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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家风? 有人说家教，有人说家训……说到它，我们往往会联想到过去的世家大族、百年古训，“家风”似乎与一般的小家庭无关。  中国人自古注重庭训家教，曾子杀猪教子、孟母三迁等故事至今在老百姓中耳熟能详。历史上的名臣大儒如宋朝的司马光、欧阳修、朱熹;明朝的王夫之及清朝的郑板桥、曾国藩等等，都留有家训。还有许多形式的家书、教子诗等等。在这些历朝历代的著名家训家规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与美德，被不厌其烦的叮咛后世子孙。北齐士族颜之推，为了告诫子孙不可自恃门第、骄逸怠惰，同时也希望子弟能将士族门风维系不坠，于是写下洋洋洒洒二十篇，约四万多字的《颜氏家训》。这本家训在其后的一千三、四百年间传诵不息，被后世尊为家训之祖。颜之推的苦心没有白费，颜家子孙果然争气。他的孙子颜师古是唐朝注《汉书》的大学问家，五世孙又出了誉满书林的颜真卿和名政治家颜杲卿。 宋代大儒朱熹即在《家训》中指出：“有德者虽年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意思是说，有德的人虽然年龄比我小，我也会尊敬他;不肖的人，虽年龄比我大，我也必定疏远他。从中可以看出朱熹对德的重视程度。在朱熹看来，重视道德修身就同“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不可不慎哉!” 朱熹进一步指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其意思是指善事多么小也要积极而为，恶事多么小也不能为之。不要以为自己曾经做过善事而忽视小恶，就不拘小节。忽视小恶，让其存在和发展，就会变成大恶。不拘小节也会发展至变节;注意小节，细心修养，才能达到高风亮节。 清朝时期曾任大理寺卿的王昶在家规中也告诫子弟：见利不能忘义，不能产生贪心;对待别人，不能产生漠视心、欺诓心、徇情心，更不能产生自私自利占便宜心;待人要宅心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家训中首先强调的是“修身”，其次是“齐家”，包括对老人、孩子、妻子、兄弟、仆人的对待之道。再外围是“睦族”，旁及个人在庞大家族中的本分。出了亲族的范围后，为官之道志在君国，也是家训中念念不敢忘的。也就是儒家经典“大学”里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从内容上看，各家家训中讲孝道的篇章极多，还不厌其烦的列举各项实践细节。家训中一再训诫，取得功名的子孙要分外谦卑感谢，因为若没有祖先德泽庇荫，哪轮得到你有今天这份侥幸?同样道理，子孙努力奋发，为的不是彰显个人价值，而是光宗耀祖;多做善事，则是“积德以遗子孙”。 家训中份量排名其次的，要算“勤俭”二字了。宋朝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就是一篇经典名作。在这篇家训中，司马光强调“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再怎么幸运的家族，都不可能每一世都做大官，何况落拓不羁的世家子最容易败坏先人家业，因此骄奢习气是绝对要不得的。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一丝一缕，应念物力维艰。”这是《朱子家训》(亦称《朱柏庐治家格言》)中传诵很广两句话，全篇训诫的也是“勤俭”二字。 先学做人，后学做事，是中国人的古训，也是很多优秀家庭都重视的品质。 曾国藩是近代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但他对家教的重视却留给我们颇多借鉴之处。 首先是“俭”。曾国藩位高权重，但他极看不惯京城世家子弟奢侈腐化、挥霍无度的习气，于是不让子女搬到京城，只让他们住在乡下。家门口也不挂任何“相府”“侯府”之类的匾，简朴从事，一般人路过都不知道是大官宦的家。 妻子女儿跟他同住江宁(南京)两江总督府时，他规定她们白天下厨做饭菜，夜晚纺纱织麻到深夜，天天如此。曾国藩的日常饮食，总以一荤为主，非客到，不增一荤。其穿戴更是简朴，一件青缎马褂一穿就是三十年。 除了“俭”，曾国藩对子女的另一条要求是“勤”。公务再繁忙，曾国藩都要抽时间给孩子写信，帮他们改诗文，和他们聊学习聊生活。他要求儿子曾纪泽：每天起床后，衣服要穿戴整齐，先向伯、叔问安，然后把所有房子打扫一遍再坐下来读书，每天要练1000个字。 家务事不分男女，儿子扫地、种菜，女要做饭、织布，不能随意使唤仆人。 后人说，“曾家无一是废人”，6代子孙兴旺了百年。曾国藩的子孙后代，哪怕没有直接接受过祖先的教育，但这种简朴勤勉的精神，却融入血液中，成为了一个家族的品格。 虽然强调“勤俭”，不过许多家训中可并不赞成“遗厚财给后世子孙”。相反的，他们认为这样有害无益，因为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司马光对此说道：“难道圣人就不管子孙的贫困了吗?过去那些圣贤留给子孙的是廉洁、俭朴的优良品德。” 家训中再强调的一点就是“恭默”——谨言慎行，宽厚忍让，不招摇惹事。像诸葛亮“诫子书”强调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点出儒者最向往的崇高境界。最戒慎恐惧的，则是子孙骄傲怠慢，好勇斗狠，结果招人嫉恨，甚至惹祸上身，罪殃家门。恭默的德性，还可以表现在慎交友上，富家子弟唯恐交上酒肉朋友，不要和奸佞之人、刻薄之人、行为怪诞之人交往，以致沾染不良习气等等。 众多家训中“修齐之道”谈得多，勉学读书的篇章反倒不算最多。这些自己有着赫赫功名的写训者，在家训中却常劝子孙不必介意功名，反而视“耕读传家”为理想目标。 读圣贤书的目的是学习如何做人，并非是为了做官富贵。颜之推在“教子”篇里提到，齐朝有一个士大夫，教他十七岁的孩子讲鲜卑语和弹琵琶，还很得意孩子能“伏事公卿，无不宠爱”，颜之推对此表示深恶痛绝。 清朝石成金写的《传家宝全集》也说到，如果把子孙教成“希图前程，指望富贵”的人，结果当了官贪赃坏法，弄到家破身亡，遗累父祖，这可不是子孙不肖，而是父母当初教得差了。 如今的“家风”，其实更多是一个家庭的气质和价值观。无论大家小家，父辈祖辈显赫与否，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立身处世之本，告诉晚辈应当如何行走世间。 可以说，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好的精神不动产。有了它，我们才能不卑不亢，顺遂时不忘形，逆境时不怯懦，坚守自己的底线——它是我们行走世间的底气所在。 好的家风，定性情 有句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好的性格，能让一个人更积极地面对生活，走上更好的道路。而塑造一个人性格的，正是他的家庭。 丰子恺有七个子女，他很注意呵护孩子的童真，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像个大小孩一样，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毫无架子。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也没有责骂他。 他说：“这是属于孩子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孩子来，简直是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 1947年， 丰子恺50岁，他在杭州与子女立下“约法”： (一) 父母供给子女，至大学毕业为止。放弃者作为受得论。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 (二) 大学毕业后倘能考取官费留学或近于官费之自费留学，父母仍供给其不足之费用，至返日为止。 (三)子女独立之后，生活有余而供养父母，或父母生活有余而供给子女，皆属友谊性质，绝非义务。 …… 丰子恺早年留学日本，因而也希望儿女上大学或出国留学，但并不强迫。他爱儿女，但不溺爱，供养只到“大学毕业”或“留学”期满为止。 除此，子女独立后，父子父女之间也不再有“义务”，只有“友谊”。不向儿女索取回报，也不为儿女安排所谓的舒适生活，让他们走自己该走的路，过自己该过的生活，彻底的真实而纯洁。 他的子女也争气，三子四女皆有所成，成为音乐、数学、外语等领域的学者。正是充满童真和包容的家风，让他们有信心自由成长。 好的家风，树志向 好的家庭，还能为一个人日后的志向定下基调。 史学家柳诒徵，出身于书香门第，长辈均为饱学之士。外祖父好饮酒讲故事，每晚饮酒，就和子女们闲聊家族旧事与诗文道德，以及当地许多名人的掌故。 幼时的柳诒徵，坐在外祖父旁边听他谈话，得到不少知识，立志“做一个人才，不愧我柳、鲍二家的先德”。柳诒徵后来成为一代史学大家，和早年的家庭熏陶息息相关。 科学家钱伟长幼年家境清苦，但每逢寒暑假，父亲和叔父们相继回家，便一起“舞文弄墨”，下棋和演奏音乐，“一到晚饭后，每天有一小时的音乐活动，父亲善琵琶和笙，四叔善箫，六叔好笛，八叔拉一手好二胡”。钱伟长说自己“就在琴棋书画的文化环境中受尽了华夏文化的陶冶”。 长大后，钱伟长没有走上文史或艺术之路，但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以及长辈们的好榜样，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启迪。 好的家风，是一个人前进的路标，告诉你一个人哪怕生于平凡，也当有志向，有兴味，才能找到自己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成人成才。 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今，在社会价值多元的情况下，每个人对生活各有追求，但家风依旧不能丢下，他是一个人修身成人的开始，它是我们活着的精神路标和支柱。 愿你行走世间，也有这股子来自家的底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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