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史记》（下）

今天再接讲《史记》。我们讲过中国历史分成三种体裁：一是记事，二是编年，三是传人。在记事中又兼带着记言，《尚书》是第一种体裁，以记事记言为主。《春秋左传》是第二种体裁，以编年为主，但是在编年中又包括了记事和记言，即在记言记事之上再添上了编年。太史公《史记》以人为主，把人物作中心，但在传人的体裁之内，同样包括着记事和编年。

即是说：记事和编年这两体，已在太史公《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列传体之内包融了。所以我们可说：中国史书有了此三层的大进步。今天我们有一个欠正确的观念，认为进步便是不要旧的了。不晓得进步是增有了新的，而在此新的中间还是包容着旧的。这才是进步，而不是改造。改造未必是进步。进步必是由旧的中间再增加上新的，新的中间依然保留着旧的，那么这个新的当然比旧的是进步了。

太史公《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在此一百三十篇中，有十二篇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类。本纪就是全书之大纲，是编年的。如《五帝本纪》，《夏商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一路下来到汉朝，一个皇帝一篇本纪，如汉高祖、汉惠帝，拿他个人做皇帝时从头到尾的大事都是提纲挚领写在里面，所以本纪是编年的，就如《史记》里的《春秋》。

世家是分国的，春秋时代就有十二诸侯，一路到战国，如《鲁世家》、《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这些分国史当然也照年代排下，但和《国语》、《国策》不同。《国语》、《国策》是一种国别史，而且以记言为主，而《史记》世家则主要还是记事。

此下是七十篇列传，为太史公《史记》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独创的一个体例。但在《史记》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经一天天地表现出来了。像《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都是一部书里记载着一个人的事与言。《论语》记言也记事，《庄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见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曰利’则是言。可见记事、记言不能严格分别。而记言则就特别看重到“人”。当时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写成了一部书。《管子》虽不称《管子春秋》，也只是讲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记》里的列传也不能说是太史公独创，以前早就有在历史中特别看重“人”的事实，只不过太史公把来变通而成为列传而已。

除却本纪世家列传之外，又有“表”，这也不是太史公开始，以前也已有此体裁，这是全书中最重要的筋节。如《三王世表》，因古代夏、商、周事情疏略，不能一年一年详细编排，所以只作“世表”。春秋战国事情详细了，所以有《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分国分年作表，所谓横行斜上，全部春秋战国里的事情，是在这一年或在那一年，晋国这一年的某事和楚国这一年的某事，在同年或隔年，这都清清楚楚，一览无遗。到了秦汉之际，秦二世以后，楚霸王汉高帝以前这一段就做“月表”，一月一月地记。《史记》中这十张表，由于事情不同而分配着来做表，真是如网在纲，一目了然。

最后有“书”，那是《尚书》体例，专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书。如记夏禹治水丶《尚书》里有《禹贡》，汉代也有水利问题，太史公就作《河渠书》，如此者八篇。

因此，太史公《史记》，实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学上的各种体裁包括会通，而合来完成这样一部书，此真所谓“体大思精”。直从唐虞夏商周一路到他这时代两千年以下的历史，全部包罗胸中，从而把来随宜表达，便有了他这样许多的体裁。

我曾告诉诸位，读书该一部一部地读。当然写史也决不止一种死写法，《尚书》是一个写法，《春秋左传》又是一个写法，此下尽可有种种新写法。我们此刻来讲“史学名著”主要就要诸位懂得如何来写历史的这一番大学问。有了此学问，就可自己写历史。

我们讲史学有三种：一是“考史”，遇到不清楚的便要考。一是“论史”，史事利害得失，该有一个评判。一是“著史”，历史要能有人写出来。今天诸位治史只做“考史”工夫，而不能“论”，如说太史公《史记》，什么时候所写？到什么时候而成？中间共分多少篇？这些都可考。但这些只关“材料”问题，诸位却不懂得“论”。如太史公《史记》和左丘明《左传》不同在哪里？其间高下得失须有论。我该取法《左传》的哪些长处？《史记》的哪些长处？再加上此刻之所需要来创造，然后能“著史”。今天我们都不再写历史了，明天的人考些什么呢？岂不连考都没有了？我们的历史岂不要从此中断？民国以来的历史就快没有了，因没有人来原原本本地写，或写其全体，或写其一部分，或者写人，或者写事，若都没有，大家不会写，岂不成了大脱空。

所以我们平常做学问，不能只看重找材料，应该要懂得怎么样去“著书”，怎么写史。像《西周书》，像《春秋左传》，像《史记》，这都有一个间架。像造房子，先有一个大间架，至于一窗一门，小木匠也可做，大的间架就要有人来计划。一窗一门拼不成一所房子。要先有了房子的间架，再配上窗和门。诸位做学问，不先求其大者而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仅能一段段一项项找材料，支离破碎，不成学问。

大著作家则必有大间架，而大间架则须大学问。今天所讲的体裁，也只是一个大体，而不是有一死格局固定在那里。如说春秋战国可写分国史，太史公把每一国家作为“世家”，但到汉代，已和从前不同，变了。如张良封为留侯，但张良并无一留国传其子孙。如萧何，封为鄼侯，但也只是封他鄼地，使得“食禄”而已。鄼与留都非一独立的国家，但既封为侯，太史公《史记》也把来列入‘世家”，这岂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此其一。

又如写孔子，照例当然是该称“列传”，而太史公《史记》却特别把孔子升上去，立为‘孔子世家”。在春秋时，并没有封孔子一个国，孔子也没有土地传子孙，并且也不能像张良萧何般有“爵”位传下，怎么太史公却来写孔子“世家”，这岂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之尤吗？但我们到今天，才知太史公见解之伟大。我们今天来到台湾，亦尚有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在台湾，可说在中国，只有此一世家永传不绝。此见孔子之伟大，但亦见太史公见识之伟大。他写《史记》就是学的孔子《春秋》，在他心目中，就觉得孔子是全中国历史上人物中最伟大的一个，所以他自破其例，作为孔子“世家”了。

太史公更无法拿一句话来讲出孔子之伟大，来讲他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不同，他只在写孔子的题目上把“列传”换了“世家”二字，用此来讲，比讲其他话更来得明白有劲，那是《史记》之“自立例而自破例”。只因后人都尊孔子，才不觉其可怪，不多加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