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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几个星期时间将《韩非子》完整地重读了一遍，深刻感受到“觉今是而昨非”。一边研读一边做笔记，深感中国古人智慧之博大深邃，对中国历史、古代哲人才士陡然涌现“温情与敬意”。 我阅读的《韩非子》版本有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梁启雄的《韩非子浅解》、宋洪兵和孙家洲《韩非子解读》，张觉《韩非子全译》，读完后，感受是：两千二三百年前，中国已经发展出了对于复杂组织的高度成熟的管理技术，这些管理技术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可操作性、实效性，剥离其特定时代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将其精华进行现代性转化，在民主、平等、开放的现代环境下，可以有效运用于各种组织管理中。 作为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子对法家前辈申不害、慎到、商鞅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发展。 下面主要谈韩非子对申不害、慎到思想的继承。 宋洪兵和孙家洲《韩非子解读》第14页指出： “韩非子对申不害的继承：（1）君主隐藏主观好恶，应该‘无为’，从而有效避免臣下趁机投其所好以达到谋取权势和私利的目的；（2）牢牢掌握君主的最高权力，‘独断’为明主之道，所谓‘独视者谓之明，独听者谓之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外储说右上》）” 申不害是以重“术”著称的，术就是对臣下进行管理、考核、控制的手段和技术。在中国人治传统下，申不害的“术”确实包含了权术内容，这些权术内容不可否认是存在糟粕成分的，而这些确实是我们要加以批判扬弃的。 具体在上面引文中提到的韩非子对申不害思想继承的两个方面，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第一条是君主隐藏主观好恶，以避免臣下趁机投其所好以达到谋取权势和私利的目的。这一条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依然是有价值的。现代社会已经是开放社会，领导的性情好恶可能比较容易为手下熟知。完全“无为”大概难以做到。 但具体在某一问题的决策时，在决策会议上，作为领导应当首先让下属充分发表意见，在集思广益的前提下，再进行意见的集中、再行决策，则是更加科学合理的。 事实上，目前我国的各级组织的会议规则就是如此。这种会议规则与申不害第一条主张的精神就有内在相同之处。 第二条的“独断”、“独视”、“独听”被批判为专制独裁，而法家确实也有专制独裁的倾向。但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最高领导者在一个组织中的主导作用，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最高领导者的胆魄、见识、胸襟的重要性，我们就必须承认，重大问题的决策时刻，在充分发表意见、听取意见的情况下，“独断”、“独视”、“独听”有其合理性。如果这种“独断”、“独视”、“独听”在民主、平等、开放的现代环境下，则更显示出其合理性。 2006年，TCL因收购汤姆逊、阿尔卡特资产遭遇重大挫折，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中文版把李东生列入2006年度“中国上市公司最差CEO”。面对绝境，经过审慎考虑，李东生决定“御驾亲征”，亲自担任TTE的CEO，为TCL的国际化杀开一条血路。当时很多高管都极力劝阻，因为李东生一旦失败，他的职业生涯也将受到致命打击，TCL的国际化之路也很可能就此结束。但李东生力排众议，决定亲自操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此时李东生的决策就是“独断”。 1940年5月，丘吉尔受命于危难之中，在人心惶惶、不知所措的时刻，他以钢铁般的意志鼓舞了英国人民，用“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带着英国挺过了战争最艰难的时刻，拯救了濒临战败的英国。而在二战之前，那个绥靖主义盛行的年代，丘吉尔几乎是英国政坛唯一始终大声疾呼警惕希特勒、反对裁军的异议分子。 二战之前和二战中的丘吉尔的言行，也可以说是一种“独断”。 《韩非子解读》第14至15页指出：“韩非子的势治主张，深受慎到影响。……慎到主张：（1）君主应该以法治国。慎到说：‘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慎子·君人》）又云：‘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慎子·逸文》）（2）君主应该无为而治。《慎子·民杂》：‘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3）强调法治的公平与公正，反对君主‘舍法而以身治’（《慎子·君人》）《慎子·君臣》篇说：‘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4）治国应该因天道，顺人情。《慎子·因循》：‘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5）确立君主权力行使的正义性标准在于，为天下人谋福利：‘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慎子·威德》）” 慎到主张君主要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威和威势，但我们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慎到的“势”的运用前提是依法治国、法律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君主权力行使目的是为天下人谋福利。这些思想不仅与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可以相互支持，和现代政治理念也完全合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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