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凭心而论，要辨清南京朝廷的主要敌人是“西寇”李自成还是“东虏”满清政权，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是极不容易的。 明、顺、清三方势力中，明朝自遭受甲申之变后，上层建筑已达崩溃，军队虽然庞大但军心已散，作战力低下，政权已经渐至没落；大顺军崛起迅猛，但政权新建，基根太浅，又新遭清廷打击，士气一减再减，人心浮动，也已出现衰败之态；相较之下，大清政权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三代领导人的锐意经营，关外已建成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进取关内，胜利连连，国力大张，势头最盛。 如果从三足鼎立的平衡角度来说，南京朝廷的策略应该是“联寇抗虏”而不是“联虏平寇”。 但退一步想，无论“西寇”还是“东虏”，本来都是大明帝国的敌人，而且，大明帝国和“东虏”的仇怨要比“西寇”早得多，时间可以追溯到万历朝努尔哈赤的反叛。 然而，北都神京陷落于“西寇”之手是不容置辩的事实，先帝崇祯被李自成所逼死也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大事。所谓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意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弘光即位时为什么要高呼“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的口号，也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在圣旨中指责大顺军“屠杀我百官，杀掠我百姓，滔天大罪，覆载不容，神人共愤”，声称“盖激父母之仇，无不惧生，志图必报”（顾炎武《明季实录》）。 “草莽孤臣”刘宗周的奏疏也屡屡有提到：“今日中兴大业，舍讨贼复仇，固无以表陛下前明渡江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决策亲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 1644年10月史可法上疏说：“先皇帝（指崇祯帝）死于贼，恭皇帝（指福王的父亲朱常洵）死于贼，此千古未有之奇痛也!……庶民之家， 父兄被杀，尚思穴胸断头，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顾可莫置?臣愿陛下速发讨贼之诏，责臣与诸镇，悉简精锐，直指秦关。” 后来他又上了《请讨贼御敌以图恢复疏 》和《自请治罪并请戒诸臣毋讲门户专力讨贼疏》。 所以说，弘光朝廷从上到下都弥漫了“报仇”、“讨贼”气氛，如若强要弘光君臣无视李自成大顺军的存在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付清廷方面上，这已经是强人所难了，如果还要南京朝廷和李自成的大顺军前嫌尽弃，握手并肩以对付从关外进入的异族，这想法就更超前了。 这，只能是众多事后诸葛亮放出来的“马后炮”，是没充分考虑当时的形势和实际情况。 有人说，南京朝廷是因为有“宁与外邦，不与家奴”的心理作崇，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所以，南京朝廷有“联虏平寇”的想法并不奇怪。 大家都觉得，以南京朝廷的实力单独对抗顺、清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胜算，或者可以说是处在下风。只有与其中一方结盟才能压倒另外一方，“联寇抗虏”既不可能，就只有“联虏平寇”了。 甚至还有人担心，如果不抓紧行动，一旦满清与大顺结成了同盟，出现“虏寇联手灭明”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这，绝不是杞人忧天。 因为，“虏寇联手”并非不可能。 皇太极时代，就曾派人和李自成联系，是有心与李自成一起瓜分大明江山的。 所以，南京朝廷才会这么急吼吼、这么迫不及待地组建北使团北上和清廷议和。 当然，北使团北上和谈的结果已经清楚无虞地告诉了所有人：“联虏平寇”的计划已经失败。 史可法在给弘光的奏疏中不无哀叹地说：“之前我所希望的是可以和清人达成和议，这样，我就可以联合清人的兵力来对付李自成贼寇，完成复仇雪耻之举。现在议和的使者刚刚回来，清兵便接踵而至，看来，和议是断然没有可能的了。之前以我全力对付李自成尚欠不足，现在却必须分兵抵御两大巨敌了。”（“向所望者，和议获成，我因合敌之力以图贼，而遂其复仇雪耻之举。今使旋而兵踵至，和议已断断无成矣。向以全力图寇而不足者，今复分以御敌矣。”） 河南推官陈潜夫曾联络起民众赶走了走大顺任命的河南巡抚，收复杞县，得弘光朝擢为监军御史巡按河南，他曾亲到南京建言弘光帝说：“中兴在于进取，王业不在偏安，山东、河南等地，一尺一寸都不可放弃。这些地方的豪杰都在结寨自固，势力大的，有数万之众，势力小的，也不下千人，他们无不引颈等待我大军北上。如今四镇的兵力不下数十万人，而齐、鲁、汴、豫等地还处于安稳状态，请圣上分头下达命令给各藩镇，让他们以一军出颍、寿，以一军出淮、徐，军旗向北，天下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则人心思奋。圣上更颁爵奖赏，以资鼓舞，规划收复的州县，安排据守的城堡，安排好督抚将帅于要害之处驻扎部队，彼此间互相策应，战事缓和，就耕种屯粮，战事紧急就荷戈备战，一方有警，八方救援，长江、黄河处处可守。汴梁一带的义勇军，臣已联络约定，半月之内便可聚集起十余万众，稍微提供些粮饷，交给臣支配，臣即可以荷戈先驱，再以诸藩镇为后劲，则河南五郡可复。五郡既复，划河而守，南联荆、楚，西控秦关，北临赵、卫，往北则恢复可望，往南则江、淮永安，这是今日上上大计。两淮地区，用不着这么多兵，督抚纷纭，并是为了虚设，如果不思进取，专事退守，将土地甲兵之利拱手让人，臣恐怕江、淮难以保有。”（“中兴在进取，王业不偏安，山东、河南地，尺寸不可弃。其间豪杰结寨自固，大者数万，小亦千人，莫不引领以待官军。今四镇之兵不下数十万人，而齐、鲁、汴、豫尚皆安堵。诚分命藩镇，一军出颍、寿，一军出淮、徐，马首北向，使天下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则人心思奋。更颁爵赏鼓舞，计远近，画城堡，俾以自守。而我督抚将帅屯锐师于要害以策应之，宽则耕屯为食，急则荷戈乘墉，一方有警，前后救援，长河不足守也。汴梁义勇，臣联络已定，旬日可集十余万众，稍给糗粮，容臣自将，臣当荷戈先驱，诸藩镇为后劲，则河南五郡可复。五郡既复，画河为固，南联荆、楚，西控秦关，北临赵、卫，上之则恢复可望，下之则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计也。两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抚纷纭，并为虚设，若不思外拒，专事退守，举土地甲兵之利委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30页；又《明史?陈潜夫传》，卷277也节录此言） 惜乎彼时朝廷正忙着和清朝和议，不愿因此触怒清廷，此议没有得到重视。 弘光元年（1645 年）初，河南巡按陈潜夫又发回报告称“清豫王自孟县渡河，约五六千骑，步卒尚在单、怀，欲往潼关”。 陈潜夫的情报是准确的。  北使团还没离开北京时，清廷就于十月十九日令英王阿济格“统领将士往征流寇”，二十五日，令豫王多铎“统领将士进征江南”。后来，清廷因为接到了清方“河南巡抚罗绣锦奏报流寇二万人渡黄河攻怀庆府甚急”的报告，调整了部署，叫多铎掉头先去打李自成了。同年“冬，山东土寇窃发，（豪格）奉令往征，遂定济宁”。后来，多铎把李自成部打败了并一直追击而去，也就出现了“清豫王自孟县渡河”“欲往潼关”的局面。 史可法根据整个局势和各路塘报包括诸如陈潜夫的报告分析：多铎既可能“欲往潼关”去打李自成，也可能按原计划“进征江南”，因为其“况攻邳之日，未还济宁，岂一刻忘江北哉？”，多铎如果想“进征江南”，那“长驱而来”是“刻日可至”的。那该怎么办？ 于是，史可法给弘光上了一道奏疏，称“请命高杰提兵二万，与张缙彦直抵开、雒，据虎牢，刘良佐贴防邳、宿”，建议由高杰率部北征。 明古藏室史臣（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卷三所录的一道残疏反映了史可法这时心急如焚的状态。这一道残疏文为：“清兵从孟县渡河。大学士史可法奏：我与清兵相隔只有一条淮河。清兵可以在淮河任何一处渡河，则我在淮河任何一处都应该防守。淮河河长二千里，如果不是各镇兵马齐心协力共同捍卫，根本守不住。所以，兴平伯高杰准备亲自引兵开赴开、洛，而以黄得功、刘良佐的兵马守卫邳、徐。大家都知道清兵的目标是想占据开、洛，为什么各镇之间不互相呼应防备？现在清兵已经渡河，长驱而东，不日可至。在淮河南岸抵御敌人的难度系数比在淮河北岸抵御敌人可要高上一百倍。”（“北兵自盂县渡河。大学士史可法奏：我与虏所隔者一河耳。虏处处可渡，我处处宜守。河长二千里，非各镇兵马齐力捍御，不能固也。故兴平伯高杰欲自赴开、雒，而以靖南侯、广昌伯之兵马守邳、徐。久知虏之乘必在开、雒，无如各镇之不相应何？今虏已渡河，则长驱而东，刻日可至。御之河以南，较御之河北，其难百倍矣。”） 高杰虽然性气乖张、骄横跋扈，但也是一个热血汉子，铁骨铮铮，得史可法淳淳相劝，感奋思进，有忠义许国之心。  此前，他曾给弘光上了一道《论保江南》疏，大陈中兴之计，云：“目前大势，人人都说要守江北以保江南，然而从曹州、单县渡河后，则黄河无险可守；敌人一旦自颍、归侵入，则会危及凤阳、泗州。有人说，我有长江天堑在，为何还要据守上游，为何还要防长江出海口，又为何止有瓜州、仪征、浦口、采石作为江南门户？乞请圣上经过和盘打算，定断速行，中兴大业，还是有很大机会的。高杰派遣总兵李朝云赴泗州，又派遣参将蒋应雄、许占魁、郭茂泰、李玉赴徐州防守”。（“目今大势，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从曹、单渡，则黄河无险；自颍、归入，则凤、泗可虞。犹或曰有长江天堑在耳，若何而据上游，若何而防海道，岂止瓜、仪、浦、采为江南门户已乎？伏乞和盘打算，定断速行，中兴大业，庶有可观。杰发总兵李朝云赴泗州，又发参将蒋应雄、许占魁、郭茂泰、李玉赴徐州防守”。《明季南略》卷二收有《高杰论保江南》） 得到史可法的命令，他即于甲申十月十四日祭旗鸣炮，率部北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