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生”何许人也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收录在沪教版高一下语文教材中，是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中的经典之作。这篇文章的写法和传统的名文不太一样，全文就好像是流水账，似乎全无章法，信笔所至，有散漫之嫌；但是全文中对鲁迅先生的细节描写真切感人，超越了对鲁迅先生宏大的叙事模式，摆脱了对鲁迅先生概念化的描述，从而还原了一个真实生活中的鲁迅形象。若从俄国形式主义者陌生化理论来看的话，萧红的笔法完全打破了我们对鲁迅先生的印象和感觉，从而产生了特殊的文学效果。学生在学习这篇文章之时，对文中的细节也非常感兴趣，当然也会对其中的一些细节产生疑问。有些疑问是知识性的问题，很容易解决，似乎不值一谈，但是借此引导学生做些深入的探究，也是颇有意味的。如一个学生上课的时候即兴提出问题：文中的许先生是谁？

许先生——许广平，鲁迅先生的爱人。这能解决学生的部分疑惑。但称女性为先生，这似乎又是提问学生的一层疑惑。据语言学家邢福义在《在广阔时空背景下观察“先生”与女性学人》（《世界汉语教学》2005.03）一文中考证，以“先生”称呼女性大概与中国的现代史同步，一般称呼在文化、教育领域里取得杰出成就、享有社会威望的女性。如比较著名的事例，毛泽东两次致信宋庆龄女士，都称呼“庆龄先生”。

《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萧红称呼许广平皆为“许先生”，这当然是极为尊敬的称呼。这份尊敬，不仅是对鲁迅先生的爱人的敬重，是对一个患难中相助者的感激，更是对一个追求自由独立的现代知识女性的敬意。此文中对许先生的着墨虽然不多，大多时候作者只是借许先生之言之行来写鲁迅先生而已，但是我们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萧红对许广平温暖的情感。如沪教版教材选文的第四部分写鲁迅先生的饮食起居，作者写到和许先生一起包饺子，两人边包饺子边聊天，这是全文中为数不多的描写萧红和许广平单独相处的场面。许先生聊了自己“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这三个“怎样”诠释了“娜拉”出走之后的艰辛历程，笔墨之间潜藏着作者对许先生的尊重与敬佩。“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对许广平这段异常艰辛的经历，萧红用“非常有趣”来形容，这固然是跟许广平绘声绘色的描绘有一定关系，也跟萧红儿童般天真的视角有关，若再联系萧红二十岁逃出家庭后坎坷困顿的遭际，恐怕这里更有作者萧红惺惺相惜的认可与共鸣。因而，下一段文字中作者郑重其事地写道：“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之所以说是“郑重其事”，一则因为这句话放在这一段的段尾，收束此段，坚决而有力；二则此句中比一般的写法多了一个“是”与一个“的”字，强调意味明显。按照一般的表达，“那一天吃得很好”，意思是清晰的，但是相比而言，有了“是”与“的”字，语气因舒缓而郑重，情感因清晰而强烈。那么，这郑重其事的一笔，“是很好的”，“好”就不在美食之饱腹，而在内心之满足。这显然是跟当晚许先生谈及自己人生经历有关的。这里有谈话之相得、人生之激励，更有生命之共鸣。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许先生”这个称谓里面就不仅有尊敬，也有一种亲近的意味。其实细读《回忆鲁迅先生》全文，我们会发现萧红记叙鲁迅一般为“鲁迅先生”，但是偶然几处会写作“周先生”，“周先生”显然是日常的称呼，显得亲切，行文一般作“鲁迅先生”，显得庄重。而这几处“周先生”的称呼，往往是萧红写得异常动情之时的流露。其实，“许先生”的称谓里也是不乏这种亲近之意在的。这种亲近之意，常以一种孩子的视角呈现，可以说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随处而有。

如读沪教版教材选文第三部分鲁迅先生点评萧红的衣裳。“为着取笑，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这显然是许先生的玩笑之举，但鲁迅先生“这一看，他就生气了，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我们这边看着：‘不要那样装她……’”。这一细节当然是显示鲁迅先生对萧红的爱护。但细读这段叙述的话，萧红对自己的描述很有意思，“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规矩又顽皮”展现的是故作严肃而又透露着几分狡黠的表情，这完全是小孩子调皮的神情。换句话说，在这里，其实萧红内心中是将自己当作小孩子来看的。以这个角度再来看这段叙述，这幅图景不正像一个妈妈逗弄自己的女儿，然后被疼惜女儿的爸爸责怪吗？“许先生有点窘了”、“我也安静下来”，气氛似乎是凝重的，但透露出来的更多的是“温情”。也许背着鲁迅先生，“母女”俩正相视咋舌而笑呢！

在萧红的叙述中，这种类似女儿对父母的亲近与温情在沪教版教材选文第七部分中也有淋漓尽致的体现。

“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

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的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这段叙述有一处是值得玩味的。“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这整段文字的叙述方式和前后文是不一样的，前后文都在叙述海婴来拉“我”的辫子，作者是客观的叙述者，而这一段中作者忽然从客观的叙述中跳脱出来直接与读者对话，告诉读者“我”在海婴眼中就像小孩子。这段叙述，与其说要插叙鲁迅先生的评论，不如说是萧红自己内心强烈的宣示：在鲁迅和许广平这里，她和海婴就是两个孩子，甚至是一对姐弟。

因而，在萧红的叙述中，对许先生、周先生除了一份敬重之外，更有一份亲近和温情蕴藏其中。这种视自己为小孩子、追寻着家庭温情的叙述，恐怕是和萧红的个人经历有一定关系。萧红幼年丧母，父亲继母待她冷淡，因而她从没享受过父母的疼爱，也缺乏家庭的温情。她在《永远的憧憬与追求》（《萧红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中说，“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可是始终追求温情和爱的萧红，在她以后遇到的男性，不管是未婚夫程恩甲，还是她的前后两任丈夫——萧军和端木蕻良身上都没找到。而恰恰在鲁迅先生这里，特别是鲁迅先生的家里，她找到了期盼已久、终生寻觅的家的温暖。因而，在萧红的心里，像鲁迅先生这样值得尊重的父亲、像许先生这样知书达理的母亲，像海婴这样调皮可爱的弟弟，正满足了她情感的渴望。因此，文中常常以一种小孩子的形象描述自己，应该说与此是不无关联的。值得注意的是，写作此文的1939年也正是萧红生命中最为孤独寂寞的时候，写完此文之后，萧红写了《呼兰河传》中回忆祖父的片段，以一种饱含情感的笔墨低诉着对曾经给予自己温暖的祖父的眷念。

但是，萧红对鲁迅和许广平先生这种类似女儿对父母的亲近感，更多时候只是存在于萧红的叙述中的。因为至少从许广平的角度来看，她是不这么认为的。1935年萧红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出版了成名作《生死场》，但是与萧军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心情苦恼，几乎每天都到鲁迅位于北四川路大陆新村的家里去，有时甚至一天去几次。《回忆鲁迅先生》中也有记载：“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许广平对萧红每天的造访是颇有微词的，但是没有当面表露。萧红去世之后，许广平写了《追忆萧红》（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文中就有这样的埋怨：“这时过从很密，差不多鲁迅先生也时常生病，身体本来不大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由这段追述，我们可以看出许广平当时真正的心境。萧红每天的造访已然给许广平带来了不小的烦恼。

这样的话，在萧红的记述中她对鲁迅、许广平这种家人般的亲近和温情，和在许广平的记述中她对萧红的埋怨和烦恼之间，就产生了一钟情感的错位。而正是这种情感的错位，使得《回忆鲁迅先生》越发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情感力量。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萧红应该认识到鲁迅先生在重病之中应该多休息，不便多有打搅。萧红的行为显然是非理性的，但是恰恰是这种非理性更显示出萧红内心对亲情的渴望以及对鲁迅一家的依赖。从人际相处的角度来说，萧红应该把握好人际交往中的距离感，似乎也应该察觉到许广平些微的不快。但是萧红似乎是很迟钝的，她在许广平身上感受到的却只有母亲般的温情。这种情感的错位，恰恰又真切地显现出萧红内心世界的纯净以及对情感的渴望。

从这个角度再来回看学生的问题：许先生何许人也？我想，这不只是学生会碰到的知识问题，其实也应该是萧红的情感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