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的这一栏目首先提供一份强调某一常见临床问题的病例摘要，然后提出支持各种策略的证据。如果有正式指南，作者接下来会对其进行综述。文章以作者的临床建议结尾。 一名来自东欧的32岁女性移民因持续性上腹痛和腹胀接受检查。之前的检查显示，全血细胞计数和全面的代谢检查结果正常，乳糜泻血清学检查结果呈阴性。幽门螺旋杆菌IgG血清检测结果呈阳性。患者接受了为期10日的每日2次，每次20 mg奥美拉唑、1 g阿莫西林和500 mg克拉霉素治疗，但症状持续存在。您将如何进一步检查和治疗该患者？
临床问题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全球范围内均可见到的一种常见且通常持续终生的感染1。研究提示，不同地区的感染率不同，但由于人口增长，以及再次感染和因根除不成功导致的复发，感染者数量在过去30年中保持稳定，甚至有所增加2。较差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2，因为较差的社会经济状况与较拥挤的居住条件相关，而拥挤的居住条件有利于幽门螺杆菌的家庭内传播3。此外还有内镜检查导致的医源性感染4。 虽然大多数感染者无症状，但我们已经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与数种疾病直接相关，尤其是消化性溃疡病和非溃疡性消化不良。已经有证据（在下文中综述）表明，通过治疗根除幽门螺杆菌可降低这两种疾病的风险5-7，但其中有关非溃疡性消化不良的数据不太统一。 胃癌也与感染幽门螺杆菌密切相关。日本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消化性溃疡、消化不良或胃不典型增生患者中，有2.9%发生了胃癌（7.8年的平均随访期间），而在未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上述疾病患者中未发现胃癌8。根据强有力的证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幽门螺杆菌归类为导致胃腺癌的1类致癌物9,10。除日本之外，因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胃癌发病率增加的区域包括中东、东南亚、地中海地区、东欧、中美洲和南美洲。在世界上幽门螺杆菌感染率高的地区（例如东欧和东亚）长大，如今居住在美国或西欧的移民患胃癌的风险也增加。慢性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另外一种肿瘤性疾病是胃黏膜相关淋巴样组织淋巴瘤（MALToma），这种疾病远比消化性溃疡病或胃腺癌少见11。某些胃肠道之外的疾病也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有研究者观察到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冠心病相关，但这个很可能反映了两者的共同危险因素，例如贫穷和营养不良。研究已经发现不明原因缺铁性贫血12和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13均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虽然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但成功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使血红蛋白水平或血小板计数增加的报道提示其因果关系（见下文）。
临床要点
策略和证据 筛查和诊断 幽门螺杆菌筛查适应证（以及筛查结果呈阳性情况下的治疗适应证）见表1 14 -16。对于有内镜检查适应证（例如上腹痛、体重减轻、缺铁性贫血、有报警症状[例如体重减轻、重度腹痛、吞咽困难、呕吐、胃肠道出血等]的消化不良）的患者或年龄≥60岁的患者，应通过对胃黏膜活检样本的直接（有创）组织学检查来诊断幽门螺杆菌感染14。如果某人来自幽门螺杆菌感染和胃癌发病率高的地区，则应根据当地指南的建议，将进行上述检查的年龄提前（例如中国为＜35岁）18。
表1. 指南建议的幽门螺旋杆菌检查适应证* * 来自美国胃肠病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Gastroenterology，ACG）14指南和Maastricht V-Florence共识15指南。已经提出了其他的检查适应证，包括与风险增加相关的各种人口统计学特征（例如胃癌家族史、来自幽门螺杆菌感染高发地区的第一代移民、黑种人或西班牙语裔族群16）和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PPI）15,16。有关PPI的适应证是基于观察性研究，这些研究表明，萎缩性胃炎（胃癌的癌前病变）风险增加与长期使用PPI相关17。有检查适应证且检查结果呈阳性的人均应接受治疗；完成治疗后，应根据“检查-治疗-检查”的口诀确认幽门螺杆菌已根除。NSAID表示非甾体类抗炎药。
对于有内镜检查适应证且长期使用阿司匹林或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的患者，也建议进行直接检查；这可以确保对NSAID诱发的消化性溃疡病所做的治疗未因幽门螺杆菌感染而复杂化。 对胃组织幽门螺杆菌进行组织学检查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可超过95%；然而，需要正确采样和解读。内镜检查还用于确定感染已根除，但重复内镜检查通常仅用于持续性溃疡（以证实胃溃疡愈合）或者早期胃癌或MALToma切除后。 对于无内镜检查适应证，但患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疾病（例如消化性溃疡病、不明原因缺铁性贫血或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病史），或者被认为幽门螺杆菌感染或感染并发症风险增加的患者（例如长期使用NSAID或阿司匹林的患者），建议进行无创检查（表1）19,20。在美国，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或不同社会经济状况的人群，患病率不同16。 活动性感染的无创检查包括粪便抗原试验和尿素呼气试验。粪便抗原试验（采用多种抗幽门螺杆菌的单克隆抗体）用于初步诊断感染及用于确认感染已根除21；粪便抗原试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一般超过92% 22,23。尿素呼气试验需口服14C标记或13C标记的尿素；如果体内有幽门螺杆菌，则细菌尿素酶使核素标记释放，然后对其进行测定并与基线值比较。本试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一般超过95% 23。此外，14C标记的底物涉及正在发生放射性衰变的不稳定同位素，但这种同位素被用于数种疾病的诊断，对于孕妇之外的成人无使用限制24。2017年美国胃肠病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Gastroenterology，ACG）指南14和休斯敦共识16未优先建议其中任一检查，但均指出粪便抗原试验的费用显著较低。相反，Maastricht V-Florence指南15在尿素呼气试验和粪便抗原试验之间优先建议前者，因为其检测感染的准确度略高。所有指南均强烈建议通过粪便抗原试验或尿素呼气试验确认感染已根除（表1）。 虽然质子泵抑制剂（PPI）并非有效抗菌剂，但PPI对幽门螺杆菌有抑制作用，因此通过任何检查方法检查幽门螺杆菌感染和确认感染根除之前都应停用PPI。美国的建议指出，在检查之前，患者应停用PPI和抗生素30日25,26，而Maastricht V-Florence指南建议，可以仅停用这些药物2周。不需要限制组胺H2受体阻滞剂的使用，且建议在幽门螺杆菌检查的窗口期使用其治疗烧心或消化不良。 在幽门螺杆菌感染患病率≤30%的地区，不再建议通过幽门螺杆菌IgG血清学试验诊断感染27；目前美国幽门螺杆菌感染患病率估计为30%。由于抗体会持续存在数年，因此幽门螺杆菌IgG血清学试验对活动性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特异度低于80% 23，也不应通过重复血清IgG试验来评估感染根除情况。由于缺乏有意义的预测价值，不再建议检测血液、尿液和唾液内的抗原特异性IgA、IgG和IgM。
治疗 对相关疾病的益处 有证据表明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对导致提出感染筛查建议的疾病有益，这些证据来自随机试验和观察性研究。有关随机试验的Cochrane综述表明，在幽门螺杆菌感染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患者中，与不进行治疗相比，加用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可降低十二指肠溃疡（在34项试验中）或胃溃疡（在12项试验中）的发病率28。每预防1例十二指肠溃疡或胃溃疡复发，需要治疗的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数量分别为2例和3例。在对临床试验进行的另外一项荟萃分析中，预防消化不良复发所需治疗的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数量（每预防1例复发所需治疗的数量，13）超过预防消化性溃疡病复发所需治疗的患者数量6。 日本政府2013年开始实施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和治疗计划，有研究比较了在此之前和之后的幽门螺杆菌感染患病率和胃癌死亡率29,30。开始实施该计划之后，接受治疗的日本患者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每年约有150万例，同时胃癌死亡的患者数量从每年50,000例稳定下降至每年45,000例30。香港的一项观察性研究表明，在接受过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的60岁以上患者中，胃癌发病率显著低于一般人群中的预期发病率31。在韩国的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中，针对幽门螺杆菌感染接受治疗的早期胃癌患者与接受安慰剂的早期胃癌患者相比，中位5.9年后前者的异时性胃癌发病率较低32。 根除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抗生素可有效治疗早期MALToma（Ⅰ型或Ⅱ型）。然而，较晚期MALToma一般需要手术、放疗、化疗或这些疗法的联合应用33。 随机试验已经表明，在开始接受或正在接受NSAID长期治疗的患者中，筛查和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可降低消化性溃疡病风险34。虽然随机试验数据未证实对服用小剂量阿司匹林的患者有类似获益，但观察性数据表明，感染幽门螺杆菌的阿司匹林使用者与未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使用者相比，前者的上消化道出血风险较高，这一结果支持对该人群提出类似的策略建议。 随机试验数据已经表明，根除幽门螺杆菌感染后，血红蛋白水平升高35。然而，最近的一项回顾性、单中心研究表明，在未患消化性溃疡且未患有临床意义的上消化道出血的老年患者人群中，不明原因缺铁性贫血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无关36。关于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支持幽门螺杆菌筛查和治疗的证据主要限于观察性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后血小板计数增加；一项小型随机试验也提示有获益13。
治疗方案 ACG指南支持使用表2内七种抗菌治疗方案中的任何一种进行一线治疗14。指南建议，治疗决策通常要考虑患者既往是否使用过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例如克拉霉素、阿奇霉素和红霉素），以及患者是否对青霉素过敏。由于自称β-内酰胺类药物“过敏”的大多数患者其实并无过敏14，因此应进行皮肤试验，这样结果呈阴性的患者可使用包含阿莫西林的治疗方案。制订治疗决策时考虑的其他因素包括其他过敏、潜在不良反应（例如肠道症状以及氟喹诺酮类药物引起的腱炎[对于老年人尤其要关注这一问题]）、费用、是否在保险范围内以及药物可及性。
表2. 北美洲幽门螺杆菌感染循证治疗方案，按照建议顺序列出* * 北美洲幽门螺杆菌感染循证治疗方案（根据多伦多共识[Toronto Consensus] 37）是依照ACG 2017指南中的建议顺序列出14。全部七种一线治疗方案均建议PPI每日用药2次，建议剂量如下：奥美拉唑，20 mg；埃索美拉唑，20 mg或40 mg；兰索拉唑，30 mg；右兰索拉唑，30 mg或60 mg；泮托拉唑，40 mg；雷贝拉唑，20 mg 14,37。其他药物的建议剂量如下：克拉霉素，500 mg；阿莫西林，1 g；铋剂，120～300 mg（有各种剂型）；四环素，500 mg；硝基咪唑，500 mg；甲硝唑（硝基咪唑类药物），500 mg；左氧氟沙星，500 mg 37,38。 † 所有抗生素共同的不良反应包括念珠菌病、艰难梭菌感染和过敏反应。治疗方案中各具体成分的特有不良反应如下：克拉霉素为口内异味；甲硝唑为消化系统症状、金属味、罕见神经系统副作用（尤其是大剂量用药时），饮酒患者可能发生的双硫仑样反应（如果重复或长期用药），以及孕妇用药时胎儿骨和牙齿内的药物蓄积；左氧氟沙星为消化系统症状、中枢神经系统毒性作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有关谵妄、记忆损害、定向障碍、激越和注意力障碍风险的黑框警告）、腱炎和腱断裂，以及QT间期延长（重症肌无力患者应避免使用此药）；利福布汀（不是一线治疗，初级保健医师和许多胃肠科医师一般不开此药）为可逆性骨髓毒性作用，并且可能增加利福布汀耐药分枝杆菌的流行率。长期使用PPI的不良反应包括艰难梭菌感染风险增加、显微镜下结肠炎、肾脏疾病、肺炎、痴呆、萎缩性胃炎以及铁、镁、钙和维生素B12吸收不良。 ‡ 此疗法已经获得FDA批准14。
对于未因幽门螺杆菌感染接受过抗生素治疗的患者，克拉霉素联合阿莫西林和PPI治疗是ACG建议中列在首位的方案。假设患者居住地区（或曾居住地区）的克拉霉素耐药率低于15%，Maastricht V-Florence共识也建议采用这一方案15。 另外一种常用的治疗方案包括铋剂、四环素、甲硝唑和PPI（即基于铋剂的四联疗法）39。这种治疗方案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是标准治疗，但之后基本上被简化的基于克拉霉素的三联疗法代替。指南建议使用基于铋剂的四联疗法10～14日15,37。对基于铋剂的四联疗法和基于克拉霉素的三联疗法进行比较的一项随机试验表明，在幽门螺杆菌被根除的患者百分比方面，两种疗法无显著差异（分别为87.7%和83.2%）40；两组中坚持治疗的患者百分比和发生不良事件的患者百分比似乎也相似。在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方面，多西环素被认为不如四环素有效41。 由于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克拉霉素耐药增多，因此基于铋剂的治疗方案常用。适合接受这一方案的患者包括已使用过大环内酯类药物的患者、对青霉素过敏的患者或者同时有这两种情况的患者；如果用甲硝唑代替阿莫西林，则基于克拉霉素的三联疗法也可用于这些患者。对于使用过大环内酯类药物并对青霉素过敏的患者，基于铋剂的治疗方案基本上是唯一选择。如果前两种治疗方案失败，可考虑抗菌药耐药测试（但该测试在美国尚未获批），或者使用建议的另外五种治疗方案之一（表2）。
解决抗菌药耐药的策略 美国指南建议，当克拉霉素耐药率超过25%时，不应使用包含克拉霉素的治疗方案，但美国缺乏可确定当地耐药模式的广泛适用数据。最近对178项研究（涉及来自所有WHO地区的超过66,000个分离株）进行的荟萃分析评估了幽门螺杆菌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和趋势42。除了美国（10%）和东南亚（10%）地区的克拉霉素原发耐药以及欧洲地区的左氧氟沙星原发耐药（11%）之外，在所有地区，克拉霉素、甲硝唑和左氧氟沙星的原发和继发耐药率均≥15%。在东地中海地区，克拉霉素和甲硝唑的原发联合耐药率为19%，但其他地区低于10%。所有地区的阿莫西林和四环素原发耐药率均低于15%。各地区不同国家的抗生素耐药率不同，并且一般而言，儿童中的耐药率较低，成人中的耐药率较高；大多数地区的耐药率似乎在随着时间推移增加（从2006—2008年时间段至2012—2016年时间段）。对于所有抗生素而言，根除治疗失败均与治疗前检出耐药显著相关。 最近的一项观察性研究表明，在接受过幽门螺杆菌感染治疗的患者中，仅35%接受了用于确认感染根除情况的随访检查，并且许多治疗失败的患者再次使用了相同的治疗方案43。完成治疗后一定要对感染根除情况进行检查，根除失败后一定要用另一种治疗方案42。一项随机试验表明，对于甲硝唑和克拉霉素均耐药的幽门螺杆菌治疗失败患者，利福布汀方案是有效的挽救治疗44。
不确定的领域 我们需要数据指导多药方案的依从性改善策略。一些数据（包括一项小型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的结果）提示，益生菌可降低抗生素治疗方案的副作用发生率和严重程度45,46。 在幽门螺杆菌感染率高和胃癌发病率增加的地区，我们需要从有关幽门螺杆菌感染治疗的观察性试验中获得更多数据。这些发现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估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对胃癌风险的影响。 我们需要制订策略来有效评估美国各地区临床实践中的幽门螺杆菌抗生素耐药情况。幽门螺杆菌疫苗的开发工作可能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根除幽门螺杆菌，但迄今为止此项工作尚未成功47。 在日本，沃诺拉赞（vonoprazan，口服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滞剂）被用于代替幽门螺杆菌感染治疗方案中的PPI。联合抗生素根除幽门螺杆菌时，沃诺拉赞的疗效与PPI相似或更好48,49。我们需要通过进一步研究来评估这种治疗方法对不同地区的不同菌株是否同样有效。
指南 前文讨论的所有建议均与ACG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评估和治疗指南一致。2017年ACG指南14的一项重要建议（对2007年指南23做出的重大变更）是所有感染者都应接受治疗，并且治疗完成后再次进行检查，评估幽门螺杆菌是否成功根除14。虽然其他指南的建议总体相似，但鉴于药物可及性、抗菌药耐药性和胃癌发病率的地区差异，这些建议也略有不同14-16,37,50。例如，在幽门螺杆菌感染和早发型胃癌发病率较高的地区，建议将进行幽门螺杆菌检查的年龄提前到癌前变化出现之前50。多伦多共识中建议所有治疗方案用药10～14日37，ACG14和Maastricht V-Florence共识15指南遵循了这一建议。有关美国幽门螺杆菌感染检查的休斯敦共识会议（Houston Consensus Conference）提出，应对另外一些患者人群进行检查，包括有胃癌家族史的人、曾居住在幽门螺杆菌高发地区的第一代移民，以及黑种人和西班牙语裔患者16。
结论和建议 根据IgG血清学试验，病例摘要中的患者被诊断为幽门螺杆菌感染。首选特异度较高的粪便抗原试验或尿素呼气试验进行检查，确定患者是否有活动性感染。患者最初接受了基于克拉霉素的治疗，但未能改善症状。 考虑到检查费用和易于实施情况，我会建议通过粪便抗原试验来确认患者有活动性感染，并且确认基于克拉霉素的治疗发生失败。如果检查结果呈阳性，则应采用与之前不同的治疗方案。最初基于克拉霉素的治疗方案发生失败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该患者来自东欧，而东欧地区的克拉霉素耐药率高达15%～40%42。我会建议使用基于铋剂的四联疗法治疗10～14日，并在完成治疗（包括PPI用药）后4周再次进行检查，确认幽门螺杆菌已根除。 Disclosure forms provided by the author are available with the full text of this article at NEJM.org. No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relevant to this article was reported. I am indebted to Drs. Guido Tytgat, David Y. Graham, and Richard H. Hunt and to many others for their pioneering work in the field of Helicobacter pylori and for providing inspiration to many of us who follow their guidance; and to Dr. Peter Ernst for editing assistance on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e manuscript.
译者：时境迁，职业翻译 校对：侯海燕，NEJM医学前沿 作者信息
Sheila E. Crowe, M.D.
参考文献1. Hooi JKY, Lai WY, Ng WK, et al. Global prevalenc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Gastroenterology 2017;153:420-429. 2. Hu Y, Wan JH, Li XY, Zhu Y, Graham DY, Lu NH. Systematic review with meta-analysis: the global recurrence rat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Aliment Pharmacol Ther 2017;46:773-779. 3. Bamford KB, Bickley J, Collins JSA, et al. Helicobacter pylori: comparison of DNA fingerprints provides evidence for intrafamilial infection. Gut 1993;34:1348-1350. 4. Langenberg W, Rauws EA, Oudbier JH, Tytgat GN. Patient-to-patient transmission of Campyl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by fiberoptic gastroduodenoscopy and biopsy. J Infect Dis 1990;161:507-511. 5. Moayyedi P. The health economic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Best Pract Res Clin Gastroenterol 2007;21:347-361. 6. Ford AC, Moayyedi P. Whom should we “test and treat”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BMJ 2014;348:g3320-g3320. 7. Hentschel E, Brandstätter G, Dragosics B, et al. Effect of ranitidine and amoxicillin plus metronidazole on the eradic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and the recurrence of duodenal ulcer. N Engl J Med 1993;328:308-312. 8. Uemura N, Okamoto S, Yamamoto S, et al.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astric cancer. N Engl J Med 2001;345:784-789. 9. Parsonnet J, Friedman GD, Vandersteen DP, et al.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the risk of gastric carcinoma. N Engl J Med 1991;325:1127-1131. 10. Nomura A, Stemmermann GN, Chyou P-H, Kato I, Perez-Perez GI, Blaser MJ.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gastric carcinoma among Japanese Americans in Hawaii. N Engl J Med 1991;325:1132-1136. 11. Parsonnet J, Hansen S, Rodriguez L, et al.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gastric lymphoma. N Engl J Med 1994;330:1267-1271. 12. DuBois S, Kearney DJ. Iron-deficiency anemia and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m J Gastroenterol 2005;100:453-459. 13. Rostami N, Keshtkar-Jahromi M, Rahnavardi M, Keshtkar-Jahromi M, Esfahani FS. Effect of eradic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on platelet recover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a controlled trial. Am J Hematol 2008;83:376-381. 14. Chey WD, Leontiadis GI, Howden CW, Moss SF. ACG clinical guideline: treatmen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m J Gastroenterol 2017;112:212-239. 15. Malfertheiner P, Megraud F, O’Morain CA, et al. Managemen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 the Maastricht V/Florence Consensus Report. Gut 2017;66:6-30. 16. El-Serag HB, Kao JY, Kanwal F, et al. Houston Consensus Conference on testing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8;16(7):992-1002.e6. 17. Cheung KS, Chan EW, Wong AYS, Chen L, Wong ICK, Leung WK. Long-term proton pump inhibitors and risk of gastric cancer development after treatment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Gut 2018;67:28-35. 18. Bai Y, Li ZS, Zou DW, et al. Alarm features and age for predicting upper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cy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dyspepsia with high background prevalenc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upper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cy: an endoscopic database review of 102,665 patients from 1996 to 2006. Gut 2010;59:722-728. 19. Nishikawa K, Sugiyama T, Kato M, et al. A p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new rapid urease tests before and after eradication treatmen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 comparison with histology, culture and 13C-urea breath test. Gastrointest Endosc 2000;51:164-168. 20. Braden B, Teuber G, Dietrich CF, Caspary WF, Lembcke B. Comparison of new faecal antigen test with (13)C-urea breath test for detecting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monitoring eradication treatment: prospective clinical evaluation. BMJ 2000;320:148-148. 21. Vaira D, Vakil N, Menegatti M, et al. The stool antigen test for detec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after eradication therapy. Ann Intern Med 2002;136:280-287. 22. Veijola L, Myllyluoma E, Korpela R, Rautelin H. Stool antigen tests in the diagnosi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before and after eradication therapy.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05;11:7340-7344. 23. Chey WD, Wong BC. American College of Gastroenterology guideline on the managemen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m J Gastroenterol 2007;102:1808-1825. 24. Gunnarsson M, Leide-Svegborn S, Stenström K, et al. Long-term biokinetics and radiation exposure of patients undergoing 14C-glycocholic acid and 14C-xylose breath tests. Cancer Biother Radiopharm 2007;22:762-771. 25. Gatta L, Vakil N, Ricci C, et al. Effect of proton pump inhibitors and antacid therapy on 13C urea breath tests and stool test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m J Gastroenterol 2004;99:823-829. 26. Laine L, Estrada R, Trujillo M, Knigge K, Fennerty MB. Effect of proton-pump inhibitor therapy on diagnostic testing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Ann Intern Med 1998;129:547-550. 27. Chiba N, Veldhuyzen Van Zanten SJ. 13C-Urea breath tests are the noninvasive method of choice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detection. Can J Gastroenterol 1999;13:681-683. 28. Ford AC, Gurusamy KS, Delaney B, Forman D, Moayyedi P. Eradication therapy for peptic ulcer disease in Helicobacter pylori-positive people.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6;4:CD003840-CD003840. 29. Hiroi S, Sugano K, Tanaka S, Kawakami K. Impact of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gastritis on the trends in eradication therapy in Japan: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and simulation study based on real-world data. BMJ Open 2017;7(7):e015855-e015855. 30. Tsuda M, Asaka M, Kato M, et al. Effect on Helicobacter pylori eradication therapy against gastric cancer in Japan. Helicobacter 2017;22(5):e12415-e12415. 31. Leung WK, Wong IOL, Cheung KS, et al. Effect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treatment on incidence of gastric cancer in older individuals. Gastroenterology 2018;155:67-75. 32. Choi IJ, Kook M-C, Kim Y-I, et al. Helicobacter pylori therapy for the prevention of metachronous gastric cancer. N Engl J Med 2018;378:1085-1095. 33. Fischbach W. Gastric mucosal-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lymphoma. Gastroenterol Clin North Am 2013;42:371-380. 34. Leung Ki EL, Chan FK.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 use: eradication, acid-reducing therapy, or both? 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2;10:831-836. 35. Qu XH, Huang XL, Xiong P, et al. Does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play a role in iron deficiency anemia? A meta-analysis.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0;16:886-896. 36. John S, Baltodano JD, Mehta N, Mark K, Murthy U. Unexplained iron deficiency anemia: does Helicobacter pylori have a role to play? Gastroenterol Rep (Oxf) 2018;6:215-220. 37. Fallone CA, Chiba N, van Zanten SV, et al. The Toronto Consensus for the treatmen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in adults. Gastroenterology 2016;151(1):51-69.e14. 38. Gatta L, Scarpignato C, Fiorini G, et al. Impact of primary antibiotic resistanc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equential therapy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lessons from a 5-year study on a large number of strains. Aliment Pharmacol Ther 2018;47:1261-1269. 39. Akyildiz M, Akay S, Musoglu A, Tuncyurek M, Aydin A. The efficacy of ranitidine bismuth citrate, amoxicillin and doxycycline or tetracycline regimens as a first line treatment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eradication. Eur J Intern Med 2009;20:53-57. 40. Laine L, Hunt R, El-Zimaity H, Nguyen B, Osato M, Spénard J. Bismuth-based quadruple therapy using a single capsule of bismuth biskalcitrate, metronidazole, and tetracycline given with omeprazole versus omeprazole, amoxicillin, and clarithromycin for eradic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 duodenal ulcer patients: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multicenter, North American trial. Am J Gastroenterol 2003;98:562-567. 41. Liou JM, Chen PY, Luo JC, et al. Efficacies of genotypic resistance-guided vs empirical therapy for refractory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Gastroenterology 2018;155:1109-1119. 42. Savoldi A, Carrara E, Graham DY, Conti M, Tacconelli E. Prevalence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Helicobacter pylori: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i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s. Gastroenterology 2018;155 (5):1372-1382.e17. 43. Rubin J, Lai A, Dulai P, Gupta S, Crowe SE. Low rates of H. pylori eradication testing and cure rates in usual care. Gastroenterology 2018;154:S503-S504. abstract. 44. Perri F, Festa V, Clemente R, et al. Randomized study of two “rescue” therapies for Helicobacter pylori-infected patients after failure of standard triple therapies. Am J Gastroenterol 2001;96:58-62. 45. Cindoruk M, Erkan G, Karakan T, Dursun A, Unal S.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accharomyces boulardii in the 14-day triple anti-Helicobacter pylori therapy: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double-blind study. Helicobacter 2007;12:309-316. 46. Franceschi F, Cazzato A, Nista EC, et al. Role of probiotics in patients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Helicobacter 2007;12:Suppl 2:59-63. 47. Stubljar D, Jukic T, Ihan A. How far are we from vaccination against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Expert Rev Vaccines 2018;17:935-945. 48. Sue S, Shibata W, Sasaki T, et al. Randomized trial of vonoprazan-based versus proton-pump inhibitor-based third-line triple therapy with sitafloxacin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8 August 27 (Epub ahead of print). 49. Li M, Oshima T, Horikawa T, et al. Systematic review with meta-analysis: vonoprazan, a potent acid blocker, is superior to proton-pump inhibitors for eradication of clarithromycin-resistant strain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Helicobacter 2018;23(4):e12495-e12495. 50. Sugano K, Tack J, Kuipers EJ, et al. Kyoto global consensus report on Helicobacter pylori gastritis. Gut 2015;64:1353-1367.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