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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书是记叙战国时代思想家孟子言行的。孟子名轲，字子舆，邹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前后，死于公元前289年前后，祖先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孟子年轻时曾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孔伋的门人，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一位大师。后世常把他与孔子并称，谓之孔孟。孟子曾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先后到过宋、薛、滕、鲁、魏、齐等国，一度做过齐宣王的客卿，齐宣王很尊礼他，但其学说却未被采用。因为时值战国激烈攻战之时，各国都在讲攻伐，孟子却一味坚持“王道”“仁政”。“王道”即指以仁义治天下，这样当然不合时宜了。《史记》载：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可知，《孟子》一书是孟轲晚年与其弟子一起编撰的。 孟子哲学思想的中心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仁、义、礼、智”是“我固有之也”（《告子上》）。有的人未能成为善人，不是人性本质有什么差别，而是由于不去培养扩充这些善的好开端，以至逐渐失去本性。孟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施仁政”。“施仁政”的具体内容是“省刑罚，薄税敛”，使民有“恒产”。因此统治者应当有“恻隐之心”，要有同情心，要推恩爱民。孟子的思想当中，有较强烈的民本主义思想，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话，这是十分卓越的民本思想。当时有人说汤放桀、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孟子反驳说：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其实质，是说君王治国，如果不照顾老百姓的利益，就很难维持自己的统治，甚至可能会被推翻。孟子的思想要比孔子激烈得多，特别是表现在对待君王的态度上，绝没有孔子那样恭顺。《孟子》记载，孟子是“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即在大人面前宣传自己的主张的时候，藐视他们，不把他们看得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他在国君面前总是非常傲然不逊，认为只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有一次，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十足表现了孟子刚正不阿的态度。据传明太祖朱元璋读《孟子》，见如此之多对君王不敬之语，大动肝火，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全祖望《鲒埼亭集·辨钱尚书争孟子事》引《典故辑遗》） 《孟子》的艺术特点首先是感情充沛，气势极盛。有纵横家、雄辩家的气概。在论辩时，孟子特别善于因势利导，掌握对方心理，从容陈辞，引人入彀，先纵后擒，使人无法回避。如《梁惠王下》：
孟子先用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再如《齐桓晋文之事》章，齐王问孟子怎样才可以王天下，孟子答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齐王又问：像我这样可以保民吗？孟子说：可以。于是孟子举齐王不忍以牛衅钟为例说明之。一席话说得齐宣王十分高兴。但是，紧接着孟子又责怪齐王为何“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并指出这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接着，孟子反问齐王，为什么不行王道；不待齐王回答，又进一步诘问：“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这样，逼使齐王不得不说出：“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孟子用这种层层逼紧的方法进行论战，常常使得齐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孟子在进行巧设机关以引人入彀的论辩时，还常不直接说出自己的中心论点，而是把论点变为比喻，说出喻体让对方发表看法，而对方一旦同意了喻体包含的道理，就不能不同意他的论点。同是“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在摆出齐国以武力平天下绝对不能取胜的观点时，先说出“邹与楚战”这一喻体，让宣王判断谁能得胜，然后才说出齐国以武力争霸是“以一胜八”的论题，齐宣王既然承认了邹与楚战没有取胜的可能，也就不得不承认齐国与天下为敌必然失败的道理，毫无回旋的余地。又如“寡人之于国也”章（《梁惠王上》）也是这样。孟子对梁惠王“民不加多”的疑问并不直接加以辩答，而是打了个“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让梁惠王明白行霸道的君主即便有些惠民措施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与暴君相比“直不百步耳”。从而说明国民不增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行“王道”。 《孟子》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善用比喻。东汉赵岐就说“孟子长于比喻”。据不完全统计，《孟子》全书二百六十章，共使用了一百六十来个比喻。这些比喻生动活泼、准确贴切，如“挟泰山以超北海”“缘木求鱼”“为长者折枝”“五十步笑百步”“仁之胜不仁，犹水之胜火也”等。《孟子》中还有一些寓言，非常精彩，如“揠苗助长”“齐人乞墦”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孟子》中的寓言故事，多取材于社会生活，寄寓着深切的讽喻教诲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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