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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流，顾名思义，比喻他们的品行清白如山涧水流，能激浊扬清，他们标榜正义，不避权宦，抨击奸邪，名曰清议，却如同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在东汉后期，形成巨大的舆论洪流，其影响所及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刺激着东汉王朝最敏感的神经，激扬着一个时代的风气。然而，火山未熄就遭遇到无情的冰霜，党锢之祸来势汹汹，清流被残酷镇压，清议，被暴虐地封杀，更严重的是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政治平衡，引发了全面崩溃。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历史课题，当一个政权面临种种矛盾、种种危机，究竟需要怎样的应对和解决之道呢。 熹平石经西藏于西安碑林的第三展室，这里收藏了至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共4000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如今，熹平石经虽然只剩一面残碑，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是儒学经典中的内容。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朝廷下令，将经过官方审定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用隶体朱书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立于太学东门前。太学，始建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与东汉，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太学便开始承载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也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地方，博士学生都可以发表意见，便于太学生养成忠君爱国、关心国事的风气。太学初立时不过几十人，而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达三万多人，而随着人数的激增，太学生的出路正变得非常狭窄。更重要的是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活跃在政坛上，他们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这使得太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寄希望于察举制。 到东汉时，察举的科目已经很多，既有以德为主要考核对象，孝廉等科，也有以才能为主要考核对象，勇猛知兵法科等，不过，所有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更重要的是，察举制完全以推荐为基础。 这样的形式使得大多数太学生处境艰难，形成东汉一大难题，而大学生本身则必须面对更大的矛盾，太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然而，现实在无情地打击着他们的信念，他们需要作出选择，要么屈服权贵违背伦理道德，要么坚守原则维护人格尊严，但不能入仕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社会的尖锐矛盾集中到太学生身上，使他们更容易看到社会弊端，更容易对权宦产生强烈的不满。 清流在当时不仅仅是有话语权，还是很大的话语权，可以说是垄断了基层社会的话语权，什么是话语权呢？在当时的最大的话语权就是人物评价、人物品评，人物品评的目的是什么，还是做官，获得国家的评价你做不了官，但是你获得他的评价，就可以做官。 河南省襄城县是清流派最具代表性人物李膺的故乡，李膺、字元礼，作为襄城县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名人，千百年来一直是当地文人墨客和普通民众交口赞誉的对象，在东汉时，李膺的名号不仅传遍他的家乡，在京都洛阳乃至全国也是人尽皆知，当时的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李膺结交为荣，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膺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很多的士人和太学生正是因为成为李膺的座上宾，也成了士林的名士，同样备受推崇。郭云梦是襄城县有名的作家，从五年前开始，他就为开始撰写李膺的人物志作准备，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并一直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李膺在襄城县留下的遗迹，当年，李膺正是在襄城县被推举为孝廉，步入仕途。因为性格刚正，仕途坎坷，直到46岁时，李膺才携家眷搬离了襄城，此时正值鲜卑犯境，汉桓帝重新起用李膺为度辽将军，李膺威震边关，因而声名远播，但真正使李膺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在李膺出任司隶校尉时，他依法惩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威震朝野，被士大夫们交口赞誉。 清流中，与李膺齐名的还有范滂、张俭等官员，他们都以博学刚正闻名，太学生中自有郭泰、刘陶、贾彪等领袖，他们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汉桓帝时，名士朱穆担任冀州刺史，上任后正值权宦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其丧墓规格明显越制，朱穆当即依法查处，赵忠正受汉桓帝宠信，汉桓帝得知此事后大怒，马上下令将朱穆关押，准备严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太学生刘陶带领数千人诣阙情愿，并上书汉桓帝，在凑章中赞扬朱穆、谴责宦官，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朱穆去服劳役，此次请愿获得了成功，汉桓帝权衡利弊，最终赦免了朱穆。数年后议郎黄埔归受到宦官的迫害，被捕入狱，此事再次引起了士人极大的愤慨，一些正值官员和太学生300多人集体请愿，最终是使汉桓帝再次赦免了黄埔归。在这些事件中，清流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而他们的矛头正日趋集中地指向宦官集团。 汉桓帝刘志，东汉的第十一位皇帝，汉质帝驾崩后，外戚势力乘机坐大，梁太后与他的兄长大将军梁冀定策，将15岁的刘志扶上皇帝宝座，梁冀由此独揽朝政，成为外戚势力的代表，百官的升迁调补，乃至皇帝的禁省起居都在梁冀的控制之下，汉桓帝心怀怨恨，却很难摆脱梁冀的控制。延熹二年，当了十三年傀儡皇帝的汉桓帝决心铲除梁冀，然而，由于内外隔绝，汉桓帝只能求助于身边的宦官，正是在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倌、唐衡一同密谋下，汉桓帝除掉了梁冀，单超等五人因此受到汉桓帝极大的宠信，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另外八名宦官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权势迅速膨胀。梁冀死后，外戚集团的势力受到了遏制，宦官集团却乘机而起。延熹二年九月，白马县县令李云上书，指责宦官干政，批评皇帝昏庸，汉桓帝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李云，官员杜众有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李云同日死，汉桓帝把杜众也逮捕入狱，虽有众大臣求情，但汉桓帝却最终将李云、杜众二仁处死。如此一来，宦官势力更加庞大，出现很多肆意妄为的举动，他们与外界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新的矛盾由此产生。 打击宦官最严厉的行动是在延熹八年，太尉杨秉用囚车将候参押解进京，候参是大宦官侯览的弟弟，曾担任益州刺史，任职期间，残暴贪婪，赃款累计多达一亿，查看他携带物质的300余辆车装的都是金银和金帛，太尉杨秉因此将矛头直指侯览及其宦官集团，指责他们猥受过宠、肆其凶愤，要求削除他们的官职，此举受到清流官员和太学生们的普遍拥护。迫于压力，汉桓帝不得已免除了侯览的官职，同一年，曾帮助汉桓帝铲除梁冀的五侯成员具瑗、左倌，无良也受到司隶校尉韩演的的严厉弹劾，左倌畏罪自杀，具瑗被贬，一时间，宦官集团受到重挫，清流士大夫在朝政中发挥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 清流士大夫针对宦官势力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展开，不料很快就遭到重挫，南阳太守与太原太守两位清流派的重要官员均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触犯了皇帝颁发的大赦令，被收押监牢，延熹九年*（公元166），富商张汎与后宫有亲，在地方横行霸道，南阳太守不畏权势收捕张汎，然而正赶上大赦，按照当时的法令，应当释放所有的在押囚犯。但南阳太守认为在押的张汎罪行重大、死有余辜，不仅没有释放，反而将张汎及其宗族宾客200余人一并杀死，行为十分极端。与此同时，贪横放肆的小黄门赵津被太原太守收捕后，也是在大赦令颁发后被杀，两位太守虽然都是惩处恶霸，但执法行为本身就触犯了大赦令，汉桓帝得知后大怒，两人被收监后不久被判处死刑，由此宦官势力趁机再次反弹，很多被免职的太监重新恢复了原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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