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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力支撑 然而，当时的情况是极端艰苦的。上海除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其他已然沦陷，成为一座孤岛；蒋复璁化名赴沪商谈收购文献事宜，途中即发现被跟踪；敌伪将文化救亡协会负责人列入绑架黑名单，郑振铎随时有遭盘查逮捕的危险，其间数次被抄家。为了保全费尽心力搜罗而来的民族文献，后来几年他干脆不再回家，东躲西避，蛰居在友人家里，与人世几乎不相往来，一家人生计全靠夫人高君箴支撑。往上海大宗汇款更是难上加难，要先汇往香港再转汇上海，其间小心应付各类检查、特务侦查，时不时地金融管制，使款项到账一拖再拖；而珍本出售往往引各方哄抢，时机稍纵即逝，常常需要同志会诸人自行筹款垫付。诸人往来信函亦往往恐遭发现，互以阅后烧毁相嘱。整个搜购行动可谓惊心动魄，不亚于一场战争。  郑振铎故居 高邮路5弄25号，为收购和抢救古籍在此隐居 其间的悲喜危困从郑振铎书信和一些著录中可见一斑 先生的喜 “我是办好了一件事了！我是得到并保存一部好书了！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们的民族文献，历经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 ——《蛰居散记》 先生的困 “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其责至重，却亦书生至乐之事也。彩印版画尚有风流绝畅图、殷氏笺谱、萝轩变古笺谱诸书，均流落扶桑，何时能或一睹欤？大地黑暗，圭月独悬，蛰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世，斯处何地，均故不闻问矣。” ——《芥子园画传三集》题跋 先生的坚 “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求书日录》 先生的信 “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这一分力的成果。……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会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拣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 ——《求书日录》   《蛰居散记》手稿  《劫中得书记》 正是靠着如此的责任感和自信力，靠着“一团浩然之气”，郑振铎不顾个人安危，在艰难时世中与各方势力周旋。 再接再厉 此后郑振铎他们又陆续购进了法院封存的李氏藏书一百三十箱一万数千册，陶湘明版书八十余种，王荫嘉二十八宿砚斋所藏元明刊本及抄校本一百五十余种，杭州杨氏丰华堂藏明清刊本一百二十余种，常熟常氏所藏一百八十余种金石书，张尧伦所藏太平天国史料书一百余种，程守中地图六百余幅，费念慈归牧堂藏书一千三百余种，刘晦之宋本九种，邓实风雨楼藏书一百五十种，沈曾植海日楼藏书若干种，以及从书肆中所得精品若干，如周越然言言斋旧藏《永乐大典》二册等。 1941年，大宗收购计划锁定在适园张氏与嘉业堂刘氏两家。4月，在和嘉业堂刘氏若干次讨价还价、挑精汰芜、反复权衡之后，同志会以二十万五千元的价格购得其明刊一千二百余部，钞校本三十余部。因刘氏售书之初，即不欲其流出海外，所以同志会诸人得以依目索求，尽得其精华。  嘉业藏书楼 而张乃熊适园藏书欲售之时，初索美金三万或法币五十七万，后来因物价腾跃，涨为七十五万。中间又因亟欲出手，其价数日一变，加之当时其弟张乃骥欲替美国方面购入，形势急切。此时首批购书款已用罄，增拨款项拖延时久，尚未到账。同志会与重庆方面函电交驰，迫不及待，蒋复璁再度商请庚会垫付七十万。为防事有变化，不但朱家骅亲自致电张乃熊，慰勉劝谕，庚款董事英国人马锡尔爵士又垫付十万元作为定金，至1941年10月26日合同签定，同志会诸人尚未放悬心，不知续款是否能在合同约定期内到达。所幸，在11月初，书款两清。 硕果纷批 经郑振铎等人的努力，两年之中，同志会以法币一百九十万之价，得书四千八百余部善本，一万一千余部普本，其中包括敦煌写卷、宋本、金本、元本、明本、钞本、稿本、校本等等，抢救了江南许多重要藏书家的珍藏，为中央图书馆建立了一个广博的藏书基础，搭建了一个极富远见的框架，同时也形成了鲜明的古籍收藏特色：宋元刊本的美富，明刊史料的稀见，清人文集的丰博，皆独步宇内。 1940年9月，郑振铎托徐森玉将其中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善本八十余种，包括《汉隶分韵》、《南唐书》、《宋太宗皇帝实录》、《职官分纪》、《延绥东路地理图本》、《穴砚斋钞杂史二十一种》、《金石昆虫草木状》、《欧阳行周文集》、《注东坡先生诗》、《唐诗》、《梅屋诗余》等辗转携至重庆，举办展览，引起一时轰动，极大地鼓舞了民众抗战的决心。  徐森玉 剩余三千余部（三万余册）珍贵古籍也陆续从邮局寄到香港，打包装箱，准备运到美国庋藏。不料，未及运出“珍珠港”事件爆发，这批书被日寇劫去。抗战胜利后，经交涉追回，共107箱。现今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善本水库，几乎全是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收购的。郑振铎自己也说：“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 第三部分古籍，则由郑振铎等人分藏于几处，抗战胜利后，归入南京中央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 值得一提的是，在与各方掠夺者周旋抢购文献的同时，郑振铎加紧对收购的古籍整理编目。正是郑振铎这份独一无二的文献目录，成为战后中国向日本追索被劫文献最重要的依据。而这批文献也是中国无数不多成功被索回的被劫文物。为了给国家收书，向以“书痴”闻名的郑振铎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   南图馆藏印 有“不薄今人爱古人”“希古右文”印章的书籍 铭记 这一场图书大搜救取得丰硕成果，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郑振铎等同志会诸人深厚的版本学、目录学素养，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众志成城、精诚团结是为其一；国民政府的重视，朱家骅、蒋复璁、叶恭绰等当局诸人的鼎力支持、运筹帷幄是为其二；抗战形势下每一位爱国人士对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殷忧，尽力助图籍归之公有是为其三，如徐鸿宝、陈君葆、许地山、赵万里、王云五等人在书籍转运、经费擘划、珍本搜购、交涉追回等方面积极协助等等。其间充满变数，时机转瞬即逝，可谓步步惊心，假设重来一次，书籍命运难料。 面对这段历史、这些古籍，纵使成果显著，依然痛彻心扉。在北平、上海、香港及各界同仁努力下，部分珍贵典籍虽屡遭险厄却得以留存，书籍外流得到部分遏止，仍有大量文献珍宝在战争中被焚毁、遭劫夺、流落海外或在躲避战乱中损毁、散失。据资料记载，我国战时损失书籍不下三百万册，归还的仅有十五万余册。 历史不应该被忘记，八年抗战，日寇不仅使中国大地生灵涂炭、山河凋敝，更是有预谋地毁坏我们的历史，抢夺民族文化珍宝，中华文化受到了无法估量、无法弥补、永不可逆的损失！历史更不应该被忘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是这些看似文弱的文人舍弃家人、舍弃自身安危拼死守护，才为我们保存下珍贵的中华文脉。向他们致敬！ 纵使今日和平，纵使祖国日益强盛，他们是民族的功臣，值得永远被铭记！ 改编自《抗战时期文献保存同志会搜购古籍之目标与成就》(2015抗战胜利70周年征文。)《孤岛中的郑振铎抢救古籍》（《邂逅太阳：中国珍贵文物蒙难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08） 喜欢此篇文章的请给我们作者小姐姐打赏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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