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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夏、商、周三代，酒就与人们的生活习俗、礼仪风尚紧密连接。夏、商两朝年代久远，虽然能从考古出土的众多酒器中看出当时贵族已普遍用酒，但实实在在的饮酒礼仪和习俗却是无从考证。 周代的风俗礼仪中，有冠，昏(婚)、丧、祭、乡、射、聘、朝八种，每种礼的仪式都有酒贯其中。例如男子年满二十岁要举行冠礼，表示已成年，《仪礼·士冠礼》记载在冠礼活动中“嫡子蘸用醴，庶子则用酒”，由此可见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用不同的酒，在当时已有了明文规定。  专门以“酒”为主题的乡饮酒礼，更是把与酒有关的礼仪与习俗表现的淋漓尽致。《诗经·七月》中描述了乡人十月在地方学堂里行饮酒礼的情景：“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友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饮酒礼仪和习俗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起初是很简单的，后来在贵族的刻意要求下，就越来越繁琐。对饮酒礼仪的细节规定，从史料来看，在西周时期已经相当严格和具体了。 就宫廷饮酒礼仪而言，首先是要严格掌握饮酒时间(只有在重大的庆典或祭祀、行礼之时才可饮酒)，其次是饮酒顺序(饮酒之时先天地鬼神，后按长幼尊卑的顺序)，再次对酒具的陈列和使用，所饮酒的种类，饮酒的爵数等，均有详细的规范来加以约束，由专设的酒官来监督大家的饮酒行为，以使其符合礼仪。  1、 秦王朝后期的暴政对社会秩序和社会文化的破坏极度严重，汉儒强烈要求王朝实行“礼乐教化”，以此来恢复旧日的文化秩序。西周已成体系的饮酒礼仪经过秦制的改动，到了汉代又重新调整完善，有了新的发展，并得到普及，逐渐形成一些饮酒礼俗。 礼仪制度的改革和确立要从汉代的宫廷宴饮开始。汉初定天下，“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祖刘邦心里很不踏实，但又对这些“布衣将相”无可奈何。 博士叔孙通根据高祖和群臣的文化素质程度，“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制订了一套和周礼相比简易了许多的宫廷礼仪制度，其中包括宫宴规范：“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仰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殇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  因汉初的功臣大多是粗狂彪悍的武将，他们都极能饮酒，而醉后难免要有无礼的举动。不让他们失礼只能从源头控制，献酒九次之后就停止饮酒，不合礼仪者要被赶出厅堂。自此之后，“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高祖大悦，始知“为皇帝之贵也”。 在研制新礼的过程中，叔孙通曾请鲁地儒生帮忙。鲁地两生曾讥笑叔孙通“所为不合古”，叔孙通笑其“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时代变化了，古制自有不适用者，不变怎么行的通？我们应该肯定叔孙通化繁为简而不失礼之精髓的礼仪改革。 这套新的礼仪制度，虽然没有周礼那样繁琐、厚重，但是同样起到严格区分君臣、尊卑、上下的作用。这样的饮酒制度自然是汉代饮酒礼仪的最高标准，其辐射之广，影响之深，在其后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无不能见到它的印迹。  2、 坐位的朝向，整个汉代大致都是堂上或单列的位置是上座，堂下的位置是下座，坐位东向是尊座，北向是卑座。吕公请客“令诸侯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 以东向为尊，在《史记》中有充分的反应，如《史记·周勃世家》云：“周勃不好文学，每招诸生说士”，自居东向的座位，趾高气扬地和儒生们说话。汉武帝时丞相田蚡“尝召客饮，坐其兄益侯(王信)南乡(向)，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 田蚡为了表现自己尊贵的地位，越过兄长东向而坐。太史公觉得他的行为很不妥，认为他“貌侵，生贵甚”自以为是，他和兄长同为侯爵，地位相当，而他违背了长尊幼卑的礼仪规范。  《礼记》中有:“南向北向，西方为上”，《风俗通义》中亦云“宅不西益。俗说西者为上，上益宅者，妨家长也。" 汉代人普遍认为向西扩建房子是不吉利的行为，因为西方为尊长所居，扩建恐怕会对长者造成损害。 一般而言，只要不是在堂室结构的室中，都以位于西方而面向东为尊。此种座次在我国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也多有反应，主人端坐在房间的西面，面向东方，接受客人的拜访。 在堂室结构的室中，宴席尊卑座次则有变化。堂是古代宫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位于宫室主要建筑物的前部中央，往往坐北朝南。堂用于举行大典、接见宾客等，有时也举行大型的宴会。在堂中举行宴会时，就不是东向为尊了，而是南向为尊。  刘邦统一天下要求齐国贵族田横入朝，田横不愿而自杀，死前他对他的门客们说：“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己甚矣。”这充分说明了在堂内，南向为尊。 尊者入上位，剩下的人按尊卑以竖排的方式分别坐于尊者前方左右两侧，左侧尊于右侧。座次程“凹”字型，中间留出空场，以供侍者上酒食或是进行各种娱乐表演。特殊情况，“凹”字的开口处也坐人，这个位置的人相对来说地位最低。一般情况下，如果只有一个或三五个来宾，主客相对而坐，也有斜向坐，如果主客社会地位、尊卑相当还可以同席并排而坐。  这在很多汉画像石中都有反映，如在江苏铜山县洪楼汉墓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就刻有主宾对坐。在四川成都出土的汉画砖宴饮图中，有两人坐一席，另有两人斜坐一席，对面又有两人坐一席的。如果客人较多，宾客分两列就坐，身份较为尊贵或年长者也可同主人居中并排而坐。 宾客身份地位相近者可以同坐一张席，如果身份差别较大，则不能同席。《史记·田叔列传》褚先生补曰：“(平阳)主家令(田仁和任安)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此二人拔刀断席别坐。”田仁和任安两人觉得与骑奴同席有辱身份，竟然用刀断席，可见身份观念之强烈。  3、 随着酿酒业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汉代的酒器也由陶器、青铜器、木器，发展到金银器、漆器、玉器等，种类更加丰富，技术也不断进步。古人历来讲求“美食美器”，酒具和其它餐具一样，同样代表着主人的身份与地位。因此，贵族更看重酒器的质地与外形。 汉代，我国的酒具已经基本定型，按不同用途主要分为饮酒器、取酒器、盛酒器和贮酒器四大类。贮酒器主要有“樽、瓮、缸、卣”等；盛酒器主要有“樽、彝、钟、盆、壶、铛、兕、罍”等；取酒器主要有“壶、瓢、箪”等；饮酒器主要有“钟、爵、盂、盏、角、斛、勺、觥、觯”等。 商周时代，在贵族家庭中，青铜器成为家用和典礼的常用器皿。人们对青铜酒具的使用延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经过不断地改进和发展(逐渐摆脱了作为礼器的雍容华贵，而向较为实用的日常生活用具的方向发展)到汉代仍有使用，主要是壶、锤等，它们在前代的形制基础上有所改变。如罍，与商周时期相比，颈部缩短，腹部鼓起，显得比较矮胖。  汉代继承战国陶器的实用性，以灰陶、硬陶仿照青铜器的样子，制作酒器。比起战国时泥制灰陶和夹砂灰陶更加坚实耐用。汉代灰陶酒器，一般呈青灰色，陶质均匀。硬陶多流行于长江以南，由粘土烧制而成，质地坚硬。 釉陶的发明，标志着汉代酒器的重大发展，它是在普通陶器的表面，涂上一层含铅量很高的釉。西汉中期，釉陶酒器主要是盛酒器，如壶。到了西汉末年，釉陶酒器又增加了尊、罐、勺、斗、杯等。 东汉时期，瓷器制作技术不断提高，陶瓷酒器摆脱了原始状态，取得了飞跃性进步，出现了壶、碗、杯等青瓷酒器，正是精选制瓷原料、改造窑炉结构、提高烧制技术、改造胎釉配方的结果。青瓷酒器色泽纯正，透明有光泽。除了青瓷酒具东汉还出现了壶、晏、双耳罐等黑瓷酒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酒具进入了瓷器时代。  汉代贵族们的酒器，多为漆器，高雅而尊贵。漆器在战国两汉之际很受人们的喜爱，它们大多是内红外黑，在黑底上用红、褐色漆和金色涂料绘出各式凤纹、鸟纹、云气纹、卷云纹、柿蒂纹和几何纹。 汉代的漆器继承了战国时的作风，并在此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数量之多，产地之广、传播之远，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彩绘夹经胎漆耳杯，为西汉早期酒器，杯外上以黑漆，近口沿处以朱漆绘一圈花纹，腹外分别画四对朱漆凤鸟纹，双耳背部绘朱色的勾曲纹。为御用之物，可能是皇帝的赐品。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木制朱漆耳杯”，距今两千多年，仍然艳丽夺目，朱墨分明。由此可见西汉漆器的工艺水平之高超。漆器虽不如铜器那样经久耐用，但其华美轻巧又有一种高雅的秀逸之气，摆脱了铜器所造成的庄重威严的环境气氛。 由于漆器价格昂贵且不利于人体健康，另外又容易蚀坏，因此日渐衰落，逐步被迅速兴起的瓷器所取代。汉代还有玉制酒器，在《羽林郎》中提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最具代表性的玉制酒器，当推酒泉所产夜光杯。东方朔所著的《海内十洲记》载，周穆王时，西胡进献割玉刀和夜光常满杯。在《周礼》中也有提到“玉瓚”等，说明玉制酒器虽然稀少珍贵，但其制造历史已很悠久。  4、 汉代“禁民夜作”，所以公开的、正式的宴饮活动大多在白天举行。《淮南子·时则训》中记载：“……止交游，禁夜乐，蚤(早)闭晏开，以塞奸人。”夜间的宴饮游乐被严格禁止，主要是为了维护治安的稳定。 例如，汉武帝时的魏其候窦婴宴请武安侯田蚡“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来，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相卒饮至夜，极欢而去。”田蚡快中午的时候还没到，窦婴就有些担忧了。东汉张衡在其《舞赋》中写道“于是饮者皆醉，日亦既昃。”人们都喝醉的时候，差不多太阳也要西落了。由上可见，正式的宴会是安排在白天的。 但是夜间饮酒或通宵达旦饮酒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主要是一些特权阶层，他们不受时间的限制。广陵王刘胥在畏罪自杀前曾“置酒显阳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警、胡生等夜饮……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鸡鸣时罢。” 民间也有吏民夜间私自饮酒的，例如飞将军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李广和霸陵尉都在夜间饮酒，这说明民间是禁止夜行的，但并不禁止夜间饮酒。 撰稿/默默【读史品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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