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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 2019-2-23 2019-03-17 00:29:12 3952人阅 重庆市大足中学 曾晓慧 《米格尔街》是写于1959年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作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他以少年的视角，勾勒了一幅小镇生活的风景画。这里, 令人心酸的过往都融入了日常的起居谈谐, 在适当的时候成为撬动人生情节的杠杆 , 从而使一帮街头小人物的故事演绎出某种悲剧风格。疯子、诗人、智者、小丑……他们卑微、古怪乃至滑稽可笑的动机透露出“理想”本身所包含的悲凉，却又作为真实活过的证据，让人肃然起敬。  /阅读时间/ 小人物的生活哲学 正如老舍所说：“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米格尔街》全书没有刻意装裱恢宏大气，只是在一件件起居小事间细嚼慢咽出黑色幽默，这种幽默映射出人伦道德与生活哲学——没有针对性的毁灭却具极大的普适性——让人懂得生活就是闲着没事却又突如其来打磨原来的自己。 01.无法改变的现实，不如去面对它 <原文摘录> 伊莱亚斯乘飞机前往英属圭亚那，参加了考试，没能通过，便飞回来。海特说：“我见到一个从巴巴多斯来的人，他对我说在巴巴多斯非常容易通过考试。” 伊莱亚斯飞往巴巴多斯，考试再次失败，又飞了回来。海特说：“那天，我见到一个从格林纳达溜来的人……” 伊莱亚斯说：“闭上你的臭嘴！都住在一条街，别让咱俩成为冤家。” …… 伊莱亚斯从此便开起一辆垃圾车,当上了街头贵族。“这活用不着理论，”伊莱亚斯说，“很实际，我的确喜欢这份工作。” <现实映照> 西瓜男孩：不把命运当借口 “西瓜男孩”的称号让18岁的李恩慧被大多数人熟知。今年参加高考的李恩慧被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录取,但由于家庭贫困，无法负担他的学费。懂事的李恩慧没有埋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没有抱怨现实的残酷，而是用努力生活的态度改变着这一切。他通过卖西瓜的方式，为自己筹集学费和生活费。刚开始的时候，一天只赚几十元，后来多的时候一天能赚一百多。每次看着越攒越多的钱，李恩慧觉着自己离警察梦越来越近了。李恩慧说：“我相信这些不好的都只是暂时的。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 <考场速写> 并非所有人都能顺顺利利，安然处事。有的人必定要经历多舛的命运，迎接生活的不如意。就像《米格尔街》里的伊莱亚斯，用尽了全力，也仍旧考不上自己心仪的学校，虽然从此只能去开垃圾车，但他愿意去面对现实，道一声“我的确喜欢”。就像“西瓜男孩”，家庭贫困的现实没有阻挡他向前的步伐，他用卖西瓜的方式来让“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 02.生活如立危崖，寻个开心也好 <原文摘录> 起初我以为海特只带我一人去体育场看板球，后来才知道除我之外，海特还带去附近四五条街上的十一个孩子。我们在售票处排成一行，海特大声数完人头，喊道，“一张整票、十二张半票。” 许多人停下来，观看着。 售祟员问：“十二张半票?” 海特低头看着自己的鞋，答道：“十二张半票。” 我们在海特的率领下，兴高采烈地拥进体育场，找坐的地方。有人喊道：“他们都是你的吗？”海特微微一笑，令人感到更像是那么回事儿。我们都坐下之后，他又指点着，大声地数了遍人头。他说：“我可不想回家时少一个,让你妈要死要活的。” <现实映照> 面对死亡，她笑着给自己开追悼会 2018年8月，一段视频在网上大火，引无数网友感动落泪。视频中的女孩名叫王越，她身患癌症。在生命进入倒计时后，王越做了一个决定：为自己办一场盛大的追悼会。这个开朗的东北女孩穿着最美的裙子，在舞台上笑容满满慷慨陈词，重新回顾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她认为自己没有留下遗憾。见朋友落泪，王越幽默地用东北话调侃“给我憋回去”。王悦用她的幽默打破了生活的严峻，诠释着乐观的真谛。 <考场速写> 幽默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在平凡单调的日子里，不失去对生活的调侃。以乐观的方式面对生活，不仅自己开心，也会给别人带来开心。就像《米格尔街》里的海特，他是认真地在幽默，用行动讲一个好笑的笑话，而自己却能憋住不笑。也像东北女孩王越，面对死亡，她笑着给自己开追悼会，用乐观化解悲凉。  /书评范本/ 一街一世界 文|木木 20世纪是人类迄今为止经历的最为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的时代。一大批文人、作家、学者由于政治的、宗教的、个人的原因，或自愿或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漂泊于世界各地，在异国他乡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他们的创作构成了人类迄今为止最丰富、复杂、迷人的文化景观之一。 众所周知，奈保尔也是一位移民作家，在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辞里，他被称为“一个文学世界里的漂泊者”。因为家庭的原因，他成了特立尼达的“流放者”，英国的“外来者”，印度的“海外浪子”。这种文化上的精神分裂、个人的疏离感和轻飘的失重状态，让奈保尔的小说充满了别样的色彩。 《米格尔街》中《博加特》的同名主人公原名“佩兴斯”，电影《卡萨布兰卡》在特立尼达走红之后，米格尔街上的人都以电影主人公的名字“博加特”来称呼他。这个沉默的人，在离开米格尔街又回来之后，成了“街上最令人胆颤的人，甚至连大脚都承认害怕他”。而在第二次离开又回来以后，他“讲着一口地道的美国腔英语，兴许为了使自己的模仿更加逼真，他开始向孩子中间扩张”。《直到战争来临》中，战争爆发后，爱德华彻头彻尾地投靠了美国人。他的衣着越来越美国化，还学会嚼口香糖，就连说话也拼命“撇”美国腔。这些可笑的模仿是对可以确定的文化的向往（当然这也是奈保尔本人的向往），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迷失，一种光靠模仿不能解决的新独立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但无论怎么模仿都改变不了他、他们那“他者”的身份。 值得庆幸的是，奈保尔很快就认识到了，“在作家身份的掩盖下，隐藏印度侨民血统的做法，无论对我的素材还是对我本人都带来很大的损害。……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拼命地想找到一个答案：作为一名作家，我所需要的可能是什么样的素材。突然有一天，我眼前豁然开朗，我茅塞顿开……我非常简练、快速地写下了我记忆中最普通的事情。我写了有关在西班牙港的街道，我的童年生活曾有一段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 《米格尔街》只是奈保尔五十多年创作生涯的起点，但是这一起点却极有高度。奈保尔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一颗敏感的心。在《米格尔街》里，他揭示了第三世界人们的普遍困境，他的描写无情而又真实，使读者看到了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生追求的多样性。由此或许我们可以说多样性正是后殖民地区人们的存在方式。虽然孤独、失落弥漫在米格尔街上，可是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奈保尔的渴望，对归宿的渴望，对文化家园的追寻，感受到他—— 一个处处无家又处处为家的“世界公民”——的思索与启悟。（有删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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