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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铭基   [摘 要]孟子一生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欲时君能采其王道仁政之学说以救世。孟子尝言：“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据孟子所说，君子侍奉君主，所重者在于专心致志使其趋于正路，有志于仁。骤眼看来，孟子似乎强调只要目的达成便可，过程如何并不重要。其实不然。孟子一生周游列国，尝至邹、鲁、滕、宋、魏、齐等国，见邹穆公、鲁平公、滕文公、宋君偃、梁惠王、梁襄王、齐威王、齐宣王等诸侯。其中孟子在齐、梁所待时间较长，在齐时任卿，惟在伐燕一事之上，孟子与齐宣王意见相异，最终只能出走离齐，不事不贤之君。本篇之撰，以孟子周游列国游说时君为线索，析论其离开故国之抉择。或去或留，孟子展现其光辉人格之特质，最可为现今社会参考，本文亦将一并讨论。 [关键词] 孟子；先秦诸子；周游列国；战国时代 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则慕孔子，周游列国，欲得诸侯重用。在先秦诸子中，孟子游历的诸侯国不算很多，主要只在邹、鲁、滕、宋、魏、齐等国从事政治活动。大约在四十岁以前，孟子在邹鲁小国聚徒讲学，以及为小国之君出谋划策。 有关孟子周游列国之次序，前人多有论述。孟子为邹人，其始仕亦当在邹。周广业云：“孟子之仕，自邹始也。”(1)时邹穆公(生卒、在位时间俱不详)在位。《孟子·梁惠王下》尝载孟子与邹穆公之对话，孟子如非已仕，自不可能与穆公对话。因此，孟子在周游列国之前已告出仕。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2)据司马迁所言，孟子先到齐国，时齐宣王在位；及后游梁，乃梁惠王之世。然而，齐宣王即位之时，梁惠王已逝，孟子实不可能先见齐宣王后见梁惠王，故司马迁所言未是。《孟子·公孙丑下》尝载陈臻问孟子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4.3节录)(3)据此，孟子当在离齐后始赴宋国。宋之称王改元，乃在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时宋康王在位。周广业云：“孟子书先梁后齐，此篇章之次，非游历之次也。”(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云：“余考《孟子》书，其初在齐，乃值威王世。去而至宋滕诸国。及至梁，见惠王襄王，又重返齐，乃值宣王也。”(5)准此，孟子首次至齐，是在齐威王(前356-前320在位)的早期或中期时。孟子听说即位不久的宋君偃(即宋康王)想要实行仁政，就从齐奔宋。孟子感到宋国对实行仁政缺乏诚意，只能离开宋国，途经薛地(齐之封邑)，又回到邹、鲁一带活动。及后，滕文公邀孟子为上宾，言听计从。孟子约于前322年左右在滕，此后，魏国有招纳贤士之举，孟子遂离滕赴魏。在前321年至前320年前后，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为振兴魏国聚集人才。此时，六十岁左右的孟子，率领门生“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浩浩荡荡地到达魏国。前319年，梁惠王去世，襄王继位，孟子离魏赴齐。齐宣王在位，孟子在齐国担任客卿。齐人伐燕失败之后，孟子与齐宣王的政见愈益不合，约于前312年(周赧王三年)离齐回乡。离齐时，孟子已七十余岁，无力周游列国。回乡以后，孟子及其弟子一起整理《诗》《书》等文献，并总结一生游历、思想，成《孟子》一书。约于前300年左右，孟子去世，终年八十余岁。(6) 总之，孟子周游列国，游说时君，尝见邹穆公、齐威王、宋康王、薛君、鲁平公、滕文公、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其或许或留，如何抉择，实可堪玩味。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15.40)又云：“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11.24)可知与意见不合之君主，孔子不与共谋；又以合乎道之方法侍奉君主，然君主如屡劝不听，则当停止。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3.2节录)对于孔子的或仕或隐，孟子心生景仰。因此，孟子明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同上)，视孔子为偶像，访寻圣王贤君以救世。以下即就孟子之或仕或止或久或速，以诸侯为单位，略论孟子在周游列国时之抉择。 (一)邹穆公 孟子生于邹，故始仕于此。邹穆公乃较受人称颂之诸侯。贾谊《新书·春秋》、刘向《新序·刺奢》尝载邹穆公以粃换粟之事。二书借邹穆公取仓粟移之于民为喻，以见藏富于民之思想。《孟子·梁惠王下》载邹与鲁哄一事，其文如下：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2.12) 邹、鲁两国冲突。邹穆公以为邹国因此牺牲了三十三名官员，老百姓却没有为此等官吏死难。老百姓杀之不尽；如不杀，则百姓皆张目看着长官被杀而不营救，实在可恨。穆公问孟子该如何处理，孟子以为邹之老百姓在凶年时生活不好，而在上位者却库府满盈。当此之时，邹国官吏并不曾上报百姓之苦，甚至残害他们。待人如何，人亦必以此相待。孟子以为百姓乃志在报复，君主不当责备他们。孟子进而指出如果穆公可行仁政，老百姓必然因此爱护上级官吏，甘愿为之牺牲而在所不辞。 周广业以为孟子“四十始仕”，(7)指出孟子初仕时为四十岁。杨泽波云：“孟子何时出仕，何时去邹，不得而知。这里权且依据‘四十始仕’之说，定孟子出仕在公元前333年，去邹在公元前330年。”(8)孟子何以离邹，史无明文，然而邹乃当时小国，在《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与齐宣王之讨论中，尝援引邹国为例，其曰： (孟子)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齐宣王)曰：“楚人胜。” (孟子)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1.7节录) 孟子问齐宣王，如果邹与楚战，谁将取胜。齐王答楚人胜。孟子指出，小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胜强。准此，知邹仅为弱小之国而已，故孟子取之以与大国作对比。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如要一展抱负，必要有适当之场所。因此，即使邹穆公乃有德之君，然因国土太少，势孤力弱，不可发挥孟子之才能，更枉论如何救天下，抉择之下只能另觅贤君，离开邹国。 孟子周游列国图 (二)齐威王 历来有关孟子游历之讨论，究竟是先齐后梁，还是先齐、后梁、再齐，学者聚讼不已。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以为孟子曾先后两次至齐，说较通达，有理可从。(9)同书之中，钱穆撰有《孟子在齐威王时先已游齐考》，列举四项证据以明孟子在齐威王时已游历齐国。钱先生所言大抵有理可从。至于孟子何时至齐，杨泽波云：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辩》据与匡章游，定此年稍前于公元前335年，而本书认为孟子出仕自邹始，故将此年向后推至公元前330年。此时孟子听说齐威王招贤立稷下学宫，就由邹来到了齐国。(10) 此又牵涉孟子是否列于稷下学宫之问题。邹君尚算有德之君，然而孟子怀有抱负，必待一展所能，胡乃离邹赴齐。齐乃当时大国，后人每多执着于稷下大夫乃“不治而议论”(11)“不任职而论国事”，(12)因而以为孟子不应任此职。其实，稷下学宫既是纳贤之地，孟子即或至此，初虽未能治民，惟诚如孟子引齐人之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3.1节录)纵有聪明，仍得依仗形势；纵有锄头，还得等待农时。静待时机，以为所用，实属正常，故不必以孟子尝在稷下学宫与否而论列其是非。 在《孟子》书中，并无孟子与齐威王对话之记载。相较齐宣王而言，《孟子》书出现十三次。大抵孟子初次至齐之时，并未受到重视，因此书中并无关于齐威王与孟子会面或对话之记载。《孟子·滕文公下》云：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 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所养，可知已矣。”(6.7) 公孙丑是孟门高弟，此处其问孟子不主动谒见诸侯是什么意思。孟子以为不是诸侯之臣属便不主动谒见，并举段干木、泄柳、孔子之不见为例。据此，大抵《孟子》所以不载与齐威王之对话，乃因当时孟子并非齐威王之臣属，故不用主动谒见。因不得重用，孟子只能离齐而赴他国。 杨泽波以为“孟子第一次游齐时间比较长”，时间约在前330年至前324年。战国时代，齐国乃东面大国，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改革政治，又任用田忌、孙膑为将，齐国遂变得强大。因此，孟子在齐国时间稍长，乃欲威王能加以重用，以其王道仁政管治国家。可是，既然不得重用，孟子也只能黯然离开。 (三)宋康王 孟子离开齐国以后，首先到了宋国，当时宋之诸侯为宋康王(或称宋君偃、宋王偃、宋献王)。《孟子·公孙丑下》云：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4.3) 这里提及孟子游历所至之地，包括齐、宋、薛等。陈臻乃亦孟子弟子，谓孟子在齐之时，齐王尝送上等金一百镒；在宋之时，宋君送七十镒；在薛，薛君送五十镒。此章文字之重点固然在于受与不受之问题，然就考察孟子游历而言，却意义深远。崔述《孟子事实录》云： 齐称前日而宋、薛称今日，则是至宋、薛在至齐后也。然则孟子去齐之后，先至宋、薛，然后至滕矣，故《滕文章》称“过宋而见孟子”也。(13) 据崔述所言，孟子是先齐，后宋，然后至薛。崔说有理。孟子书中并不见孟子与宋王之对话，大抵在宋时间不长，但亦有论及宋国之事。《孟子·滕文公下》云：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孟子曰：“……《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6.5节录) 结合孟子与戴不胜之讨论(6.6)，知道宋国此时已告称王，此则云宋国将行王道仁政，是其称王未久之时。万章对于宋康王能行王道仁政表示质疑，以其乃小国也，且屡受齐、楚等大国攻伐，故未知该如何应对。孟子对宋国充满信心，以为即使小国，只要能行王政，天下各地人民都会拥护其当君王，齐、楚即使如何强大亦不必惧怕。准此而论，大抵宋康王亦是有道之君，欲行王政以治国。 其实，宋康王是否有道之君，颇有争议。据《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载，在宋剔成君四十一年，其弟偃(即宋君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14)虽有谓宋君偃“面有神光，力能屈伸铁钩”，(15)然而仅出后世小说，未足相信。在《战国策·宋卫策》里，宋康王“剖伛之背，锲朝涉之胫”，(16)劈开驼子的背，斩断早晨过河人的小腿，如此诸侯，实不足以行王政。又在《搜神记》中，宋康王因垂涎韩冯妻之美色而致使韩冯家散人亡。(17)宋康王究竟是否暴君，似乎尚待考证。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尝列举纣恶出于《尚书》六项，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纣恶“因年代的久远而积迭得更丰富”。(18)后朝愈长，有关前朝覆亡之故事便愈多。宋康王之事盖亦类此。毕竟，《孟子》书成战国，《战国策》由西汉刘向集录，《搜神记》更是晋代的作品。后生者何以得知宋康王如此恶行，亦值得怀疑。 《孟子》书虽未有孟子与宋康王之对话，然观其有“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之语，则二人或尝相会。大抵宋之小国，且康王是否贤君亦存疑问，因此孟子离宋，辗转前赴邻近地区。 (四)薛君 离开宋国以后，孟子之薛。周广业云：“孟子所在之薛，乃齐靖郭君田婴封邑，非春秋之薛也。”(19)薛本为周初小国，姓任，春秋初期仍独立存在。(20)薛为齐所灭。故城在今山东滕县四十四公里处。后齐威王以故薛之地封田婴，田婴因此号为靖郭君。 《孟子》书并无孟子与薛君讨论之记载，然据上引“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4.3节录)孟子大抵尝见薛君。薛即使未亡以前，已属小国；此时更已亡国，依附于齐，自无可能重用孟子而行王道仁政。因此，孟子亦只是稍作停留，继而转赴他国。 (五)鲁平公 离开宋国以后，孟子回邹，后辗转赴鲁。孟子至鲁，乃因其弟子乐正子为鲁平公所重用。《孟子·告子下》云：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12.13) 鲁国欲使乐正子治政，孟子得知以后，高兴得彻夜难眠。在与另一弟子公孙丑的对话中，可知乐正子并非实力超卓，可是能够听取善言，孟子以为仅此便足以治理天下。进言之，孟子指出好善甚至可以治理天下，此因善言可听，谗言不入，实乃治国之根本。孟子因弟子得重用而赴鲁，实与孔子因冉有受季康子重用而币迎回鲁情况相类。(21)赵岐尝言孔、孟遭际相似，“旨意合同，若此者众”。(22)孔子回鲁以后，“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23)可算是失败告终。孟子亦然。《孟子·梁惠王下》详载孟子不遇于鲁之事：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 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 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 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2.16) 鲁平公本欲出门拜访孟子，却为嬖臣臧仓阻挠。臧仓以为孟子只是一介平民，君主不应该主动往见，臧仓更指出孟子母丧之规格超逾父丧，行为不合礼仪，并非贤德之人。结果，鲁平公便打消往见孟子之念头。乐正子当时在鲁国辅政，遂质询鲁平公何以不拜访孟子，鲁平公更将臧仓所言再说一遍，以为孟子丧母时之棺椁精美超越父丧。乐正子辩说，此乃贫富不同之故。后来，乐正子往见孟子，道出鲁平公因臧仓之言而未有前来拜访之始末，孟子以为自己所以不遇鲁平公全因天命使然，并不是臧仓一己之力。准此，鲁平公大抵亦非贤德之君，徒因一嬖人之言而不见孟子。孟子亦于不久之后离鲁而赴滕。 (六)滕文公 滕乃小国，然滕文公能重用孟子，此乃孟子生平之中唯一一次君主于己言听计从。当滕文公仍为世子之时，便已多次跟孟子联系。《孟子·滕文公上》云：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覵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5.1) 滕文公当时为世子，在宋国与孟子相见。世子由楚返滕，经宋，再与孟子相会。孟子说以性善之说，行王政而可以致尧舜之世。世子大抵信心不足，以为滕乃小国，未必可行王政。孟子援引成覵、颜渊、公明仪所言，指出不必惧怕任何人，且有所作为者亦可为圣人。孟子以为滕国虽小，惟能推行王政，仍可以是一个好国家，所重者乃在能对症下药。 及后，滕定公薨，对于如何办理丧事，滕文公派遣然友向孟子请教。此时孟子已经离宋归邹，故然友前赴邹国。世子此时仍然信心不足，孟子鼓励之，以为尽力办丧即可，遂听孟子之言，行三年之丧，并不必顾虑鲁国君主从未实行，以及滕国父老官吏之反对。孟子强调，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风吹向哪边，草便向哪边倒。因此，事之执行成功与否，全仗世子本人而已。最后，世子居于丧庐五月，居丧之时不曾颁下任何命令和禁令。滕之官吏同族皆以世子为知礼。丧礼举行之时，四方之人前来，世子容色悲惨，哭泣哀痛，吊者均非常满意。(5.2)准此，滕国虽小，但滕文公真能听从孟子以行事，故孟子可谓得遇于滕。 孟子及后亲至滕，《孟子》书有载滕文公与孟子之讨论。《孟子·梁惠王下》云：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2.14) 滕为小国，绝长补短才不过五十里，摄乎大国之间，命悬一线。《孟子·梁惠王下》连续载录三段滕文公与孟子之对话，其主题皆围绕以滕之弱小，如何抵抗强敌，并得老百姓之死效。滕文公见齐国准备加强薛之城池，伺机发动战争，因而感到惧怕。孟子援引从前周太王之旧事，指出狄人来犯，太王乃率众避逃岐山之下定居，后来方有武王之得天下。即使现今弱小而要避祸，如能施行仁政，德泽流及子孙，功莫大焉。因此，面对当前困局，孟子以为唯有勉力行仁政而已。当世之时，孟子虽得“迂远而阔于事情”(24)之评价，然观乎孟子并不勉强滕文公与齐作对抗，而选择暂时迁远避祸，亦是其学说里行权之表现。(25)其实，滕之弱小，孟子知之，因此滕文公尝问孟子应该侍奉齐国还是楚国时，孟子以为此非其能力之所及，因此不能回答。孟子以为只要滕文公能推行王政，是保守基业还是另觅土地皆可，最重要是为滕国百姓福祉着想。(2.15) 滕文公对孟子言听计从，在滕国推行仁政。然而，滕国实在弱小，居于齐、楚等大国之间，幸免于灭亡已是最好的状况，枉论能够王天下。因此，孟子闻说梁国招贤纳士，便离开滕国而赴梁。 (七)梁惠王 梁惠王即魏惠王，继承父魏武侯之位(前370)。即位后九年(前362)，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梁惠王即位最初二十余年，在战国诸侯中最为强大，并自封为王。有关孟子见梁惠王之年份，学者多有争议。据梁惠王称孟子为“叟”，结合战国天下形势，辅之以晋太康二年发现之魏国国史《竹书纪年》，孟子至梁之时大抵为惠王后元十五年或十六年(前320或前319)。按照孟子生于前372计算，此时盖53岁，虽然仍比梁惠王之年纪为少，但称之为叟亦算合理。 孟子在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孟子》书中所载不少孟子与梁惠王的讨论，主要见于《孟子·梁惠王上》和《告子下》。孟子见梁惠王之初，梁惠王心欲称霸而不用王道，《孟子》首章载云：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1.1) 孟子见梁惠王，孟子重仁义，梁惠王唯利是图。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中，可见梁惠王重视驺衍，驺衍至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26)对于孟子，“梁惠王不果所言”。(27)孟子大义凛然，面对梁惠王欲利之心，乃直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力陈重利之弊，指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重利之徒不会满足，最终必将国君之产业夺去。孟子以为梁惠王不应言利，应该重视仁义。此乃孟子初见梁惠王之时，其时梁惠王对孟子之说并不感兴趣。 有一次，孟子谒见梁惠王时，惠王站在池旁顾盼鸟兽，问孟子贤德之人享受如此安逸之快乐与否。孟子以为贤者亦有此乐，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与民同乐，明白老百姓之感受。孟子援引《尚书·汤誓》“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句，谓“民欲与之皆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1.2节录)可见重视老百姓之喜恶非常重要，与民同乐而不独自享乐。又，梁惠王以为自己治国已经尽力，在诸国之中，无有君主用心在其之上。可是，邻国之民不减少，魏国之民亦不增多，因而甚感疑惑。孟子以为当时诸侯不行仁政，只用霸道，取用无时，只懂怪责凶年失收，而不自我检讨。孟子并不讳言，直言梁惠王“好战，请以战喻”(1.3节录)。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二者无异；各国皆行霸政，不体恤百姓，因此“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此时，梁惠王已能虚心设问，而孟子亦因势利导，设身处地为梁惠王解决问题。 接下来，在《寡人愿安承教章》(1.4)，梁惠王之态度已较《王何必曰利章》(1.1)有了极大变化。其文如下：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1.4节录) 此篇起首，梁惠王已明言“寡人愿安承教”，即乐意细听孟子的指教。孟子即问用木棒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何不同，虽然工具不同，但人还是死了，所以梁惠王以为无别。于是，孟子追问用刀子杀人，跟用政治迫害致死有何不同，梁惠王以为亦无别。孟子谓梁惠王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当时却是在上位者极为富有，老百姓却不得温饱。为政者如此，孟子以为即是“率兽食人”，并非为民父母者应有的举措。因此，当权者应该加以反省，推行善政，嘉惠百姓，才是治国之道。 梁惠王从不愿聆听孟子之王道仁政，发展至“愿安承教”，能够多次召见孟子，理应大有作为。可惜，梁惠王不久之后去世(前319)，未有机会施行孟子之主张。惠王死后，其子梁襄王继位，孟子继续留在魏国。 (八)梁襄王 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儿子，在惠王死后继位。《孟子》书只有一段梁襄王之记载，然即据此可知孟子何以离开魏国：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1.6) 这里可见孟子无比的勇气。魏国虽已不及惠王在位初期时强大，但仍是一方诸侯，实力不弱。可是，孟子却告诉别人梁襄王“不似人君”，走近之而没有任何威严之感。赵岐注：“望之无俨然之威仪也。”(28)又，《论语·尧曰》有一段文字可参：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20.3节录) 子张问孔子怎样可以治政，孔子谓要尊贵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五种美德里包括了威严而不凶猛。“威而不猛”的具体内容是衣冠整齐，目不斜视，庄严地使人望之而有所畏惧。以此言之，梁襄王大抵是以上诸项皆未具备。可是，如此这般的梁襄王，却居然问及如何可使天下安定。孟子指出天下统一之时便告安定。梁襄王因而追问，谁人可以统一天下。梁惠王固然好战，故前文提及孟子“以战喻”；梁襄王如何则未知，然而孟子游说诸侯时每多因势利导，此处直言“不嗜杀人者”可以统一天下，或因襄王与天下诸侯皆同有此恶习，故言之如是。孟子续说，以为天下君王如果不嗜杀人，老百姓自皆归附之，其势无人能挡。 梁惠王治国之时，魏国势兴盛，然在马陵之役，魏之庞涓、太子申因中齐国田忌、孙膑之计而大败，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及后，秦又多次击败魏国，迫使魏国割城献地。至惠王后元十一年(前324)，楚使柱国昭阳攻魏，破之于襄阳而得八邑，复使魏国实力受损。梁惠王迎孟子，在孟子教诲之下渐有所得，却不幸病故；襄王继位，望之不似人君，加之以国力大不如前，已无行王道仁政之希望。因此，孟子离开魏国，前往齐国。 (九)齐宣王 齐国是孟子周游列国的最后一站，这次孟子到来之时，齐国诸侯是齐宣王。此时齐威王刚死，宣王新君即位，百废待兴，钱穆先生《孟子自梁返齐考》将此年定为公元前319年，(29)所论正确无误。齐国是当时大国，实力最强，孟子如要人君行王道仁政，齐国是最重要的舞台。跟周游列国之初相比较，此时孟子队伍已经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6.4节录)。 孟子在齐国时间较长，与齐宣王有过多次讨论，从欲得重用至不得已而去之，实在是因了解而分开。面对齐宣王，孟子仍是一如既往地怀有勇气，在《齐桓晋文之事章》(1.7)里，齐宣王开宗明义希望得知孟子对于齐桓公、晋文公称霸天下之看法，可是孟子却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纯属搪塞之言，词锋一转，改以王道说之，故曰：“无以，则王乎？”孟子以为齐国之大，行王道仁政实在是易如反掌，齐之不行王政，不过是不为而非不能也。 孟子经常在齐宣王眼前出现，孟子说之以行王道仁政，可是齐王多次藉词推搪。齐宣王爱好音乐，齐臣庄暴以此告诉孟子，因有以下一段对话：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未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2.1节录) 齐宣王知道孟子所崇尚乃是古圣王贤君之制礼作乐，而自己喜欢的不过是世俗之音乐。因此听见孟子如此询问，不由得紧张起来，连面色也变了。“王变乎色”一句，充满戏剧色彩。齐宣王赶快向孟子道出自己所喜爱的音乐只是世俗之音。意想不到的是孟子的答案。孟子以为齐王喜欢音乐，齐国便当富强，因为今之世俗音乐与古代音乐本质无异。面对突如其来的答案，不禁引起了齐宣王的兴趣，因而追问当中道理如何。于是，孟子问道齐王，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快乐，还是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比较快乐。齐王以为与别人一起欣赏更为快乐；同理，齐王以为与多数人一起欣赏更为快乐。此下说词，孟子以为齐王如能将自己的田猎音乐喜好等做到与民同乐，百姓必定愿为效力，如此则可行王道仁政使天下归服。其实，孟子在这里使用了模拟论证的方法，偷换概念，多人一起听音乐，其实不等同就要推行仁政与民同乐。孟子游说诸侯之词多类此。 齐宣王之不愿推行仁政，借口颇多，《孟子·梁惠王下》载有“寡人有疾，寡人好勇”(2.3)，“寡人有疾，寡人好货”(2.5)，以及“寡人有疾，寡人好色”(2.5)之论述。齐宣王以各种理由而不欲行王道仁政，孟子皆在说辞中偷换概念，叫齐王可以扩展“好勇”“好货”“好色”之“缺点”。扩展“好勇”，可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扩展“好货”，可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扩展“好色”，可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总之，能够与民同好，孟子以为皆足以王天下，因此齐王之疾并不算是问题。 对战争之态度，是霸政与王政最大之差异，齐宣王与孟子最大的分歧在于此。前316年，燕王哙禅让君位予以宰相子之，进行改革，引致燕国内乱。两年后，燕王哙长子太子平与将军市被背叛，数月，死者数万。燕、齐边境相接，齐宣王伺机发动战争，侵略燕国。就此事，《孟子》书多有载录，其文如下：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 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齐人伐燕。 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 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4.8) 齐臣沈同以个人身份询问孟子燕国可否攻伐。孟子以之为然。此因燕王哙不可私自将燕国让予子之，子之亦不应该接受燕王哙之所赠。如之私相授受，实与自作主张将俸禄官位赠予他人相同。结果，齐国伐燕。因此有人告诉孟子，说孟子支持齐人伐燕。孟子明言没有。此因沈同本以个人身份询问。如果沈同的问题是谁人有权讨伐燕国，孟子便会说只有天吏方可伐之。如今齐之伐燕，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孟子实未曾劝说伐燕。由是观之，孟子所坚持的是唯有天兵天吏可以伐无道之君，如果发动战争只是以暴易暴，孟子并不支持。 在《孟子·梁惠王下》还有两段齐人伐燕之记载。其文如下：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2.10) 齐人伐燕，大获全胜，孟子反对不义之战，与齐宣王意见分歧。齐王问孟子，指出朝廷上下见解相异，有人支持出兵伐燕，有人不然。可是燕、齐旗鼓相当，结果五十日而能攻陷，齐王以为实乃天命使然，否则不可能如此快速。孟子并不明确回答，以为如果攻打敌国而反使对方百姓感到高兴，那便取之无妨。能够取胜只是因为敌国百姓逃避水深火热的情况而已。在2.11，齐王指出伐燕取胜以后，其他诸侯国已在商议该如何救助燕国，并攻打齐国。孟子以为应该在代立燕国新王后尽快撤退。可是，齐宣王并未依照孟子的指引，最终使各国诸侯联合攻齐，致生灵涂炭。 意见不合，孟子只能选择离开。《孟子·公孙丑下》云：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4.10节录) 孟子辞去齐国官职，准备离开。齐宣王到孟子家中往见，以为从前希望见之而不可，后来能够同在一起，非常高兴；如今又欲去齐，不知道将来还可否得相见。此时孟子离齐之决心并不算坚定，因谓留齐本是所愿，似接受齐王之挽留。可是，后文载齐王打算在临淄城里给孟子一幢房屋，以万钟之粟供养孟子及其弟子。孟子知之，齐王居然视其为贪图富贵的人，更欲赐万钟之粟。孟子对齐王极为失望。此后尚有四段文字记载孟子去齐之事。择其二如下：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 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4.11) 昼乃齐地名。杨伯峻云：“昼在临淄之西南，为孟子自齐返邹必经之道。”(30)孟子离齐回邹途中，于昼地稍作停留。有人希望为齐王留下孟子，遂恭敬地跟孟子说话，可是孟子不加理会，伏案大睡。那人非常不悦，以为孟子无礼。孟子于是明确地告诉所以无礼相待之原因。孟子援引子思为例，以为应当首先劝说齐王改变态度，而非以空话挽留自己。《孟子》另一段文字，见其去意已决：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 高子以告。 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4.12) 由于齐宣王不重用孟子，孟子决定离齐。齐人尹士以为孟子胡涂，不明白齐王不能够做到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如果孟子明白齐王不行，仍然跑来齐国，那便代表孟子是贪图富贵。远远地跑来，不融洽而走，在昼县停留了三夜才离开，何以动作如此缓慢呢？尹士对此很不高兴。孟子知道尹士所言，以为尹士并不了解自己。孟子指出，老远跑来齐国与齐王相见，是他所愿的；不融洽而走，实非他所希望。至于在昼县停留了三夜，孟子以为在自己心中是太快了。所以停留三天，乃因齐王或许改变态度，前来挽留。可是，孟子在昼，齐王终没前来，因此才决定回乡。即使如此，孟子仍是不忍抛下齐王的。孟子以为齐王虽然不能做商汤、文、武，但如重用自己，不单是齐国可得太平，天下百姓也可得太平。孟子每天都期盼着齐王可改变态度。孟子指出，只有小器的人才会因谏言未听，便大发脾气，满脸不高兴；走的时候，便马不停蹄地赶快离开。后来，尹士听到了孟子的响应，慨叹自己真是一个小人。孟子与齐宣王实在是因为了解而分开，孟子亦年纪已大，离齐回邹以后，即不复游说诸侯。 在别人不再重用自己的情况下，孟子最后选择离开，没有缠绕在齐卿的厚禄，没有对稷下学宫的留恋，虽仍心系齐国，但既然不能一展抱负，也只有黯然而去。孟子离齐，当中既有见其原则；而没有立刻离齐，乃因古者诸侯不出疆，故停在昼县，待齐王或加挽留，此其行权之处。 孟子生于战国之时，其时诸侯以攻伐为尚，征战频仍，民不聊生。孟子虽谓“春秋无义战”(14.2节录)，然而较诸春秋时代而言，战国时代不义之战更比比皆是。孟子周游列国，游说时君行王道仁政以得天下，却未受重视。其实，孟子之说辞，时君听之，往往心惊胆颤。《孟子·梁惠王下》云：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2.6) 孟子问齐宣王，以为大臣如将其妻子托付友人然后前往楚国，及其返齐之时，发现友人未有妥善照顾之，应当如何处理。齐宣王以为应当与之绝交。孟子追问，如果掌管刑罚之长官不能好好管治下属，又应当如何处理。齐宣王以为应该将其罢免。最后，孟子问齐王，如果一个国家管治得不好，应当如何处理。齐宣王当然知道责任谁属，只是招架不住，因而顾左右而言他，扯开话题。 又，武王伐纣之事，虽为儒家以有道伐无道之美谈，然终究是以下犯上之举，《孟子·梁惠王下》云：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2.8) 齐宣王问孟子有没有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商纣等事情，孟子回答史籍上有如此记载。齐王问之，谓臣下弒君、以下犯上之事，是否可以。孟子指出，伤仁者谓贼，伤义者谓残，残贼的人我们只称他为“一夫”。因此，孟子说只曾听过武王诛杀“一夫纣”，而没有听过什么弒君。孟子的回答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其实非常先进。君权天授，古代君主均相信有命在天，孟子以为君主如果伤仁贼义，便不配称作君主，而人民可以改易之。武王伐纣虽然仍是贵族革命，但孟子之勇敢大胆却在在可见。 孟子是勇敢的人，观其于朝廷之上，游说诸侯而毫无惧色便可知矣。与告子滔滔不绝地辩说人性，在公都子面前直陈世衰道微，在朝廷上与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针锋相对，孟子的据理力争，使其形象鲜明，如在目前。读《孟子》书，让我们可透过文字感受他伟大的人格。在先秦诸子之中，孟子的人格是最鲜明的，也是最积极入世的。虽然说孔门儒家对后世影响深远，孔子亦是至圣先师，最受后世景仰。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孟子的精神无疑更为重要。只要我们看看为何连明太祖亦要删节《孟子》的时候，便知道孟子在言路渐窄的时候更为重要。能够在权贵面前挺直腰板，高声疾呼，任何辩论技巧也不及理直气壮来得关键。只要道理在我，即使面对困难依然前行，毫不退缩。当然，孟子之勇，可以在“舍生取义”见之，甚至连生命也可以牺牲。然而，孟子并不鼓励无谓的牺牲，孟子曰：“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8.23节录)在仍然有所选择之情况下，孟子并不鼓吹胡乱牺牲，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孟子周游列国，尝至邹、齐、宋、鲁、滕、魏等诸侯国，游说邹穆公、齐威王、宋康王、薛君、鲁平公、滕文公、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诸侯。此中如邹、宋、鲁、滕等国，地小力弱，即使欲行王政，亦不可能及于天下。他如魏、齐，皆属大国，惜梁惠王见孟子不久以后即死，其子襄王则“不似人君”；齐宣王则借口极多，身边权臣亦众，使孟子未能施行其策。滕文公乃唯一对孟子言听计从之君主，可是滕国狭小，能够不为大国吞并已属万幸，根本没有行王政而一天下之可能。总之，孟子每次离开诸侯的抉择，都是认清结局后唯一的选择。孟子并不留恋官位金钱，只要不得重用，便能决意离去，另觅理想。面对高官厚禄，孟子的抉择，实为后世所堪借鉴。 [作者简介] 潘铭基(1977-)，男，文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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