动的图形，无疑也是形音义三固定的，你说它最初是图画还是象形文字？”我明确告诉你，它是图画，而非文字。今日的鱼字，是由仓颉设计的鱼字发展而来，不是由图画演变的，或转化的。图画永远演变不成文字，图画不存在固定的形，以后逐渐线条化，抽象化，简约化，也只是一种假想和推测，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过程，即使用一笔线条画出一个鱼，也仍然是图是画，而不是文字，文字一设计出来，就是文字，一经朝廷推广应用，就是法定文字，不许更改和乱写。文字产生前，它根本不存在什么演变和转化问题。至于图画和文字的界定，从图画和文字的作用来看，即可分清。图画是给人看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图画人人会画，文字是需要专门人才专门设计出来的，在推广应用阶段，还要有老师进行传授。至于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行音义三固定的并非只有鸟迹，如表示自然数的简单线条，也必然是行音义三固定的，还有表示太阳的圆圈，表示月亮的弦形，以及水、山、火形也是可以做到三固定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你所说的简单线条、圆圈、弦形、水、山、火形可以做到三固定，那只是个人的认识。举例来说，一，简单线条，你认为是数字一，别人可能认为是地或天。圆圈，你认为是日，别人会认为是饼，弦形，你认为是月，别人会认为是弓箭的弓，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你所举的例子里，没有一项可与鸟迹、兽迹相提并论，其中有一项或两项不是三固定，或三项都不固定，或都经不起用三固定的尺子衡量。鸟迹，兽迹却不然，它们的足迹，就像模子印上的一般，永远都是那个一样的印记，猎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鸟，是什么兽，表示什么意思，这就是三固定的特征。猎人对鸟兽之迹的辨认过程，正是文字的传授方法。从仓颉造字来看，他造的不是几个字，而是一个完整的汉字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每个字的字形，读音，意义，都规定十分明确，具体，固定，在记录口语时，其位置、顺序，都有一定规律可循。文字的推广与施行，是用法律的形式，进行硬性规定。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些人不了解这种情况，还以为文字的发明创造，是民间约定俗称的结果，是自然而然自发形成的。
综上所述，鸟迹兽迹具有三固定的特征，仓颉受鸟迹、兽迹的启发，设计了具有三固定的形、音、义性质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都是名词，记录口语光名词还不够，还要有动词，连词、介词、副词、形容词，仓颉用独体组合的方法，又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之上，创造了会意字。会意字的产生，使文字记录口语成为可能，但新的问题出现了，现在光有象形文字和指事文字，会意字，只能记录简单的事情，文字的数量不够用，有吃不饱的现象。要想突破瓶颈，仓颉又发明了形声字，将形旁与声旁组合在一起，创造了大量的文字，解决了文字的功能及应用问题。如果再不够用，仓颉又用假借字和转注字，弥补文字之不足。至此仓颉完成了汉字系统的发明创造，上报黄帝，经批准，下令在朝廷和社会上推广，建学校，聘老师，传授学生，认字，组词，写文章，做诗篇，这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顺理成章。【黄帝内经】和【仓颉书】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如果什么也没有，那倒是奇怪的事情。
三，固定的字形来源于仓颉的选择和创造、取舍。
一切固定的字形，都是仓颉事先规定好的，不许增减笔画，不许挪动文字构件，保持文字原形。仓颉在发明创造文字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固定的字形，对于与语言中的词相对应是十分重要，这是最关键的地方，离开文字固定的形，其他的音、义都谈不上，固定的形决定固定的音，固定的义，固定的形是文字的先决条件，是第一要素，文字的第一要素是谁赋予的，是仓颉。郭沫若不知道其中奥秘，他否定仓颉造字，说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发明创造出来的，那半坡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有固定的形吗？显然他不清楚，他的学生和下级也不清楚，或根本就答不上来，他们以为刻画符号将来会演变成或转化成文字，这是一种很天真幼稚的想法，李学勤和裘锡圭的想法比郭沫若的结论还简单，因为他们都有固定的思维模式，这种固定的认知模式，是很难改变的。
我可以告知网友的是，汉字不是演变和转化而来，不是经过几百年几千年的时间，经过千百万众人之手，共同创造的，刻划符号与汉字没多大关系。汉字就是仓颉一人所为，是仓颉的专利，与其他不相干的人无关。郭沫若的观点和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的那些东西都是建立在个人的主观臆测之上，其中包括李学勤和裘锡圭关于汉字起源的主张和观点，都是他们自己的想当然耳，用这样的形而上学来解释汉字起源，很难解释清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观、武断、远离真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他们受时代的局限很大，目空一切，自以为是。
仓颉造字已经流行了五千年，仓颉有名有姓，有出生地点，有家乡有墓地，有庙宇，他是黄帝的史官，管理结绳记事。他受黄帝之命造字，受鸟迹启发，创造了象形文字，他有一套完整的造字原理和方法，有六书保驾运行，仓颉造字一定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听取黄帝及史官、百姓的意见，他不会闭门造车，造完字后，呈黄帝审批，然后在朝廷和社会上推广、施行。这些造字过程都有文献详细而具体的记载，在历史上，还有【黄帝内经】及【仓颉书】流传下来，有书籍有文字有实物存在，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可有人非要说这是传说，不可信。有人从根上来否定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不知目的何在？有人可能没有什么目的，但这种做法最起码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愚蠢得很，这么愚蠢的学人，用愚蠢的观点，即汉字是从刻划符号和图画演变而来，是经过几千年的漫长时间，经过千百万劳动人民之手，才发明创造出来，纯属哗众取宠，无稽之谈。现在到了该恢复历史面目的时候了，一切怀疑否定仓颉造字的理论和观点，都是错误的，错误的就应该纠正，给仓颉造字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仓颉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