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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小學，清段玉裁撰。三十卷本據清道光五年(一八二五)抱經堂刻本影印，四卷本據清嘉慶二年(一七九七)臧氏拜經堂叢書本影印。 段玉裁，字若膺，曾字喬林，又字淳甫，號懋堂，晚年號硯北居士、長塘湖居士、僑吴老人，江蘇金壇人，生於清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中鄉試，二十六年（一七六一）春在京會試不第，以舉人教習景山萬善殿官學。二十八年（一七六三）春戴東原在京會試不第，居新安會館，懋堂等往從講學，是爲二人初次見面。後東原南歸，懋堂以札問安，自稱弟子。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吏部銓授貴州玉屏知縣。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發調四川候補。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任富順知縣，其間清廷正征討大小金川，公事繁冗，每每處理公務至深夜，復置燈籠，改訂文稿。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任巫山知縣。四十五年（一七八〇），以父年逾古稀，請奉養，因未合例，乃遭駁回，遂稱疾致仕，卜居蘇州楓橋，潛心讀書著述，時年四十六歲。五十四年（一七八九）避難入都，晤王懷祖，商討音韻訓詁之學，頗爲契合。五十七年（一七九二），移居蘇州閶門外之枝園，始注説文。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四月，不幸跌壞右足，其後身體每況愈下。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凝聚其畢生心血的巨著説文解字注完稿。二十年（一八一五）五月説文解字注全書刻成。九月八日，懋堂去世，卒年八十有一。 懋堂一生著述宏富，遍涉群經，據劉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譜之先生著述考略記載，其已付梓之著作計有古文尚書撰異、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詩經小學、周禮漢讀考、儀禮漢讀考、釋拜、春秋左氏古經、説文解字注、汲古閣説文訂、六書音韻表、經韻樓集。其手批校訂之古籍，見於文獻者亦有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傳、穀梁傳、方言、一切經音義、廣韻、集韻、經典釋文、國語、列女傳、荀子等十餘種。 對詩經的研讀基本貫穿於懋堂的整個讀書生涯。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懋堂入京，館於錢東麓寓宅，得見顧亭林音學五書，驚其考據之博衍，始有意於音韻之學。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得知江慎修有古韻標準一書，與顧氏少異。三十二年（一七六七）五月出京歸里，與弟玉成取毛詩細繹之，以爲顧、江二氏分韻有未盡，遂迻書詩經所用字，分十七部，撰成詩經均譜、群經韻譜各一帙，雖不過是按字歸類，但其後來關於詩經古韻的研究實肇基於此。三十四年（一七六九），懋堂入京，寓居法源寺旁之蓮花庵，從邵二雲借書以注釋詩經均譜、群經韻譜，每一書成，二雲即取寫其副，兩書至次年二月始定稿。四月，錢大昕爲其作序，以「圭臬」贊之。這兩部書被後世視作六書音韻表之嚆矢。 在潛心研究詩經十餘年後，懋堂於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撰成詩經小學三十卷，這是其詩學的階段性成果之一。之所以稱爲階段性成果，是因爲此後他仍隨身攜帶該書書稿，根據研讀所得隨時加以修訂。今傳三十卷本詩經小學中，不少經過訂正的條目都記録了日期，如「倚重較兮」條下云「庚子（一七八〇）正月定此條」；「昭兹來許繩其祖武」條下云「癸卯（一七八三）九月初六日識」；「哆兮侈兮」條下云「壬子（一七九二）七月閲臧氏琳經義雜記，因爲定説如此」。自乾隆五十七年起，懋堂的工作重心轉移到説文解字注的撰寫上，故詩經小學中未見五十七年以後的校訂記録。 詩經小學的三十卷本包括十五國風共十五卷，小雅七卷，大雅三卷，周頌三卷，魯頌、商頌各一卷。其條目有考訂一則綿延數葉者，亦有僅列異文不加詮釋者。懋堂根據具體情況，綜合利用版本、石刻、方言等材料，分析文字的正俗、假借、引申、演變等語言現象，對詩經的傳世文本（主要是毛詩）中存在的小學問題加以校訂，同時提出自己的見解。對暫時不能解決的問題則持闕疑的態度，以「俟考」「未詳」標識之。 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秋七月，懋堂攜古文尚書撰異自金壇至常州，屬臧在東爲其校讎，在東因參補條目若干。劉端臨謂懋堂曰：「錢少詹簽駁多非此書之旨，不若臧君箋記持論正合也。」與此同時，懋堂也將詩經小學三十卷之稿本授予在東。在東删繁纂要，將國風、小雅、大雅、頌各録成一卷，其本意只是爲了便於自覽，孰料懋堂見之，喜曰：「精華盡在此矣，當即以此付梓。」可見作者也認爲這個節録本保留了全書的精華，值得作爲定本刊行。受此鼓舞，在東便於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在廣東南海縣將詩經小學四卷本校刻付梓。有趣的是，四卷本刻成後不久，阮伯元召集學者編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其中毛詩注疏校勘記將詩經小學列入參考書目，所用版本却是尚未刊行的三十卷本，而非數年前付梓的四卷本，所引内容也確實多僅見於三十卷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編撰工作的主持人正是段懋堂，且三十卷本當時僅有稿本，故毛詩注疏校勘記所用之三十卷本詩經小學必定是懋堂親授與經局使用的。雖然毛詩注疏校勘記的主體出自顧千里之手，但我們可以確定段懋堂曾審核原稿並多加批駁，所以傳世的毛詩注疏校勘記中常見校語前後矛盾的現象，其中也涉及詩經小學三十卷本所獨有的内容。由此似可推論：段懋堂主持編撰校勘記時用三十卷之稿本而不用四卷之刻本與司馬君實編修資治通鑑用舊唐書而不用新唐書，二者之心境有隱約相通之處。 四卷本在三十卷本的基礎上進行了大量的編輯改訂，包括統一出文格式、删減内容（尤其是僅列異文未加考訂者）、簡化引用書名、合併相關條目、增加在東按語（補正段説）等等，故其與三十卷本相比，用個人著述的標準來衡量的話，更爲規範而純粹，但從爲校勘毛詩注疏服務的角度來説，詳盡的異文記録（即使多見重複、未及詮解）却自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而這恰好是四卷本大量删節的内容。誠如懋堂在校勘記中所説：「詩經小學全書考『栗烈』當爲『凓冽』，其説甚詳，今坊間所行乃删本耳。」(「全書」即指三十卷本，「删本」指臧節本’)故編撰校勘記仍主要參考三十卷本，而非四卷本。 段氏著作如古文尚書撰異、詩經小學、儀禮漢讀考、説文解字注在撰成後都因爲財力窘迫，未能即時付梓，或有許諾助刊者，也大多不果，如説文解字注在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寫定後僅僅刻成兩卷，至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才刻成全書。懋堂爲籌資刻書向友人求助之事，已見於其與王懷祖等往來之書信，而臧在東刻詩經小學時也説自己是「念十年知己之德，典裘以畀剞劂氏」，由此看來，小學所以首先刊刻節本，不僅是因其體例更爲純粹，節省雕版花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詩經小學的成書，無論是對作者自身還是對同時期的其他學者都産生了巨大影響。就前者而言，懋堂此後的著作如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毛詩注疏校勘記、説文解字注無不常見詩經小學的痕迹。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成書晚於詩經小學兩年，其撰作之目的在於恢復漢書藝文志所載毛詩三十卷本的原貌，其實質就是以小學爲基礎進行發揮增補，同時也修訂了小學中的部分觀點。毛詩注疏校勘記中明確標識爲「詩經小學云」「詳詩經小學」「見詩經小學」的地方就不下四五十處，還有許多校記，雖然未注明出自詩經小學，其實考訂之語與小學全同，只是校文加上唐石經、宋小字本、相臺本相同等字樣而已（但這些文字是顧千里引之，還是段懋堂自引，現在已難完全分辨）。説文解字注與小學的關係尤爲密切，説文注中的許多考證與論點皆可在小學中找到其雛形，其校注説文之手法也與小學如出一轍而又更爲圓潤成熟。由此看來，稱小學爲段注之濫觴亦不爲過。 就後者而言，陳碩甫受小學影響至爲深刻。其詩毛氏傳疏之條例明言自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開始爲毛詩作疏，在蘇州從學懋堂，獲益實多。從傳疏對小學的吸收與利用來看，這並不是客套話。懋堂、碩甫有師弟之承，學術立場也較爲接近，故傳疏中幾乎見不到駁正小學的文字。碩甫之外，其他學者對於小學的態度則較爲複雜。如胡墨莊作毛詩後箋，不像碩甫那樣唯毛傳是從，對小學的論點也會根據材料進行分析，其中不乏「段説非也」的判斷。王伯申經義述聞、李既汸詩經異文釋、馮雲伯三家詩異文疏證、陳樸園三家詩遺説考等著作同樣對小學論點的採用與批駁並存，但無論是用是駁，他們對小學的關注都是顯而易見的。 嘉慶四年（一七九九），臧在東刻成詩經小學四卷本。而三十卷之全本直到道光五年才由抱經堂刊刻行世，並被收入段氏後人編印的經韻樓叢書中，但這個三十卷本流傳不廣，至劉盼遂作段玉裁先生年譜時仍未獲觀，只能説「此不可復見矣」。道光六年（一八二六），阮伯元纂輯皇清經解，收録的依然是臧刻四卷本。持臧刻節本與抱經堂刻足本相校，前者並非後者所能完全覆蓋，則臧刻本雖係節録自三十卷之稿本，但在東所據之本恐與抱經堂所據不同，説詳本書所附虞萬里先生之段玉裁詩經小學研究。 詩經小學的臧刻本與抱經堂刻本都曾被影印出版過，前者如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三年出版的拜經堂叢書本、上海書店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清經解本，後者如臺北大化書局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段玉裁遺書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出版的段玉裁全書本，但對讀者來説仍有幾點缺憾：一是各自刊行，比讀不便；二是出版日久，購求匪易；三是納於叢書，價格偏高；四是底本不精，時有漫漶。今師顧堂本係據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處所藏原書編輯而成，於其模糊破損處亦用同版複本描潤修補（具體工作參見凡例），其内容之完整、版式之清爽、書影之清晰均勝舊製。前後處理編印歷時半載，費心實多。又蒙虞萬里先生首肯，將其研究詩經小學之舊作附於書後，俾讀者能洞悉懋堂撰著之意旨曲折。余自從事編印以來，尚未有機緣拜謁先生，而先生得知我輩傳古之宗旨，復撥冗爲本書題簽，賜下墨寶數紙以便揀選。師顧堂成立之初，余與同儕實乏經驗，前路茫茫，中心憒憒，但以功不唐捐互勉。今有古道熱腸獎掖後進如先生者，豈天意酬勤吾道不孤之謂與？欣然惕然，書此識之。 2、此文为该书的影印说明，感谢师顾堂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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