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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铭基|论孟子周游列国与离开的抉择

 圆角望 2019-11-14

潘铭基

[摘 要]孟子一生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欲时君能采其王道仁政之学说以救世。孟子尝言:“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据孟子所说,君子侍奉君主,所重者在于专心致志使其趋于正路,有志于仁。骤眼看来,孟子似乎强调只要目的达成便可,过程如何并不重要。其实不然。孟子一生周游列国,尝至邹、鲁、滕、宋、魏、齐等国,见邹穆公、鲁平公、滕文公、宋君偃、梁惠王、梁襄王、齐威王、齐宣王等诸侯。其中孟子在齐、梁所待时间较长,在齐时任卿,惟在伐燕一事之上,孟子与齐宣王意见相异,最终只能出走离齐,不事不贤之君。本篇之撰,以孟子周游列国游说时君为线索,析论其离开故国之抉择。或去或留,孟子展现其光辉人格之特质,最可为现今社会参考,本文亦将一并讨论。

[关键词] 孟子;先秦诸子;周游列国;战国时代

一、孟子周游列国

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则慕孔子,周游列国,欲得诸侯重用。在先秦诸子中,孟子游历的诸侯国不算很多,主要只在邹、鲁、滕、宋、魏、齐等国从事政治活动。大约在四十岁以前,孟子在邹鲁小国聚徒讲学,以及为小国之君出谋划策。

有关孟子周游列国之次序,前人多有论述。孟子为邹人,其始仕亦当在邹。周广业云:“孟子之仕,自邹始也。”(1)时邹穆公(生卒、在位时间俱不详)在位。《孟子·梁惠王下》尝载孟子与邹穆公之对话,孟子如非已仕,自不可能与穆公对话。因此,孟子在周游列国之前已告出仕。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2)据司马迁所言,孟子先到齐国,时齐宣王在位;及后游梁,乃梁惠王之世。然而,齐宣王即位之时,梁惠王已逝,孟子实不可能先见齐宣王后见梁惠王,故司马迁所言未是。《孟子·公孙丑下》尝载陈臻问孟子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4.3节录)(3)据此,孟子当在离齐后始赴宋国。宋之称王改元,乃在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时宋康王在位。周广业云:“孟子书先梁后齐,此篇章之次,非游历之次也。”(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云:“余考《孟子》书,其初在齐,乃值威王世。去而至宋滕诸国。及至梁,见惠王襄王,又重返齐,乃值宣王也。”(5)准此,孟子首次至齐,是在齐威王(前356-前320在位)的早期或中期时。孟子听说即位不久的宋君偃(即宋康王)想要实行仁政,就从齐奔宋。孟子感到宋国对实行仁政缺乏诚意,只能离开宋国,途经薛地(齐之封邑),又回到邹、鲁一带活动。及后,滕文公邀孟子为上宾,言听计从。孟子约于前322年左右在滕,此后,魏国有招纳贤士之举,孟子遂离滕赴魏。在前321年至前320年前后,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为振兴魏国聚集人才。此时,六十岁左右的孟子,率领门生“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浩浩荡荡地到达魏国。前319年,梁惠王去世,襄王继位,孟子离魏赴齐。齐宣王在位,孟子在齐国担任客卿。齐人伐燕失败之后,孟子与齐宣王的政见愈益不合,约于前312年(周赧王三年)离齐回乡。离齐时,孟子已七十余岁,无力周游列国。回乡以后,孟子及其弟子一起整理《诗》《书》等文献,并总结一生游历、思想,成《孟子》一书。约于前300年左右,孟子去世,终年八十余岁。(6)

总之,孟子周游列国,游说时君,尝见邹穆公、齐威王、宋康王、薛君、鲁平公、滕文公、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其或许或留,如何抉择,实可堪玩味。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15.40)又云:“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11.24)可知与意见不合之君主,孔子不与共谋;又以合乎道之方法侍奉君主,然君主如屡劝不听,则当停止。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3.2节录)对于孔子的或仕或隐,孟子心生景仰。因此,孟子明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同上),视孔子为偶像,访寻圣王贤君以救世。以下即就孟子之或仕或止或久或速,以诸侯为单位,略论孟子在周游列国时之抉择。

二、孟子所见诸侯及其离去

(一)邹穆公

孟子生于邹,故始仕于此。邹穆公乃较受人称颂之诸侯。贾谊《新书·春秋》、刘向《新序·刺奢》尝载邹穆公以粃换粟之事。二书借邹穆公取仓粟移之于民为喻,以见藏富于民之思想。《孟子·梁惠王下》载邹与鲁哄一事,其文如下: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2.12)

邹、鲁两国冲突。邹穆公以为邹国因此牺牲了三十三名官员,老百姓却没有为此等官吏死难。老百姓杀之不尽;如不杀,则百姓皆张目看着长官被杀而不营救,实在可恨。穆公问孟子该如何处理,孟子以为邹之老百姓在凶年时生活不好,而在上位者却库府满盈。当此之时,邹国官吏并不曾上报百姓之苦,甚至残害他们。待人如何,人亦必以此相待。孟子以为百姓乃志在报复,君主不当责备他们。孟子进而指出如果穆公可行仁政,老百姓必然因此爱护上级官吏,甘愿为之牺牲而在所不辞。

周广业以为孟子“四十始仕”,(7)指出孟子初仕时为四十岁。杨泽波云:“孟子何时出仕,何时去邹,不得而知。这里权且依据‘四十始仕’之说,定孟子出仕在公元前333年,去邹在公元前330年。”(8)孟子何以离邹,史无明文,然而邹乃当时小国,在《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与齐宣王之讨论中,尝援引邹国为例,其曰:

(孟子)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齐宣王)曰:“楚人胜。”

(孟子)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1.7节录)

孟子问齐宣王,如果邹与楚战,谁将取胜。齐王答楚人胜。孟子指出,小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胜强。准此,知邹仅为弱小之国而已,故孟子取之以与大国作对比。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如要一展抱负,必要有适当之场所。因此,即使邹穆公乃有德之君,然因国土太少,势孤力弱,不可发挥孟子之才能,更枉论如何救天下,抉择之下只能另觅贤君,离开邹国。

孟子周游列国图

(二)齐威王

历来有关孟子游历之讨论,究竟是先齐后梁,还是先齐、后梁、再齐,学者聚讼不已。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以为孟子曾先后两次至齐,说较通达,有理可从。(9)同书之中,钱穆撰有《孟子在齐威王时先已游齐考》,列举四项证据以明孟子在齐威王时已游历齐国。钱先生所言大抵有理可从。至于孟子何时至齐,杨泽波云: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辩》据与匡章游,定此年稍前于公元前335年,而本书认为孟子出仕自邹始,故将此年向后推至公元前330年。此时孟子听说齐威王招贤立稷下学宫,就由邹来到了齐国。(10)

此又牵涉孟子是否列于稷下学宫之问题。邹君尚算有德之君,然而孟子怀有抱负,必待一展所能,胡乃离邹赴齐。齐乃当时大国,后人每多执着于稷下大夫乃“不治而议论”(11)“不任职而论国事”,(12)因而以为孟子不应任此职。其实,稷下学宫既是纳贤之地,孟子即或至此,初虽未能治民,惟诚如孟子引齐人之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3.1节录)纵有聪明,仍得依仗形势;纵有锄头,还得等待农时。静待时机,以为所用,实属正常,故不必以孟子尝在稷下学宫与否而论列其是非。

在《孟子》书中,并无孟子与齐威王对话之记载。相较齐宣王而言,《孟子》书出现十三次。大抵孟子初次至齐之时,并未受到重视,因此书中并无关于齐威王与孟子会面或对话之记载。《孟子·滕文公下》云: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

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所养,可知已矣。”(6.7)

公孙丑是孟门高弟,此处其问孟子不主动谒见诸侯是什么意思。孟子以为不是诸侯之臣属便不主动谒见,并举段干木、泄柳、孔子之不见为例。据此,大抵《孟子》所以不载与齐威王之对话,乃因当时孟子并非齐威王之臣属,故不用主动谒见。因不得重用,孟子只能离齐而赴他国。

杨泽波以为“孟子第一次游齐时间比较长”,时间约在前330年至前324年。战国时代,齐国乃东面大国,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改革政治,又任用田忌、孙膑为将,齐国遂变得强大。因此,孟子在齐国时间稍长,乃欲威王能加以重用,以其王道仁政管治国家。可是,既然不得重用,孟子也只能黯然离开。

(三)宋康王

孟子离开齐国以后,首先到了宋国,当时宋之诸侯为宋康王(或称宋君偃、宋王偃、宋献王)。《孟子·公孙丑下》云: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4.3)

这里提及孟子游历所至之地,包括齐、宋、薛等。陈臻乃亦孟子弟子,谓孟子在齐之时,齐王尝送上等金一百镒;在宋之时,宋君送七十镒;在薛,薛君送五十镒。此章文字之重点固然在于受与不受之问题,然就考察孟子游历而言,却意义深远。崔述《孟子事实录》云:

齐称前日而宋、薛称今日,则是至宋、薛在至齐后也。然则孟子去齐之后,先至宋、薛,然后至滕矣,故《滕文章》称“过宋而见孟子”也。(13)

据崔述所言,孟子是先齐,后宋,然后至薛。崔说有理。孟子书中并不见孟子与宋王之对话,大抵在宋时间不长,但亦有论及宋国之事。《孟子·滕文公下》云: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孟子曰:“……《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6.5节录)

结合孟子与戴不胜之讨论(6.6),知道宋国此时已告称王,此则云宋国将行王道仁政,是其称王未久之时。万章对于宋康王能行王道仁政表示质疑,以其乃小国也,且屡受齐、楚等大国攻伐,故未知该如何应对。孟子对宋国充满信心,以为即使小国,只要能行王政,天下各地人民都会拥护其当君王,齐、楚即使如何强大亦不必惧怕。准此而论,大抵宋康王亦是有道之君,欲行王政以治国。

其实,宋康王是否有道之君,颇有争议。据《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载,在宋剔成君四十一年,其弟偃(即宋君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14)虽有谓宋君偃“面有神光,力能屈伸铁钩”,(15)然而仅出后世小说,未足相信。在《战国策·宋卫策》里,宋康王“剖伛之背,锲朝涉之胫”,(16)劈开驼子的背,斩断早晨过河人的小腿,如此诸侯,实不足以行王政。又在《搜神记》中,宋康王因垂涎韩冯妻之美色而致使韩冯家散人亡。(17)宋康王究竟是否暴君,似乎尚待考证。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尝列举纣恶出于《尚书》六项,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纣恶“因年代的久远而积迭得更丰富”。(18)后朝愈长,有关前朝覆亡之故事便愈多。宋康王之事盖亦类此。毕竟,《孟子》书成战国,《战国策》由西汉刘向集录,《搜神记》更是晋代的作品。后生者何以得知宋康王如此恶行,亦值得怀疑。

《孟子》书虽未有孟子与宋康王之对话,然观其有“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之语,则二人或尝相会。大抵宋之小国,且康王是否贤君亦存疑问,因此孟子离宋,辗转前赴邻近地区。

(四)薛君

离开宋国以后,孟子之薛。周广业云:“孟子所在之薛,乃齐靖郭君田婴封邑,非春秋之薛也。”(19)薛本为周初小国,姓任,春秋初期仍独立存在。(20)薛为齐所灭。故城在今山东滕县四十四公里处。后齐威王以故薛之地封田婴,田婴因此号为靖郭君。

《孟子》书并无孟子与薛君讨论之记载,然据上引“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4.3节录)孟子大抵尝见薛君。薛即使未亡以前,已属小国;此时更已亡国,依附于齐,自无可能重用孟子而行王道仁政。因此,孟子亦只是稍作停留,继而转赴他国。

(五)鲁平公

离开宋国以后,孟子回邹,后辗转赴鲁。孟子至鲁,乃因其弟子乐正子为鲁平公所重用。《孟子·告子下》云: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12.13)

鲁国欲使乐正子治政,孟子得知以后,高兴得彻夜难眠。在与另一弟子公孙丑的对话中,可知乐正子并非实力超卓,可是能够听取善言,孟子以为仅此便足以治理天下。进言之,孟子指出好善甚至可以治理天下,此因善言可听,谗言不入,实乃治国之根本。孟子因弟子得重用而赴鲁,实与孔子因冉有受季康子重用而币迎回鲁情况相类。(21)赵岐尝言孔、孟遭际相似,“旨意合同,若此者众”。(22)孔子回鲁以后,“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23)可算是失败告终。孟子亦然。《孟子·梁惠王下》详载孟子不遇于鲁之事: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

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

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

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2.16)

鲁平公本欲出门拜访孟子,却为嬖臣臧仓阻挠。臧仓以为孟子只是一介平民,君主不应该主动往见,臧仓更指出孟子母丧之规格超逾父丧,行为不合礼仪,并非贤德之人。结果,鲁平公便打消往见孟子之念头。乐正子当时在鲁国辅政,遂质询鲁平公何以不拜访孟子,鲁平公更将臧仓所言再说一遍,以为孟子丧母时之棺椁精美超越父丧。乐正子辩说,此乃贫富不同之故。后来,乐正子往见孟子,道出鲁平公因臧仓之言而未有前来拜访之始末,孟子以为自己所以不遇鲁平公全因天命使然,并不是臧仓一己之力。准此,鲁平公大抵亦非贤德之君,徒因一嬖人之言而不见孟子。孟子亦于不久之后离鲁而赴滕。

(六)滕文公

滕乃小国,然滕文公能重用孟子,此乃孟子生平之中唯一一次君主于己言听计从。当滕文公仍为世子之时,便已多次跟孟子联系。《孟子·滕文公上》云: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覵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5.1)

滕文公当时为世子,在宋国与孟子相见。世子由楚返滕,经宋,再与孟子相会。孟子说以性善之说,行王政而可以致尧舜之世。世子大抵信心不足,以为滕乃小国,未必可行王政。孟子援引成覵、颜渊、公明仪所言,指出不必惧怕任何人,且有所作为者亦可为圣人。孟子以为滕国虽小,惟能推行王政,仍可以是一个好国家,所重者乃在能对症下药。

及后,滕定公薨,对于如何办理丧事,滕文公派遣然友向孟子请教。此时孟子已经离宋归邹,故然友前赴邹国。世子此时仍然信心不足,孟子鼓励之,以为尽力办丧即可,遂听孟子之言,行三年之丧,并不必顾虑鲁国君主从未实行,以及滕国父老官吏之反对。孟子强调,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风吹向哪边,草便向哪边倒。因此,事之执行成功与否,全仗世子本人而已。最后,世子居于丧庐五月,居丧之时不曾颁下任何命令和禁令。滕之官吏同族皆以世子为知礼。丧礼举行之时,四方之人前来,世子容色悲惨,哭泣哀痛,吊者均非常满意。(5.2)准此,滕国虽小,但滕文公真能听从孟子以行事,故孟子可谓得遇于滕。

孟子及后亲至滕,《孟子》书有载滕文公与孟子之讨论。《孟子·梁惠王下》云: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2.14)

滕为小国,绝长补短才不过五十里,摄乎大国之间,命悬一线。《孟子·梁惠王下》连续载录三段滕文公与孟子之对话,其主题皆围绕以滕之弱小,如何抵抗强敌,并得老百姓之死效。滕文公见齐国准备加强薛之城池,伺机发动战争,因而感到惧怕。孟子援引从前周太王之旧事,指出狄人来犯,太王乃率众避逃岐山之下定居,后来方有武王之得天下。即使现今弱小而要避祸,如能施行仁政,德泽流及子孙,功莫大焉。因此,面对当前困局,孟子以为唯有勉力行仁政而已。当世之时,孟子虽得“迂远而阔于事情”(24)之评价,然观乎孟子并不勉强滕文公与齐作对抗,而选择暂时迁远避祸,亦是其学说里行权之表现。(25)其实,滕之弱小,孟子知之,因此滕文公尝问孟子应该侍奉齐国还是楚国时,孟子以为此非其能力之所及,因此不能回答。孟子以为只要滕文公能推行王政,是保守基业还是另觅土地皆可,最重要是为滕国百姓福祉着想。(2.15)

滕文公对孟子言听计从,在滕国推行仁政。然而,滕国实在弱小,居于齐、楚等大国之间,幸免于灭亡已是最好的状况,枉论能够王天下。因此,孟子闻说梁国招贤纳士,便离开滕国而赴梁。

(七)梁惠王

梁惠王即魏惠王,继承父魏武侯之位(前370)。即位后九年(前362),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梁惠王即位最初二十余年,在战国诸侯中最为强大,并自封为王。有关孟子见梁惠王之年份,学者多有争议。据梁惠王称孟子为“叟”,结合战国天下形势,辅之以晋太康二年发现之魏国国史《竹书纪年》,孟子至梁之时大抵为惠王后元十五年或十六年(前320或前319)。按照孟子生于前372计算,此时盖53岁,虽然仍比梁惠王之年纪为少,但称之为叟亦算合理。

孟子在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孟子》书中所载不少孟子与梁惠王的讨论,主要见于《孟子·梁惠王上》和《告子下》。孟子见梁惠王之初,梁惠王心欲称霸而不用王道,《孟子》首章载云: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1.1)

孟子见梁惠王,孟子重仁义,梁惠王唯利是图。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中,可见梁惠王重视驺衍,驺衍至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26)对于孟子,“梁惠王不果所言”。(27)孟子大义凛然,面对梁惠王欲利之心,乃直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力陈重利之弊,指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重利之徒不会满足,最终必将国君之产业夺去。孟子以为梁惠王不应言利,应该重视仁义。此乃孟子初见梁惠王之时,其时梁惠王对孟子之说并不感兴趣。

有一次,孟子谒见梁惠王时,惠王站在池旁顾盼鸟兽,问孟子贤德之人享受如此安逸之快乐与否。孟子以为贤者亦有此乐,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与民同乐,明白老百姓之感受。孟子援引《尚书·汤誓》“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句,谓“民欲与之皆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1.2节录)可见重视老百姓之喜恶非常重要,与民同乐而不独自享乐。又,梁惠王以为自己治国已经尽力,在诸国之中,无有君主用心在其之上。可是,邻国之民不减少,魏国之民亦不增多,因而甚感疑惑。孟子以为当时诸侯不行仁政,只用霸道,取用无时,只懂怪责凶年失收,而不自我检讨。孟子并不讳言,直言梁惠王“好战,请以战喻”(1.3节录)。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二者无异;各国皆行霸政,不体恤百姓,因此“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此时,梁惠王已能虚心设问,而孟子亦因势利导,设身处地为梁惠王解决问题。

接下来,在《寡人愿安承教章》(1.4),梁惠王之态度已较《王何必曰利章》(1.1)有了极大变化。其文如下: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1.4节录)

此篇起首,梁惠王已明言“寡人愿安承教”,即乐意细听孟子的指教。孟子即问用木棒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何不同,虽然工具不同,但人还是死了,所以梁惠王以为无别。于是,孟子追问用刀子杀人,跟用政治迫害致死有何不同,梁惠王以为亦无别。孟子谓梁惠王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当时却是在上位者极为富有,老百姓却不得温饱。为政者如此,孟子以为即是“率兽食人”,并非为民父母者应有的举措。因此,当权者应该加以反省,推行善政,嘉惠百姓,才是治国之道。

梁惠王从不愿聆听孟子之王道仁政,发展至“愿安承教”,能够多次召见孟子,理应大有作为。可惜,梁惠王不久之后去世(前319),未有机会施行孟子之主张。惠王死后,其子梁襄王继位,孟子继续留在魏国。

(八)梁襄王

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儿子,在惠王死后继位。《孟子》书只有一段梁襄王之记载,然即据此可知孟子何以离开魏国: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1.6)

这里可见孟子无比的勇气。魏国虽已不及惠王在位初期时强大,但仍是一方诸侯,实力不弱。可是,孟子却告诉别人梁襄王“不似人君”,走近之而没有任何威严之感。赵岐注:“望之无俨然之威仪也。”(28)又,《论语·尧曰》有一段文字可参: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20.3节录)

子张问孔子怎样可以治政,孔子谓要尊贵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五种美德里包括了威严而不凶猛。“威而不猛”的具体内容是衣冠整齐,目不斜视,庄严地使人望之而有所畏惧。以此言之,梁襄王大抵是以上诸项皆未具备。可是,如此这般的梁襄王,却居然问及如何可使天下安定。孟子指出天下统一之时便告安定。梁襄王因而追问,谁人可以统一天下。梁惠王固然好战,故前文提及孟子“以战喻”;梁襄王如何则未知,然而孟子游说诸侯时每多因势利导,此处直言“不嗜杀人者”可以统一天下,或因襄王与天下诸侯皆同有此恶习,故言之如是。孟子续说,以为天下君王如果不嗜杀人,老百姓自皆归附之,其势无人能挡。

梁惠王治国之时,魏国势兴盛,然在马陵之役,魏之庞涓、太子申因中齐国田忌、孙膑之计而大败,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及后,秦又多次击败魏国,迫使魏国割城献地。至惠王后元十一年(前324),楚使柱国昭阳攻魏,破之于襄阳而得八邑,复使魏国实力受损。梁惠王迎孟子,在孟子教诲之下渐有所得,却不幸病故;襄王继位,望之不似人君,加之以国力大不如前,已无行王道仁政之希望。因此,孟子离开魏国,前往齐国。

(九)齐宣王

齐国是孟子周游列国的最后一站,这次孟子到来之时,齐国诸侯是齐宣王。此时齐威王刚死,宣王新君即位,百废待兴,钱穆先生《孟子自梁返齐考》将此年定为公元前319年,(29)所论正确无误。齐国是当时大国,实力最强,孟子如要人君行王道仁政,齐国是最重要的舞台。跟周游列国之初相比较,此时孟子队伍已经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6.4节录)。

孟子在齐国时间较长,与齐宣王有过多次讨论,从欲得重用至不得已而去之,实在是因了解而分开。面对齐宣王,孟子仍是一如既往地怀有勇气,在《齐桓晋文之事章》(1.7)里,齐宣王开宗明义希望得知孟子对于齐桓公、晋文公称霸天下之看法,可是孟子却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纯属搪塞之言,词锋一转,改以王道说之,故曰:“无以,则王乎?”孟子以为齐国之大,行王道仁政实在是易如反掌,齐之不行王政,不过是不为而非不能也。

孟子经常在齐宣王眼前出现,孟子说之以行王道仁政,可是齐王多次藉词推搪。齐宣王爱好音乐,齐臣庄暴以此告诉孟子,因有以下一段对话: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未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2.1节录)

齐宣王知道孟子所崇尚乃是古圣王贤君之制礼作乐,而自己喜欢的不过是世俗之音乐。因此听见孟子如此询问,不由得紧张起来,连面色也变了。“王变乎色”一句,充满戏剧色彩。齐宣王赶快向孟子道出自己所喜爱的音乐只是世俗之音。意想不到的是孟子的答案。孟子以为齐王喜欢音乐,齐国便当富强,因为今之世俗音乐与古代音乐本质无异。面对突如其来的答案,不禁引起了齐宣王的兴趣,因而追问当中道理如何。于是,孟子问道齐王,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快乐,还是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比较快乐。齐王以为与别人一起欣赏更为快乐;同理,齐王以为与多数人一起欣赏更为快乐。此下说词,孟子以为齐王如能将自己的田猎音乐喜好等做到与民同乐,百姓必定愿为效力,如此则可行王道仁政使天下归服。其实,孟子在这里使用了模拟论证的方法,偷换概念,多人一起听音乐,其实不等同就要推行仁政与民同乐。孟子游说诸侯之词多类此。

齐宣王之不愿推行仁政,借口颇多,《孟子·梁惠王下》载有“寡人有疾,寡人好勇”(2.3),“寡人有疾,寡人好货”(2.5),以及“寡人有疾,寡人好色”(2.5)之论述。齐宣王以各种理由而不欲行王道仁政,孟子皆在说辞中偷换概念,叫齐王可以扩展“好勇”“好货”“好色”之“缺点”。扩展“好勇”,可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扩展“好货”,可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扩展“好色”,可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总之,能够与民同好,孟子以为皆足以王天下,因此齐王之疾并不算是问题。

对战争之态度,是霸政与王政最大之差异,齐宣王与孟子最大的分歧在于此。前316年,燕王哙禅让君位予以宰相子之,进行改革,引致燕国内乱。两年后,燕王哙长子太子平与将军市被背叛,数月,死者数万。燕、齐边境相接,齐宣王伺机发动战争,侵略燕国。就此事,《孟子》书多有载录,其文如下: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

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齐人伐燕。

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

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4.8)

齐臣沈同以个人身份询问孟子燕国可否攻伐。孟子以之为然。此因燕王哙不可私自将燕国让予子之,子之亦不应该接受燕王哙之所赠。如之私相授受,实与自作主张将俸禄官位赠予他人相同。结果,齐国伐燕。因此有人告诉孟子,说孟子支持齐人伐燕。孟子明言没有。此因沈同本以个人身份询问。如果沈同的问题是谁人有权讨伐燕国,孟子便会说只有天吏方可伐之。如今齐之伐燕,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孟子实未曾劝说伐燕。由是观之,孟子所坚持的是唯有天兵天吏可以伐无道之君,如果发动战争只是以暴易暴,孟子并不支持。

在《孟子·梁惠王下》还有两段齐人伐燕之记载。其文如下: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2.10)

齐人伐燕,大获全胜,孟子反对不义之战,与齐宣王意见分歧。齐王问孟子,指出朝廷上下见解相异,有人支持出兵伐燕,有人不然。可是燕、齐旗鼓相当,结果五十日而能攻陷,齐王以为实乃天命使然,否则不可能如此快速。孟子并不明确回答,以为如果攻打敌国而反使对方百姓感到高兴,那便取之无妨。能够取胜只是因为敌国百姓逃避水深火热的情况而已。在2.11,齐王指出伐燕取胜以后,其他诸侯国已在商议该如何救助燕国,并攻打齐国。孟子以为应该在代立燕国新王后尽快撤退。可是,齐宣王并未依照孟子的指引,最终使各国诸侯联合攻齐,致生灵涂炭。

意见不合,孟子只能选择离开。《孟子·公孙丑下》云: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4.10节录)

孟子辞去齐国官职,准备离开。齐宣王到孟子家中往见,以为从前希望见之而不可,后来能够同在一起,非常高兴;如今又欲去齐,不知道将来还可否得相见。此时孟子离齐之决心并不算坚定,因谓留齐本是所愿,似接受齐王之挽留。可是,后文载齐王打算在临淄城里给孟子一幢房屋,以万钟之粟供养孟子及其弟子。孟子知之,齐王居然视其为贪图富贵的人,更欲赐万钟之粟。孟子对齐王极为失望。此后尚有四段文字记载孟子去齐之事。择其二如下: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

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4.11)

昼乃齐地名。杨伯峻云:“昼在临淄之西南,为孟子自齐返邹必经之道。”(30)孟子离齐回邹途中,于昼地稍作停留。有人希望为齐王留下孟子,遂恭敬地跟孟子说话,可是孟子不加理会,伏案大睡。那人非常不悦,以为孟子无礼。孟子于是明确地告诉所以无礼相待之原因。孟子援引子思为例,以为应当首先劝说齐王改变态度,而非以空话挽留自己。《孟子》另一段文字,见其去意已决: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

高子以告。

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4.12)

由于齐宣王不重用孟子,孟子决定离齐。齐人尹士以为孟子胡涂,不明白齐王不能够做到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如果孟子明白齐王不行,仍然跑来齐国,那便代表孟子是贪图富贵。远远地跑来,不融洽而走,在昼县停留了三夜才离开,何以动作如此缓慢呢?尹士对此很不高兴。孟子知道尹士所言,以为尹士并不了解自己。孟子指出,老远跑来齐国与齐王相见,是他所愿的;不融洽而走,实非他所希望。至于在昼县停留了三夜,孟子以为在自己心中是太快了。所以停留三天,乃因齐王或许改变态度,前来挽留。可是,孟子在昼,齐王终没前来,因此才决定回乡。即使如此,孟子仍是不忍抛下齐王的。孟子以为齐王虽然不能做商汤、文、武,但如重用自己,不单是齐国可得太平,天下百姓也可得太平。孟子每天都期盼着齐王可改变态度。孟子指出,只有小器的人才会因谏言未听,便大发脾气,满脸不高兴;走的时候,便马不停蹄地赶快离开。后来,尹士听到了孟子的响应,慨叹自己真是一个小人。孟子与齐宣王实在是因为了解而分开,孟子亦年纪已大,离齐回邹以后,即不复游说诸侯。

在别人不再重用自己的情况下,孟子最后选择离开,没有缠绕在齐卿的厚禄,没有对稷下学宫的留恋,虽仍心系齐国,但既然不能一展抱负,也只有黯然而去。孟子离齐,当中既有见其原则;而没有立刻离齐,乃因古者诸侯不出疆,故停在昼县,待齐王或加挽留,此其行权之处。

三、馀论:孟子的抉择与勇气

孟子生于战国之时,其时诸侯以攻伐为尚,征战频仍,民不聊生。孟子虽谓“春秋无义战”(14.2节录),然而较诸春秋时代而言,战国时代不义之战更比比皆是。孟子周游列国,游说时君行王道仁政以得天下,却未受重视。其实,孟子之说辞,时君听之,往往心惊胆颤。《孟子·梁惠王下》云: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2.6)

孟子问齐宣王,以为大臣如将其妻子托付友人然后前往楚国,及其返齐之时,发现友人未有妥善照顾之,应当如何处理。齐宣王以为应当与之绝交。孟子追问,如果掌管刑罚之长官不能好好管治下属,又应当如何处理。齐宣王以为应该将其罢免。最后,孟子问齐王,如果一个国家管治得不好,应当如何处理。齐宣王当然知道责任谁属,只是招架不住,因而顾左右而言他,扯开话题。

又,武王伐纣之事,虽为儒家以有道伐无道之美谈,然终究是以下犯上之举,《孟子·梁惠王下》云: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2.8)

齐宣王问孟子有没有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商纣等事情,孟子回答史籍上有如此记载。齐王问之,谓臣下弒君、以下犯上之事,是否可以。孟子指出,伤仁者谓贼,伤义者谓残,残贼的人我们只称他为“一夫”。因此,孟子说只曾听过武王诛杀“一夫纣”,而没有听过什么弒君。孟子的回答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其实非常先进。君权天授,古代君主均相信有命在天,孟子以为君主如果伤仁贼义,便不配称作君主,而人民可以改易之。武王伐纣虽然仍是贵族革命,但孟子之勇敢大胆却在在可见。

孟子是勇敢的人,观其于朝廷之上,游说诸侯而毫无惧色便可知矣。与告子滔滔不绝地辩说人性,在公都子面前直陈世衰道微,在朝廷上与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针锋相对,孟子的据理力争,使其形象鲜明,如在目前。读《孟子》书,让我们可透过文字感受他伟大的人格。在先秦诸子之中,孟子的人格是最鲜明的,也是最积极入世的。虽然说孔门儒家对后世影响深远,孔子亦是至圣先师,最受后世景仰。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孟子的精神无疑更为重要。只要我们看看为何连明太祖亦要删节《孟子》的时候,便知道孟子在言路渐窄的时候更为重要。能够在权贵面前挺直腰板,高声疾呼,任何辩论技巧也不及理直气壮来得关键。只要道理在我,即使面对困难依然前行,毫不退缩。当然,孟子之勇,可以在“舍生取义”见之,甚至连生命也可以牺牲。然而,孟子并不鼓励无谓的牺牲,孟子曰:“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8.23节录)在仍然有所选择之情况下,孟子并不鼓吹胡乱牺牲,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孟子周游列国,尝至邹、齐、宋、鲁、滕、魏等诸侯国,游说邹穆公、齐威王、宋康王、薛君、鲁平公、滕文公、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诸侯。此中如邹、宋、鲁、滕等国,地小力弱,即使欲行王政,亦不可能及于天下。他如魏、齐,皆属大国,惜梁惠王见孟子不久以后即死,其子襄王则“不似人君”;齐宣王则借口极多,身边权臣亦众,使孟子未能施行其策。滕文公乃唯一对孟子言听计从之君主,可是滕国狭小,能够不为大国吞并已属万幸,根本没有行王政而一天下之可能。总之,孟子每次离开诸侯的抉择,都是认清结局后唯一的选择。孟子并不留恋官位金钱,只要不得重用,便能决意离去,另觅理想。面对高官厚禄,孟子的抉择,实为后世所堪借鉴。

[作者简介] 潘铭基(1977-),男,文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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