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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安: 浮沈後現代思潮中的教會

 crmei 2019-03-25

李健安: 浮沈後現代思潮中的教會


引言:

20世紀70年代起,後現代主義漸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思潮,並於十年之間由邊緣文化轉為主流文化,滲透並且主導了學術各領域之前沿。這股思潮也侵入了教會,影響教會的詮釋學、管理學、崇拜學等,使教會傳統的“猶太-基督教倫理道德模式”轉變成為更開放、更相對化的模式。對後現代主義的認識與了解,已是燃眉之急,不容遲緩。

本文嘗試從各層面闡述後現代思潮對今日教會的沖擊與影響。希望藉此啟發教會正視危機,深思如何應對、化解、回應這一挑戰,避免陷入更深之淤泥中。

一、什麽是後現代主義?

1.西方思想史發展中的後現代主義定位

從羅馬帝國沒落到文藝復興(A.D.1400-1600)這一段時期,一般稱為中古世紀(middle ages

A.D.c470-1453)。由中古世紀步入文藝復興,標誌著西方文明由古希臘至羅馬文化再而進入現代期之前的一個重要轉化。中古世紀的社會是以神權為中心的社會。文藝復興則反過來以人為一切的中心;從神學研究轉而以人與自然為研究的中心,文藝復興藝術家的創作題材由聖經轉向自然界及人體,並註重人體美感,就是這一轉化的體現。這一轉向促進了17世紀的科學知識發展,以及對傳統信仰與社會的質疑和批判,進而催化了理性的擡頭,帶動開創了18世紀的啟蒙時期(enlightenment)。隨著啟蒙時期而來的是理性主義(rationalism)。步入20世紀時,理性的絕對化臻至高峰,導致科學主義(scientism)的產生。

後現代主義是當理性被尊於寶座,知識被高度系統化,囚囿於只有科學理性才是最終極標準的籠格中時的一個反思潮,嘗試把那極右擺的鐘擺拉回。

2.後現代主義之定義

後現代主義是什麽?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後現代主義並不包含一個統一的思想,或存有一個主導性的主題。後現代主義所標榜的是多元,思想家各具其說,各自表述,都有一番自己的論說,如五彩繽紛的旗幟,又似商店裏琳瑯滿目的商品,豐富多樣。有人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反現代”以不同形式粉墨登場;也有人認為後現代是一個中性的運動,在不同的領域(藝術、科學、形上學等等)以不同的形式出現;還有人認為後現代主義乃是對真理的觀念采取一種自我沖突(self-contradictory)的攻擊。

給後現代主義下定義是難的。

3.後現代與認識論

後現代主義的問題,主要乃在於認識論(epistemology)。這牽涉到歷史中三個不同階段的認識論:前現代(pre-modern)、現代(modernity)和後現代(post-modernity)。

現代與後現代乃是兩個緊緊相隨的歷史時段。按馬克思以及韋伯(Max Weber,1864-1920) 的分法,現代乃是指中古世紀或封建主義之後的工業資本主義時期(Ritzer,1990:2)。以性質而論,現代是反傳統的,創新的,充滿朝氣與動力的。而後現代則是指緊隨其後而來的社會與政治時代。從認識論的角度而言,這三個時代的特征如下:

1)現代主義之前的時代,通常被稱為前現代,特征是非常註重實在論(realism)。實在論認為,任何感官所能感覺的物體都有它們客觀的存在,無關於心或心理上的事實。因此,前現代的世界所看到的是真理與經驗的統一性。前現代思想家的一個重大任務,是去發現基要真理,以便價值與人的行為能夠符合那終極的實體。

在前現代時期中,主導社會的乃是教義、信心及形上學之假設。

2)當前現代逐漸發展為現代時,這統一的生命觀就由前現代進入現代。現代的思維建基於18世紀的思維模式。在其中,人的理性被擡高為能夠了解所有實體的唯一途徑。而科學與客觀知識的追求即成為人類的樂觀前景。對於尋求科學確定性及倫理道德自主性的現代思維而言,“上帝”是一個多余、不必要的假設。

在現代的時期,主導社會的乃是科學知識。

3)後現代思維則完全摒棄對統一性的探討,既唾棄現代主義對人理性的高舉,以及對科學作為探求實體基本架構之崇尚不移的信心,也唾棄現代主義對人類倫理道德及社會提升、進步之某種理想的信心。

在後現代的時期,主導社會的乃是科技,特別是信息科技。

用華特?安德森(Walter Truett Anderson)的比喻(Albert Mohler in Dockery,2001:56),以上三個時代的認識論現象可以解說如下:

前現代的視角是:“There’s balls and there’s strikes, and I call ’em the way they are.”(有壞球,有好球,它們是什麽,我就判成什麽)

【1】現代的視角是:“I call ’em the way I see ’em.”(我看到什麽,就判成什麽)

【2】後現代的視角是:“They ain’t nothin’ until I call ’em.”(我怎麽判,它們就怎麽是)

二、後現代主義之緣起與沿革

後現代主義一詞最早出現於西班牙作者弗?奧尼斯(Federico de Onis)1934年出版的《西班牙暨美洲詩選》中。隨後,德?費茲(D. Fitts)於1942年編輯出版的《當代拉美詩選》中再次使用此詞。這個術語在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的歷史研究中也使用過。湯恩比認為,後現代的標記乃在於西方絕對優勢的結束,以及個人主義、資本主義與基督教的式微;當西方文明轉向非理性與相對主義時,這後現代之傳統即已開始;權勢由西方文化轉到非西方文化,以及一種新多元性世界文化中(Grenz,1996:16)。湯恩比於1939年進一步認為,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人類從此戰事的廢墟中步出時,整個世界即已揮別現代,進入了後現代。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全球性的巨變是西方社會一個新的,但卻未成形的意識形態的開始,這個驚懼夢魘粉碎了自由主義者的樂觀憧憬,西方的文明文化被徹底夷為平地,促使人類聚焦於一個新的盼望,以一個嶄新的方式去了解這世界。

哈桑(Ihab Hassan 1925- ?)則認為,後現代主義約於20世紀40年代興起,最先出現在詩歌、文學中,然後進而影響美學、藝術、電影、電視、建築等。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

1998)在《後現代狀況》一書中認為,後現代主義產生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哈貝馬斯(Juergen Habermas 1929- ?)則認為,後現代主義興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是一股反現代主義的思潮(鄭祥福, 1999:9-10; Albert Mohler in Dockery, 2001:54)。

後現代主義一詞雖出現於1930年代,但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它卻需經過三、四十年的醞釀,才開始出現於社會邊緣。在1960年代,後現代氛圍開始吸引了那些嘗試提供一個另類、激進並且反當時主導性現代文化的藝術家、建築家以及思想家。在1970年代,後現代對現代之挑戰進一步滲透進主流文化,特別是影響了不同層面的文化、文學、建築學、電影業及哲學。1980年代後,後現代由邊緣文化轉為主流文化,逐漸侵入流行文化以及社會階層中的日常生活。後現代理念不但被廣泛接納,且已普及化了

(Grenz,1996:15-17)。

三、後現代主義之特質

1.後現代主義之特性

後現代主義有以下幾個重要的特質(Ritzer,1997:8-9):

1)摒棄傳統的宏觀思想架構,故排除所謂世界觀、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並也相應否定所謂之“獨一總體透視”及“解答方案”之概念。

2)後現代思想家傾向於重視現代之前時期所著重之情感、感受、直覺、默想、臆測、個人經歷、風俗習慣、暴力、形上學、傳統、宇宙論、巫術、神話、宗教情操、神秘經歷等。

3)後現代理論家拆除現代劃分學術科門界線之作法。如虛構與理論,物象與實存等。

4)後現代主義者拒絕現代所奉行之嚴謹、理性化學術方法進路。他們的策略是語不驚人死不休,過於以理性邏輯贏取讀者的心。

後現代主義者采納解構法(deconstruction)作為其知識探討及理論進路。解構法強調借著解開繞著原文之傳統觀念、理論、理解,以期真正了解作者的寫作目的與原意。解構法的目的,特別是要清除那些藩附在現代性中的陳舊理論的亂團,它們被認為是已不再管用的、先入為主的觀念。解構法並非想從這被解構的廢墟中重建一個經修正、改良或更真實的理論,因後現代主義者根本不相信有終極真理的存在

(George Ritzer,1997:10)。

2.後現代主義詮釋之五個特性

詹姆斯·塞爾(James W. Sire, 1994)給後現代主義之詮釋作了五方面的特性規劃 (David

Dockery in Dockery,2001:12):

1)任何事物事件都沒有內在的意義。我們只能夠對世界作不間斷性的詮釋。

2)對世界的不斷觀察所需要的是一種處境性的觀察,而我們又是這處境的一部分。

3)任何的詮釋並不建立於外在的文本或是它的作者,而在於詮釋者的相對觀點及它的特定價值觀。

4)語言本身並不是中性的,且是相對性及深含價值的。

5)語言傳遞並表達意識形態理念。

四、後現代主義之詮釋學

1.尼采:“上帝死了”與後現代詮釋學

尼采(Nietzsche, 1844-1900)死前,已經擬就了那些後來發展成後現代思想的重要議題。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徹底摒棄啟蒙時期的認識論原則,為後期的哲學鋪下了步向後現代主義之路(Grenz,1996:88-93)。

“上帝的死亡”不僅包含宗教意義,即因上帝的死亡,人得以完全解脫,不再受神桎梏,更重要的是指形而上學的死亡;上帝是形而上學擬人化的象征。隨著上帝也就是形而上學的死,歐洲兩千五百年來的精神,就是那用以解釋世界和存在的意義的精神或架構瓦解了,最高的價值解體了。而這種意義和價值曾是形而上學(上帝)所賦予並保證其有效性的。

對尼采來說,“上帝的死亡”在深層意義上是指歐洲精神已經不再是哲學探討和基督教的架構與基礎,此精神已經衰竭無力,再也不能指導人的思維。它那不言而喻的統治地位已徹底動搖。從深層來說,“這更指向迄今被看作人類存在最重要成就的精神成果的喪失,因為形而上學的本質是對一個超感覺的世界的信仰”(鄭祥福,1999:89)。

尼采所說的“我們殺死了上帝”和“我們怎樣把他殺死的”這兩句話,對後現代主義詮釋學來說,它背後含義乃是:人類因此透過啟蒙運動和征服自然,使自我從長久以來強制和監護人類的“神”之下,被解放出來。“上帝的死亡”意味著歐洲思維框架的解體,這種思維方式完全失去了它的立足點與方向(鄭祥福,1999:90)。

2.福柯:“人死了”與後現代詮釋學

尼采宣布“上帝的死亡”,隨之而來的是“人的死亡”。人的價值乃來自神,也是神所賦予的。如果沒有上帝,人就不能生活,至少不能像他以前那樣生活了。因為,意義乃是依據於兩個主體性存在:一個給予意義的主體的存在,以及另一個接受這個意義以構成它自己意義的主體的存在。在此之前,意義是透過上帝之口來表明的,後來則透過人,以人為萬物之尺度來表達的。沒有上帝意味著,人不能如同以往一樣仰賴神而存活,即原本意義觀的解構(鄭祥福,1999:91)。

福柯等人宣布了“人的死亡”,這排除了主體的語言存在的觀念。福柯的名言“作者的死亡”,是摒棄“客觀意義”的存在最清楚的表達。作者既已經死了,後現代主義者的詮釋學把文本以及任何的客觀意義作一個區分,認為任何的文本並沒有它特定的含義。後現代主義者可以自由地對文本加以“玩弄”,讀出詮釋者的含義。讀者可以非常自由、隨意地讀出文本的意義,而並不需考慮詮釋的正確性或真理性。

五、後現代思潮的沖擊與影響

後現代思潮對社會的沖擊與影響鑿鑿有據,且日益深廣。在文學、藝術、建築、音樂、電影等學科領域,後現代思潮的影響很明顯。教會也深受後現代思潮之害,在詮釋學、倫理學、崇拜學、管理學等產生負面後果。茲闡論如下:

1.後現代主義對21世紀社會的影響

後現代是歷史進度過程中的一個時段,而這時段中的特質乃透過不同的渠道加以表顯;或是藝術,或是電影,或是建築學,或是社會學,或是醫術或是宗教等,而把這一切蛛連網絡起來的是新紀元運動,因為新紀元運動的滲透面即多元又廣泛。

1)後現代主義/新紀元運動對社會意識形態之影響

後現代主義世界觀是一種“沒有世界觀”的世界觀。後現代主義並不認為我們每天生活、存在於其中的世界是一個客觀、實存的世界,而是一個我們用固有和慣常的語言、文字、觀念所建構的世界;一個用日常語言所建構的“符號世界”。故此,“我們所稱謂的‘真世界’其實只是個常變的社會創作產品”(Grenz,1996:42)。在多元角度及多元觀點的大前提之下,後現代主義的世界因此不是一個,而是多個的世界;每一個人在他自己的理解與詮釋中都在建構自己的世界。

這衍生出來的是一個“各自為是”的世界觀:你有你的世界觀,我有我的世界觀,並且你我的世界觀都是真實的,都是正確的。這種世界觀成為每個人審定觀點的透視立足點,其“是”性變得不容質疑,不容挑戰。

2)後現代主義/新紀元運動對社會結構之影響

後現代主義極力排斥宏觀思想架構,不信總體論(meta-narrative)進路。這與其“不信有終極真理”內在關聯。結果是排斥固有之宏觀理論,著重並采納個體、多元之相對觀點進路。

後現代主義思潮既是“反宏觀思想架構”及“反總體”的,後現代社會因此強調個人過於群體;強調“百花齊放、百鳥齊鳴”過於單一權威。這對於以“家”為社會主體結構單位,及服膺篤信,甚至乎趨於迷信於權威的東方社會是種威脅,也是種挑戰。

3)後現代主義/ 新紀元運動對社會倫理價值觀之影響

(i)對傳統倫理價值觀之挑戰

後現代主義不信終極真理的存在,配合新紀元運動把人擡高到神的地位,直接挑戰了正信宗教的核心信仰。沒有神的世界,即沒有絕對光明與黑暗,善與惡之區分。又當人把自我視為神時,他已經把自我絕對化。這絕對化的自我即成為衡量自我及衡量一切於我以外之準則與尺度。

再加上新紀元運動的神只不過是“宇宙的大我”,是位沒有位格的神,也不具道德法則;以人為標準的道德法則,把道德標準與要求相對化(鄧佳恩,1994:25)。後現代主義及新紀元運動之相對道德觀,來勢洶洶地挑釁正統信仰固守奉行的倫理觀念,大大腐蝕了傳統社會的固有價值觀,這方面的影響在北美尤其顯著。

在後現代主義的多元、相對、圓融的精神影響之下,在歐美尤其是美國,傷風敗俗、殺人害命的事日新月異,層出不窮。歸根究底,這是社會道德價值模式從傳統“猶太-基督教倫理價值模式”(Judaic-Christian ethical model)轉為開放甚至放縱模式的結果。在美國,由於過分強調、維護個人權益及民主,以致在學校裏,師長的職責僅限於(或說被限制於)傳道、授業,即數據的傳授;即或有解惑,也僅限於資料的澄清、解說,而萬不能涉及倫理道德之價值判斷。為人師者若輕易指責某種行為是對或錯,就極有可能惹上官司,吃不完還要兜著走。甚至父母管教兒女的傳統天職和權利也被剝奪。君不見,在美國有母親因看不慣女兒夜歸,訓誨不果,賞以一記耳光,而被告上法庭嗎?

(ii)引入對同性戀的贊同

後現代主義贊同多元主義,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有利於民主意識,言論自由及百家學說的發展與推廣。但實際上,後現代主義所標榜的多元論說,若貫徹到底,所引進的,是相對化的思想,“家家皆是”,以至於無所謂對錯。這不但損害真理的建立與確定,在倫理道德標準及價值觀的建設上,也構成一股破壞力。

總體論(meta-narrative)是一種賦予實體或共通經驗以意義的詮釋架構。後現代主義認為,不同的社會強勢群體總是以自身的世界觀或總體論來詮釋世界,以維護自己的利益,並控制另外一些群體。後現代主義認為,西方的進步乃是透過世界觀的轄制,這世界觀或總體論擬定了我們社會的議題,以至於那些“被邊緣化”的社會群體,或者被迫遵從這總體論的要求,以至於社會成為同質(homogeneous)的群體;或者被壓制,以至於面對被霸權消滅的威脅。後現代主義者很輕易地與多元文化主義者認同,並且毫不猶疑地“解構”歷史,以至那些被邊緣化的群體(如婦女、少數民族、同性戀者)可以得著“解放”。

因此,後現代主義者樂於采納多元視角主義,接受多元實體,並且在他們的偏激應用中,摒棄生命所有領域的所有價值觀。在倫理道德領域中,任何事物都被許可;在個人或是文化中,沒有任何外在或內在的一致性或規範,足以對我們作任何的限制。認識論的探討被移離舞臺的中央,因為並沒有任何獨一總體論的存在。而之所以沒有任何獨一總體論的存在,根據後現代主義,乃因為沒有一個總體論大到能夠容納所有群體的經驗。相比現代認識論,後現代認識論的差別在於一個重要的觀點:實體已不再是傳統的實體,因此,過去的傳統已經不再對今天的境況有規範性的意義或詮釋。

最明顯的例子是在女權主義中。同性戀及同性婚姻的大力倡導者認為,同性戀或同性婚姻之所以被視為不正常和反規範的,乃因為異性婚姻的倡導者把一男一女的婚姻“規範化”為正常。女權主義者對此的提問是:是誰賦予傳統觀點以權力,把異性婚姻規範劃為正常,而相應地把同性婚姻劃為反常?

4) 後現代主義/新紀元運動對宗教教義之影響

在宗教經歷中,靈性的經歷是重要的。然而一些後現代主義與新紀元運動所牽涉到的“靈性經歷”並非一些正信宗教所能接納的。新紀元運動與後現代主義標榜圓融、多元化,因此敞開寬大的門,對一些旁門左道或異端邪術亦不設防,以致多有巫術、通靈及與邪靈正面交通的活動,包括一些所謂神醫、全人醫治、內在醫治等(賴賽洛,1996:135-152;鄧佳恩,1994:68-69;蔔勒遜,1996:67-92)。這是當今社會不能掉以輕心,而當慎思明辨的。借著超異能治療術,新紀元運動帶給當今社會的迷惑前所未有,造成的傷害也極大。另一方面,新紀元運動積極提倡一些東方傳統醫療術及草藥、自然療法等。有些療法在毫無科學化研、實驗報告的基礎和支持下,被愚昧地大力推廣,視如神丹、萬靈藥。在“一藥治百病”的迷信下,愚弄、荼害了許多或有識或無知者。

再者,近年來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的新興宗教、異端邪說如雨後初筍。表面上看來是一股宗教復興之風,內中卻危機四伏,輕者家庭被搞得雞犬不寧、破裂;重者則集體自殺,與執法當局槍械軍火對峙,殃及無辜。

新紀元運動所教導的潛能或積極思想,涉及期盼透過一些含神秘意味的途徑與作法,使被現代社會之物欲、雜情等所束縛的神性得以解脫,這有異於那些單純的潛能開發講座與教導,而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神秘宗教面紗。這類經過包裝的活動,若不從正信的信仰加以審斷,恐難明辨,看穿其破綻伎倆,而易受其新奇性所迷惑,步入歧途,甚或走火入魔。

2.後現代思潮對教會的沖擊與影響

除了以上影響也波及教會之外,後現代思潮對教會的影響還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1)後現代主義的認識論與詮釋學否定絕對真理的存在,因而反對一個統一的世界觀。今天教會所面對的是一個多元且互相沖突的詮釋。缺乏絕對標準的詮釋學,每一個人對聖經的解釋都同樣的真實,也同樣的不真實。其實,真實與不真實,在後現代的詮釋學中也是毫無意義的。後現代詮釋的最好裁判標準乃是它們的實用性,誠如鄧小平語: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2)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使教會在面對倫理道德課題,必須作決定時,把其判斷基礎由規範準則轉向個人感覺的“好”或“壞”。當下的一代在采用“良知”時,他們的意義並不是用良知來指引自身的行為。良知只不過是給予一個人通行證,讓他在做某件事時,若感覺“不好”,就可以任意而為。古訓:按良知行事,已是一個危險的指南。後現代的作者與老師誘導新一代漸漸離開真理。這時代的文化因此失去了方向感,也失去了羞恥感。故而,雖然今天對屬靈的追求似乎是在提升,但卻有越來越多人相信沒有所謂的絕對真理。

李歐塔認為,後現代的境況代表著一種宗教危機:總體論的死亡以及意義及倫理次序的解體,都好像一把斧頭已經放在基督教傳統的大樹下,隨時要把它砍下來。而福柯的名言“作者的死亡”,很明顯在挑戰基督教啟示觀中那位最終極的作者,上帝本身。

後現代主義對教會這方面的影響,使向來以“信條”為基礎的教會,如今轉向以“靈性”為基礎。而這靈性又受那“自我為是”的良知所支配。

3)從思潮的發展中,我們發現基督教的語言一直在受民間宗教人士的“馴服”,受邏輯實證者的修理,存在主義者的“非歷史化”,過程神學家的“非絕對化”,行為主義者的“自然化”,處境倫理學者的“感情化”,使用毒品的靈異者的“化學化”,神死離異者的“世俗化”,社會活動者的“政治化”,性開放者的“釋放”。如今又飽經後現代主義者的解體。

後現代主義不單只斥責超越性實體的客觀性以及外在權威,也摒棄內在的、主觀的權威。聖經,作為神的啟示,在後現代主義的沖擊之下,已經不再享有神學及倫理道德參照標準的權威地位,而剩下在信心群體中那一種生命改變的功能。

結語: 

今天教會之情況,令有識之士深感憂心。教會正統受到世俗思潮、後現代主義之侵襲,倫理道德受腐蝕。這是教會之憂、之懼。在教義上,世俗思潮對教會所帶來的是負面的、含誤導性的教育。作為教會的牧者、領袖,我們當認同主耶穌潔凈聖殿時的心境:“我為你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約2:17)

保羅當日對提摩太的勸勉也應當是對今日教會的勸勉:

“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囑咐你: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做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提後4:1-5)

參考書目:

Dockery, David S.,“The Challenge of Postmodernism ” in Dockery ed. The Challenge of Postmodernism,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1.

Grenz, Stanley J., A Primer on Postmodernism,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6.

Kellner, Douglas,“The Postmodern Turn: Position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George Ritzer,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Mohler, Albert Jr., “The Integrity of the Evangelical Tadit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Postmodern Paradigm” in Dockery ed. The Challenge of Postmodernism,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1.

Ritzer, George, Postmodern Social Theory,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 Inc., 1997.

鄧佳恩,《透視新時代運動》,臺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4賴賽洛,《揭開迷惑新時代運動的神秘面紗與錯謬教導》,臺北:橄欖文化基金會出版部,1996蔔勒遜,《新紀元答客問》,香港:天道書樓,1996鄭祥福,《後現代主義》,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作者簡介:

李健安,馬來亞大學農業經濟學士,威斯敏斯特神學院宗教學碩士、哲學博士,費城天普大學社會學碩士。曾任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院長,2005年創辦“福音文化中心”並任會長。

註釋:

1、ball(壞球),strike(好球)是棒球術語。——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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