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代文人书法之98 晚清篆隶名家
晚清篆隶名家
清晚期篆隶书家除领军人物何绍基、赵之谦之外，名手如云，犹有吴熙载、莫友芝、杨沂孙、杨岘、俞樾、张裕钊、徐三庚、吴大澂等人。他们远涉秦汉，又互相影响，却能面目各殊，可谓阵容庞大，蔚为壮观。
吴熙载（1799—1870），原名廷扬，字熙载，五十后以字行，号让之，亦作攘之，尝自称让翁，又号晚学居士、言甫、言庵、方林丈人等。江苏仪征人，清代篆刻家、书画家。年轻时成为“邓派”大书法家、篆刻家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吴熙载的篆书和隶书学邓石如，行书和楷书取法包世臣。在书法方面的最大成就是篆书，他的篆书汲取了邓石如的端庄、浑厚的风格，又加以自己的理解，使之风格更加飘逸、舒展、柔中带刚，法度严谨。吴熙载的书法功力虽然很深，但是由于受到老师的束缚太深，所以没有创造出自己的风格。著有《通鉴地理今释稿》。一生成就最大的是篆刻，篆刻得邓石如精髓，而又能上追汉印。晚年运刀更臻化境，在浙派末流习气充满印坛的当时，将皖派中的邓派推向新的境界，对清末印坛的影响很大。吴熙载一生刻印数以万计，但多不刻边款，以致流传甚少。
吴熙载擅写意花卉。篆刻则从汉印入手，最服邓石如，最能体悟邓石如“印从书出”的旨意。他治印如写，运刀如笔，白文印往往横画粗于竖画，字画的转折处尤其强调书法的笔意。其浑厚俊迈的气象、舒展飘逸的结体，或圆转流动、或顿搓质朴的线条，并辅以轻松自如的动静合宜之风采，把邓石如“印从书出”的理念推向新的高峰，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书法功力极深，尤以篆隶见长。他从小喜欢篆刻，十五岁起即对汉印下过近十年的功夫。赵之谦曾赞为：“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而吴昌硕更是感慨地说：“学完白不若取经于让翁。”可见，赵之谦、吴昌硕对吴熙载的推崇之意。他的作品有《师慎轩印谱》、《吴让之印谱》等行世。
清 吴熙载 宋武帝与臧焘敕（局部）
《宋武帝与臧焘敕》，篆书。吴熙载，是一位博学多能的艺术家，早年从包世臣学书（包为邓石如的学生）。在包世臣反对流弊较大的“馆阁体”开辟晚清一代新风中，是一位得力助手。吴熙载诸体皆擅，而篆隶功力尤深，特别是他的圆劲流美的小篆为时人所重。在篆法上多师法邓石如及汉篆法，更因其善于“铁笔写篆”撷取金石的精华，故取有“气贯长虹、刚劲有力、咄咄出新意”之态。在执笔、运笔、结体上都继承了包氏衣钵，颇为别出一格，这对让之的书风有直接影响。在技法上恪守师法而自成面目，笔意舒展，遒劲流美，给人以清雅甜润之感。所书小篆《宋武帝与臧焘敕》、《三乐三忧帖》、《梁吴均与朱元思书》等，用笔浑融清健，篆法方圆相参，体势展蹙修长，显示出书家独特的艺术风貌，深得汉篆遗法，有“吴带当风”之妙。
清 吴熙载 篆书三乐三忧（局部）
《篆书三乐三忧》，原作为屏条，后人改装为册页。此帖用笔浑融清健，篆法方圆相参，体势展蹙修长，显示出书家独特的艺术风貌。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郘亭，又号紫泉、眲叟，贵州独山人。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宋诗派重要成员。家世传业，通文字训诂之学，与遵义郑珍并称“西南巨儒”。莫友芝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其父莫与俦(字犹人)，清代嘉庆四年（1799）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等书。莫友芝三岁识字，七岁读《毛诗》、《尚书》。道光八年（1828）考取秀才。道光十一年（1831）考取第十一名举人，后屡试不第。道光二十一年（1841）与郑珍撰成《遵义府志》48卷，33目，附目14，共80余万字。与同时代的其它志书相比，《遵义府志》体例完备，材料翔实，史学界认为可与郦道元的《水经注》齐名，梁启超称之为“天下笫一府志”，莫友芝与郑珍也因此声名大震，被人并称为“西南巨儒”。张裕钊说：“子偲之学，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讨。旁及金石目录家言之说，尤究极其奥颐，疏导源流，辨析正伪，无铢寸差失。所为诗及杂文，皆出于人人，而天诗治之益淇深。又工真行隶篆书，求者肩相于门。” 道光二十七年（1847）客居曾国藩幕府。代曾氏收购江南遗书，后又为曾国藩督领江南官书局，担任校勘经史之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潜心于版本目录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莫友芝目录学代表作有二：一是《宋元旧本书经眼录》，这是他从同治乙丑（1865）至己巳（1869）数年间客游上海等地时所见宋、金、元、明椠本及旧抄本、稿本的记录，后由其子莫绳孙汇编成册；一是《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这是他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所作的版本笺注，是版本目录学史上的扛鼎之作。同治四年（1865）莫友芝任金陵书局总编校，定居金陵，以“影山草堂”作为书屋的名字。影山草堂收藏的书籍以明清精刻、精抄、精校本为多，尤其以唐写本《说文解字》残本最为珍贵，是唐宪宗元和年间遗物，曾国藩见此书后，赞叹不已，即命刻版传世，并为之题词：“插架森森多于笋，世上何曾见唐本！”同治九年（1870）莫友芝任扬州书局主校刊，李鸿章、张之洞邀其为武昌书院主讲，他以衰老为由推辞不就。1871年，至扬州、兴化寻找文宗、文汇两阁被焚后散失的图书，突感风寒，高烧不退，病逝船中，归葬于遵义新舟青田山。曾国藩亲笔书写了一幅挽联：“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魂。”
莫友芝精通汉、宋两学，对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以及金石、目录，都有一定的研究。主要著作有《郘亭经学》、《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古刻钞》、《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声韵考略》、《樗茧谱注》、《黔诗纪略》、《郘亭诗钞》、《郘亭遗诗》、《郘亭遗文》、《影山词》、《资治通鉴索引》、《遵义府志》等。不过，纵观莫友芝一生治学的成就，最突出者则是在书法艺术方面。
莫友芝精于书法，为有清一代十大书法家之一。黎庶昌评其书“分篆高骞，冰斯雄睨”。莫友芝书法四体皆精，而最为人称道者是他的篆书。他的篆书，取法颇丰。杨守敬评：“子偲书学《少室碑》取法甚高”。他也“……尝集汉碑头篆刻百余通，所作篆书多从此出。”在清代以篆书名世者，如钱坫、王澍、孙星衍、洪亮吉等人皆以硬笔、短毫、枯墨作篆，用笔结体专以工稳、匀称为能事。而莫友芝继承了邓石如以长锋羊毫，浓墨悬腕作书的方法。用笔舒徐流走，一波三折，遒丽厚重甚为精到；结体上紧下松；章法、行列有致，风格平和简静，气宇轩然，遒丽天成，于名家林立的清代书坛中独树一帜。在隶书方面，莫友芝也是颇有成就的。其风格高古，喻巧于拙，笔势方圆互用，结体因字立形，一扫长期以来隶必扁长的积习。其章法，多以纵向取势而气韵生动，显得格调高古,气象浑穆。由于莫友芝喜收藏，眼界所及异乎常人，故从其书中无不打下许多名碑的印记，如《礼器碑》的飘逸、《张迁碑》的古拙、《衡方碑》的浑穆、《夏承碑》的使转以及《天发神谶碑》的用笔、《白石神君碑》的结体。其成就当颉颃于汀州和子贞。在行、楷方面，虽然他的影响远不及其篆、隶书那样巨大。但他在以魏入行的探索上似有筚路蓝缕之功。《清史稿》记载说，他“真行篆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
清 莫友芝 篆书七言联立轴
《篆书七言联立轴》，洒金笺本，单条纵223厘米，横43厘米。莫友芝曾旅居江南，又到句容山中搜集梁碑，亲自监拓，深恐遗落一字，并撰写《梁石记》一卷，详细加以论释。他所搜集的汉代碑头篆刻有百余通之多，他自己的篆书就是仿照汉代碑头篆刻而成。因此，在当时书法名家中，他自成一体，人称其书“不以姿取容，具有金石气。”圆润婉通，有古雅之势。
清 莫友芝 致竹庄书札
《致竹庄书札》，纸本行书。其苍率用笔似漫不经心，却有自然飞动之妙。章法行气一气呵成，大小相间参差错落。既有山重水复之跌宕，复具柳暗花明之开朗。得鱼忘筌，神完气足，韵味幽长。其楷书以鲁公为根底，融会汉、魏显得气象浑朴，自出机纾，书卷气实足。莫友芝虽然出生僻壤，但他勤于学术、长于诗词、精于收藏，朋辈中又多社会贤达、学界泰斗，故而能够“学”“识”相长，使其得以雄视阔步，特立独行书坛。他也曾云：“书本心画，可以观人；书家但笔墨专精取胜，而昔人道德文章政事风节著者，虽书不名家，而一种真气流溢，每每在书家之上”。莫友芝一生甘于淡泊，专于学问。书法上无意名家，却备受后世推崇。有清一代论书者多以邓石如为书坛冠冕，却又不约而同把莫友芝与其相提并论，使莫友芝成为一面旗帜，在书坛的制高点上高高的飘扬，让后人有高山仰止之叹！
杨沂孙（1812—1881），字子舆，一作子与，号泳春，晚号濠叟，江苏常熟人。清代书法家，主要活动于咸丰、同治之际。杨沂孙早年求学于常州，师从著名学者李兆洛（李曾做过一任知县，辞官后主持江阴暨阳书院几二十年。学问涉猎很广，长于训诂考据，铸造过天文仪器，著作中还有地理方面的书籍。他“论学不分汉宋，以心得为主，归于致用”。魏源称其为“近代通儒”）。杨沂孙从李所学，主要在于诸子和小学。道光二十三年（1843）杨沂孙中举后，任安徽凤阳知府，后以丁父忧去官专于学术与书艺。曾经营农商，家业大约因太平天国战乱而中落。此后便经常往来于家乡常熟和安徽皖城（今潜山县）之间，以笔墨自给。常熟的赵宗德（价人）、宗建（次侯）兄弟，在城北有一处园林“半亩园”，环境十分幽美。园中有一座旧山楼，收藏古籍、书画、碑帖数万卷，是常熟文化名流经常聚会之地。杨沂孙、泗孙兄弟与赵氏兄弟交厚，是半亩园的常客。赏花饮酒之余，自然有诗作。此外，常在半亩园聚会，亦与杨氏兄弟过往密切的，如秀水（今嘉兴）杨象济、金匮《无锡》华翼纶，常熟本地则有庞钟璐、吴鸿纶等。画家杨象济字利叔，号啸溪，是杨沂孙同治元年在上海结识的旧友。书画俱古雅，尤长于画佛像。更奇的是好龟成癖，请杨沂孙颜其居曰“龟巢”，自号“老龟”。华翼纶，字赞卿，号篷秋。精鉴别，富收藏，山水画师法王原祁，著有《画说》。杨沂孙工钟鼎、石鼓、篆、隶与邓石如颉颃。气魄不及，而丰神过之。偶刻印，亦彬雅迈伦。著印印。卒年七十。
杨沂孙工篆书，融会大、小篆。篆法精纯，学力深厚。自唐李阳冰之后，无能有继承者，孙氏以篆书著称于世，行书较罕见，其书刚柔相济，方圆并用，形成醇和典雅的个性书风。邓石如、杨沂孙以其独特风格的篆书方法，令人一新耳目，使这种已失去实用价值的文字以其独特的美感，在书法艺术园地中重放光彩，其功不可泯。其线条凝炼挺拔，内含筋力；其笔锋转折或交接处有方有圆，亦方亦圆，无一节圭角，不露起收笔痕迹，这种笔画既不象玉珠圆匀称，也不象邓氏篆书一泻千里。因此，清徐珂《清稗类钞》评曰：“濠叟工篆书，于大小二篆，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杨守敬《学书言》亦曰：“沂孙学《石鼓》，取法甚高，自信为历劫不磨。”总体上看，杨氏篆书以静为美，然静中有动；其姿态不以错落跌宕出彩，而以气息淳正取胜。其精谨与不放肆张扬正是学者书风之特色，也是杨氏执意坚守之所在。作为精研小学的杨沂孙，曾作《在昔篇》专论篆书之源流，又对当朝的文字学家之得失追根溯源，因此，他创作书法时，那谙熟于胸的字形会随手拈来，而不象有些纯粹从事艺术创造的书家，偶有不期然而至的艺术效果。然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评其篆书：“濠叟篆书，功力甚勤，规矩并备，所乏者韵耳。”传世书迹较多。
清 杨沂孙 篆书七言联
《七言联》：“邀云作伴远忘返与鹤分巢宽有余”，为杨沂孙晚年作品，婉转流通，精妙自然。结字工整谨严，有上紧下松，内敛外放之势，以活其体；用笔与其《蔡邕传》四条屏、《说文部首》等作品有所不同，能方圆兼用，尤其是起笔处方中显骨力，收笔一如往常作悬针而作枯锋疾收，令观者觉其笔末有余味。
清 杨沂孙 行书诗牍
《赠少卿尊兄七言联》，纸本墨迹，行书。七言联1则。凡上联下联正文14字，款10字，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此行书联，以颜、柳之楷为体，又取各家之长，使圆浑之劲，用藏锋之功，寓巧于拙，借古于今，创造出自家的风格。由于他书法的功力深厚，字迹笔划劲利，布局法度谨严，且有疏朗开阔、遒婉俊逸的华采。这是杨氏此作的主要特点。此联中的小字落款，也十分得体，笔势流畅、洒脱，字的大小与整幅字配合得很是协调，给整个作品增添了活跃的气氛。
杨岘（1819─1896）字庸斋、见山，号季仇，晚号藐翁，自署迟鸿残叟，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清朝书法家、金石学家、诗人。咸丰五年（1855）举人，应会试不中，曾入曾国藩、李鸿章幕中，参佐军务。50岁以后负责海道漕运事务，官至盐运使，其间曾任江苏松江知府，因得罪上僚被劾罢官。此后即寓居苏州，读书著述，以卖字为生。据载吴昌硕曾随俞樾（曲园）在姑苏结识杨岘，从其学艺，情在亦师亦友之间。可谓同声相应，同心相知，这在艺术史上不多见。吴昌硕曾将旧藏《彝器款识册》请杨岘题辞，二人各抒己见，颇有玩味。
杨岘的书法属于北碑派，曾拜书家臧寿恭为师学习书法，精研隶书，于汉碑无所不窥，名重一时。由于他取法广泛，临习勤奋，因而下笔极其熟练，个人风格也十分明显。其隶书主要致力于《开通褒斜道》、《石门颂》、《礼器碑》，在字形结构上，他一反前人学汉碑均取其方整严密的习惯，对字形尽量采取上部紧密、下部疏朗的处理方法，尤其是撇、捺及长竖等笔画，左、右伸展，波挑飞扬，将汉碑的雍容端庄通过迅速的运笔和熟练的提按动作，形成一种犀利峭拔、活泼飘动、神采焕发的形象，因而被人称为是用草法写隶书。作风瘦劲矫健，疏中求紧密，其用笔明快爽畅，用墨多求变化。“杨隶”波划多作变形处理，往往一笔送出即收，不留波状，不强调波，而突出磔划，写得大脚露锋，如横划与捺划的磔笔。再则从“杨隶”用笔浑厚扎实，其撇捺在出锋的刹那，重顿而后尖即飞速出锋，留下隐绰枯涩的锋尾。其三，杨一生“研精隶书，于汉碑无所不窥”，用帖的笔法写碑，又不纯以汉碑的阳刚取胜。有化刚为柔，柔中见刚，弯曲柔韧，俨然不失雄强之势。常用淡墨和宿墨创作，这在当时的碑学书法家中是少见的。咸丰、同治时期，他的隶书最为突出，影响较大。值得一提的是，见山的行书也风格鲜明，点画沉着。体势夺宕，字形或瘦长，或方扁，或紧结，或离散，变化多端而力避平淡，其豪纵不羁与俊逸飞动，一同于隶。其《水市华船行书诗轴》（日本《明清书道图说》），笔势遒劲，一股清淡气息，含包这丰神绝俗的神韵，通篇以情性为上，以豪纵见胜。杨岘作品流传甚多，但隶书风格对晚清书坛影响很大，甚至远及日本，但其晚年书风流于颓唐，缺乏古意。杨岘书法之余，还攻古诗文辞，著有《庸斋文集》、《迟鸿轩诗钞》等。传世书迹有《易林语四条屏》、《临西狱华山庙碑四条屏》（上海博物馆藏）、《节临汉衡方碑幅》（日本《书道全集》）等作品。
《太室铭四条屏》书於光绪是十八年（1892），结体以长方取势，用笔方笔兼其，以园为主，神采宕逸见日本《书道全集》。杨岘作隶，其横划中的长横，一波三折，节奏强烈，气韵生动，其点也极有变化不相雷同，且与其它笔划非常协调。在运笔上多用疾、涩、振抖之法，讲究笔运曲直提接、顿挫的细微变化，线条内蕴跌宕，富有凝重与拙趣。
清 杨岘 隶书李白诗登金陵凤凰台
《南山有高稜北极无羁羽》五言联隶书载日本《书道全集》，光绪二十年（1894）书，是年又作《狂次谢公应未怪诗如东野不言寒》七言联隶书（故宫博物院藏）。上款仲雅老贤侄居，下款七十六叟杨岘。此两联，皆有简古宕逸之气，用笔富有纂意。
清 杨岘 汲古荡胸五言联
《汲古荡胸五言联》，纸本隶书。上款“瓐育仁二兄大人督书”，下款“庸斋弟岘”。“杨隶”结构严紧而又舒展，字形扁方，间架工整，疏密匀称，其形宽而气紧。笔划疏朗，安排错落，上下呼应，其结构造型，既强调外形的风采，又力求内涵的充实。此联运笔如秦篆，其风格豪迈清新，纵横有致，不离古法而有生意，是件创新妙品。
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道光二十四年中举人，三十年（1850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二年(1852)授编修，举家迁北京南柳巷。咸丰五年充国史馆协修，八月出任河南学政，次年二月主考。咸丰七年七月，御史曹泽(登庸)弹劾他所出试题割裂经文，被革职回京。八年春南归，居苏州饮马桥，时与陈奂、宋翔凤相交，切磋经学。咸丰十年返德清，后展转绍兴、上虞、宁波、上海等地。同治元年(1862)春抵天津。同治四年秋，经两江总督李鸿章推荐，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同治六年冬，任杭州诂访经精舍主讲。其间，先后至菱湖龙湖书院、上海诂经精舍、德清清溪书院、长兴箬溪书院讲学。同治十三年，在苏州马医科巷购地建宅，屋旁余地成曲尺形，叠石凿池，栽种花木，题名曲园。此后，往返于苏杭之间。光绪二十四年,因年老辞去诂经精舍讲席。光绪二十九年，乡举重逢(中举人满60周年)，复任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元1907年2月5日)卒，葬西湖三台山东麓。临终前作留别诗10首，代讣辞行。他是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日本的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清道光三十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受咸丰皇帝赏识，放任河南学政，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义”，因而罢官。遂移居苏州，潜心学术达40余载。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海内及日本、朝鲜等国向他求学者甚众，尊之为朴学大师。
俞樾是晚清有影响的学者。他长于经学和诗词、小说、戏曲的研究，所作笔记搜罗甚广，包含有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珍贵资料。善诗词，工隶书，学识渊博，对群经诸子、语文训诂、小说笔记，撰著颇丰，一生著述不倦，主要著述有《小浮梅闲话》、《右台仙馆笔记》、《茶香室杂钞》等，辑为《春在堂全书》，凡500卷。当时社会上有一句流传颇广的话，叫做“李鸿章只知作官，俞樾只知著书”。俞樾工书法有江声之风，以篆、隶法作真书，善以隶笔作楷书，别具一格。寻常书札，率以隶体书之，尤工大字。
清 俞樾 碑刻枫桥夜泊
《枫桥夜泊》，碑刻。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苏巡抚陈龙重修寒山寺时，有感于沧桑变迁，古碑不存，便请俞樾手书了这第三块《枫桥夜泊》石碑。其时，俞樾虽已八十六岁高龄，仍以其饱满的情怀，稳重的章法，浑圆的笔意，挥洒淋漓，一气呵成。俞樾作书后数十天，便倏然长逝了。所题诗碑成为绝笔。这块由俞樾补书诗碑名擅当时，拓本流传甚广，古雅拙朴。
清 俞樾 俞樾致盛宣怀信札
俞樾写信札，也往往用隶、篆书，显示了他好古之风，而这件信札以小行书写就，故显的特别珍罕了。此信札写的十分随意、轻松，举重若轻，展示了他行书的特色。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人。近代散文家、书法家。自幼天资颖异，青少年时期悉力研读唐宋古文辞和历史等经世之学。尤其对宋代古文家曾巩的《南丰集》揣摩精熟，颇有心得。这就使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坚实的治学基础，也培养了他后来自辟蹊径，突破藩篱的书学独创精神。道光18年（1838年），张裕钊时年16岁，应县试考取秀才。道光26年（1846），于湖北乡试中举。道光30年（1850年），张入京会试落第，后参加考选国子监学正。既而中选，官授内阁中书。这次考选的主试官为曾国藩，因张文似曾子固而奇之。张氏后趋游于曾门，与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被人合称为“曾门四学士”，被曾国藩推许为“可期有成者”（《清史稿·张裕钊传》）。张裕钊在京供职两年，官职不显。目睹官场腐败，但以书文自娱，后弃官南归。1852年，张裕钊受聘主讲于武昌勺庭书院。1854年，曾国藩进兵湖北，闻裕钊在鄂，遂召入戎幕参办文案。此后相从十余年，同僚各有升达，唯张氏“独以治文为事”，并不热心于政治，故始终未得一官半职。最后终于绝意仕途，转而致力于教育、文学和书法的研究。自1871年起，张氏先后主讲于江宁（今南京）凤池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培养学生甚众，范当世、马其昶等都出其门下。直到光绪18年（1892年），张氏已70高龄，始由其子后沆、后浍从襄阳鹿门迎养至西安。1894年正月14日，于西安寓所逝世。张裕钊论学，继承桐城余绪，认为汉学“枝辞碎义”，“穷末而置其本，识小而遗其大”，宋学“专从事于义理，而一切屏弃考证为不足道”（《复查翼甫书》、《与钟子勤书》等），主张“学问之道，义理尚已。其次若考据、词章,皆学者所不可不究心。斯二者固相须为用，然必以其一者为主而专精焉，更取其一以为辅，斯乃为善学者”（《复查翼甫书》）。张裕钊为文，推尊桐城义法，言“不信桐城诸老绪论，必堕庞杂叫嚣之习”（姚永朴《旧闻随笔》）。又师承曾国藩，力救桐城派古文气弱之失，强调“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答刘生书》）。故其行文思力精深，黎庶昌称其“渊雅超逸”，“论醇辞足”（《续古文辞类纂》）。吴汝纶更推尊他能“变而后大”，“独得于《史记》之谲怪”，虽“文气雄峻不及曾，而意思之诙诡，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与姚仲实》）。张裕钊自许亦甚高，自称撰《书元后传后》近似西汉人，不下于方苞、姚鼐、梅曾亮诸人（《答李佛笙太守书》）。张裕钊也能作诗，多牢骚抑郁语，如《读史》等。亦有忧愤国事之作，如《孤愤》、《与友人夜话》等。所以吴汝纶《依韵奉廉卿》诗说：“张叟用文娱百忧，风涛入笔倒如流。”主要著作有《濂亭文集》8卷，《濂亭遗文》5卷，《濂亭遗诗》2卷。1916年，裕钊后人重刻文集，与遗文、遗诗，合为《濂亭集》。
张裕钊善书法，他从写《张猛龙碑》入手，勤奋钻研，不断进取，成为清代一位有成就的著名书法家，张氏书法风格自成一体，独树一帜，对北碑书法艺术，是一个卓越的创造和发展，在国内外都有着较大的影响。近代书法大师康有为曾高度评价张的书法。“廉卿书事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审其落墨运笔，中锋必折，处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弟子遍及海内外，日本的宫岛大八先生是张裕钊的海外著名弟子，曾创办书院，传播张氏书法，成为日本书法的一大流派。张裕钊的书法亦名重一时，有《张廉卿先生论学手札》等墨迹多种行世。笃精古文辞，被称为桐城派之胜流，工艺法，康有为称其“集碑学之成”，推崇有加。其书法险峻中见刚健，在日本颇有影响。
清 张裕钊 楷书南宫县学记（局部）
《南宫县学记》是我国晚清时期的书法大家张裕钊先生，于光绪12年（1886年）为重修南宫县学而撰写的记事碑文，是张裕钊创造的“南宫体”书法的代表作品，成为传世名帖之一。据悉此碑已不存在，拓帖也极为少见。《南宫县学记》帖不但书法一流，而且碑文也写得极好。特别是在文中击中时弊，痛斥科举制度之弊端，尤其令人钦佩。碑文中写道：“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之必出于学，然今之学者，则学为科举之文而已，自明太祖以制艺取仕，历数百年，而其弊已极。”张裕钊的这种论点，在康梁维新变法之前，有如此之高见，又有如此之胆量，实在难能可贵，不愧为一代大家之风范。
徐三庚（1826-1890），字辛谷，又字诜郭，号全罍、井罍，又号袖海，自号金罍道人、似鱼室主、余粮生、山民，别号翯然散人等，上虞章镇大勤人。清末著名篆刻家。徐三庚出生贫苦农家，稍长外出谋生，尝打杂于道观。观中道人有擅长书法篆刻者，徐得其传授，遂此入门，既有摹拟汉印之深厚基础，又具汉碑额篆及天发神谶碑之书法根底。其作品上溯秦汉下逮元明，致力浙派，后取法邓完白及汉碑额篆与天发神谶碑，参用其飞动体势，使之熔为一炉，加以用笔妍媚泼辣，用刀细切利落，章法虚实相间，独辟蹊径，风格独具，成为与赵之谦同期之又一位创新篆刻家，与吴让之、赵之谦齐名。其能摹刻金石文字，所刻吴皇象书天发神谶尤佳。篆刻初学陈鸿寿、赵之琛，四十岁后参以汉篆、汉印结体，颇见功力，风格飘逸，疏密有致，自成一家，在当时一段时间内，颇为风行。其篆书被誉为“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但他运刀熟练，不加修饰，其行楷边款，刀法劲猛，自然得势，不失名家风范。刻印力追秦、汉，能于邓石如、吴熙载诸家而后，别树一帜。近时篆刻家多宗之。其晚年篆刻趋向定型，习气渐深，终成流弊。篆刻作品集有《金罍山民印存》《似鱼室印谱》《金罍山人印谱》等。《海上墨林》、《再续印人传》等有词条收录。现存作品有《金罍山人印谱》、《金罍山民手刻印存》。
清 徐三庚 隶书六言联
《隶书六言联》纸本 纵131．4厘米横35．2厘米南京博物院藏。下联款暑“己卯新秋袖海弟徐三庚将之里书之”。“己卯”乃同治五年(1879)。他的篆、隶书法，取法《天发神谶碑》，风格独具。此联隶书燕尾高扬，开张有度，而能神采奕奕。
吴大澂（1835-1902），初名大淳，为避清穆宗讳改名，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又别号白云山樵、愙斋、白云病叟。江苏吴县人。清著名金石考古学家、书法家。1867年进士，授编修。出为陕甘学政。1877年赴山、陕襄办赈务，不辞劳苦，亲赴灾区察勘，得左宗棠、曾国荃等保荐，次年，授河北道。1880年，诏给三品卿衔，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宁古塔、三姓、珲春等东陲边务。次年，授太仆寺卿。1883年，法国从越南向中国扩张，奉命会办北洋军务。1884年迁左副都御使。1887年，调任广东巡抚。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吴大澄时任湖南巡抚，奏请从军。8月15日、17日连电“奏请统率湘军赴朝督战”。不久，获清廷允准，“带勇北上”。旋被任为帮办东征军务。1895年1月，吴大澄率新老湘军二十余营出关，2月11日到达田庄台。3月7日日军攻取营口，田庄台随后也被攻陷。吴大澄愤湘军尽覆，欲拔剑自裁，被左右格阻之。乃自叹曰：“余实不能军，当请严议”。清廷以吴大澄“徒托空言，疏于调度”，于3月17日下令撤去其帮办军务职，交部议处。旋革职留任，寻命开缺。1898年，复降旨革职，永不叙用。光绪十三年七月，皇帝命吴大澄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接办堵口大工，于当年八月到任视事。光绪十五年他奏请用新法测绘黄河图，光绪六年三月(1880年4月) 吴大澄为三品卿衔，赴吉林随同铭安帮办一切事宜，旋即改为“督办”。 1885年6月8日，吴大澄会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重勘东部边界。经吴大澄、依克唐阿再三辩驳，据理力争，终于达成协议。于1886年10月12日正式签订《中俄珲春东界约》及《中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历任编修、河北道、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等职。卒年六十八。
吴大澄精于鉴别和古文字考释，亦工篆刻和书画。吴大澄书法以篆书最为著名。他的篆书很有特色，将小篆古籀文结合，功力甚深，即平时书翰也常用工整精绝的篆字为之，规矩整齐，别有情致。早年从陈硕父学篆书，中年以后又参以古籀文，书法益进。他开始学秦代小篆刻石，书法酷似李阳冰。后受杨沂孙的启示，将小篆与金文相结合，并用这种方法书写《论语》、《孝经》以及信札。他的篆书大小参差、渊雅朴茂，在当时是一种创造。他对金石文字有精深的研究，开拓了对先秦文字的广阔的视野，使他的篆书从中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吴大澄写篆书，喜用隶书书款。他的隶书横平竖直，亦取法汉碑。行书学曾国藩，又颇有黄庭坚的趣味。吴大澄又以诗词及散文著称。著有《愙斋诗文集》、《说文古籀补》、《字说》、《愙斋集古录》、《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试验考》、《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吉林勘界记》、《十六金符斋印存》等十余种。
清 吴大澂 篆书七言联
《篆书七言联》，纸本。款识：“雨香五兄大人雅属，清卿弟吴大澂。”钤印：“吴大澂印（白文）、戊辰翰林（朱文）。”将小篆与金文相结合，大小参差、渊雅朴茂，别具一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