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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汉人角度看汉人历史，还历史一个真相 今天大家来讨论一个历史上非常出名也很有争议的人，这个人就是人品和文品严重分裂的人，那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的才华就不用说了，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就是——史家两司马，司马迁作「史记」，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这两个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史书。 司马光，小学生就开始知道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司马光是少年得志，仅仅7髓的时候，因为砸缸救人就被当时人文人们画成《小儿击瓮图》故事画在当时成广为流传，小小年纪就走红，类似今天的那些童星，这个也为司马光的成长中埋下了一些性格特质，比如自以为是、优越感强、自尊心强，到了成年后，这部分性格就演化成了——心胸狭隘、排除异己、非理性的死要面子。 司马光是神通级别的人物，他七岁开始熟读《春秋左氏传》，从小就对历史、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司马光是当时文人们学校的楷模，因为他勤奋刻苦、著作等身，当时的文人集团评价他是儒学教化下的典范。 司马光是四朝元老，和苏东坡一样，都是当时士大夫文人集团的天皇巨星，是百姓眼里成功的典范，是皇帝眼里的百科全书，死后也是被朝廷获得极大的殊荣，司马光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能够“从祀历代帝王庙”这个就是无尚荣光啊，可谓登峰造极了。 司马光二十岁就一举高中进士甲科，然后在治理地方的时候，也是“政声赫然，民称之”。童年出名、青年得志，当时爆发了王则起义，司马光精通历史，他给当时负责军事的庞籍献计献策，仅仅用了2个月就平定了判断，在军事领域司马光也展现了很高的天赋。可谓是文韬武略、满腹经纶。
如果司马光仅仅就是写书立传，然后做好他的地方官，那他就是一个完美的人物了，但是司马光抱负远大，不甘心就做一个流芳百世的文人，他很想建功立业、出人头地，可是刚开始的却处处被王安石比下去，导致了自尊心极强、心胸狭隘的司马光心灵扭曲，做出了一系列让后人无法理解的事情，直接导致了北宋的亡国。一个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满嘴仁义道德的国贼，两种截然对立的特质却融合在司马光身上。那么司马光到底做了哪些祸国殃民的事情呢？ 司马光不仅砸缸，他更是砸碎了宋朝全面崛起的希望。司马光在政治上最大的一个标签就是反对派领袖，旧党党魁。他对变法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他是熟读经书史书，他应该最能理解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和意义，但是因嫉而恨，熊熊燃烧的妒忌心和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心让司马光走向了极端——为了反对而反对。王安石你牛，我就要压你一头！ 王安石变法，虽然有一些不足，但是整体的效果和方向是好的，也的确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司马光看到了，可以做一个完善补充者即可，这样就可以让政策更好的利国利民。但是，不甘人后的司马光偏不，一方面变法得罪了他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的利益，一方面是出于嫉妒心，所以王安石每出新法他必阻之，无论新法老百姓是否接纳，是否是善政，一律反对。而神宗又是一个讲道理的仁慈皇帝，为了说服旧党，经常和大臣们解释、做思想工作，甚至一些地方做一些让步，导致王安石举步维艰，推行的特别辛苦。 王安石认为，国家的根基是百姓，而文彦博和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却坚定的呐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将百姓的利益与士大夫的利益彻底割裂。这怎么是一个读圣贤书的人的观点？熟读史书的司马光不可能连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不知道吧？可见，司马光的读书不是为了实践，而是自己晋升的敲门砖而已。
神宗是很仁慈的，他是一个暖男，会方方面面照顾到各派系的心理感受和利益，但是谁见过有不血流就能成功的变法？神宗太想重现汉唐盛世了，为了推行变法更加顺利，又不让反对派们太不爽，后来宋神宗给司马光一大笔钱，给他提供了一个精英写作团队，无数的宝贵典籍，并且给司马光足够的面子，御笔题词“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然后安排司马光离开权力核心层，让他一边做着他喜欢的写史，一边提供丰厚的待遇。神宗用近乎妥协和渴求的方式向司马光传递信号——只要你不干扰变法，我各方面都满足你，咱们相互尊重一下，可好？但是司马光连天子的心意都不领取，离开权利中心后，还经常搞派对、拉帮结派、散播谣言，幕后操纵舆论，对变法形成了巨大的舆论破坏力。同时，他还把旧党的官员联合起来，搞各种破坏，让变法在实施过程中走形。 司马光是政治斗争的顶级高手，是北宋年间党争亡国的代表性人物，他为核心的反对派们处处和变法集团作对，等神宗去世后，高太后重用司马光，司马光上台的核心工作就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高太后 司马光上台后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把当时宋朝的问题几乎全部都推给了变法，王安石、宋神宗成了最大的背锅侠，哪怕当时出现了天灾，也都说成了天怒人怨。那时候宋哲宗不到十岁，司马光聚拢各方面势力，使用“以母改子”的政治手段，几乎全盘推翻了新法。更夸张的是，手段极其粗暴，不计后果，他们要求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差役法。5天，短短五天就要废除一个重要的法律条款，没有调研、没有过渡、没有预案、没有测算后果，就暴力执法了，导致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动荡，并且反对派为了破坏变法成果，坐实变法是罪大恶极的，他们“非理耗散殆尽”王安石变法积累的财富，导致了国贫民弱。 吕惠卿 原来是新党执政，很多人都和新党有过交集，为了不让司马光们抓住口实，这些人就采取了不作为，因为多做多错，啥都不做就不容易抓到把柄。变法的骨干吕惠卿办公的时候都不敢喝口冷水，害怕生病请假，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其他人更是陷入到了混吃等死的地步，这个就是懒政不作为。因为官员集团陷入到了白色恐怖，一句话不对、一件事情不合旧党心意，那就会被戴上各种帽子，然后被各种虐待。司马光把宋朝的党争推向了白热化，也导致了政府不作为，对国家危害巨大。 司马光也可以说是北宋东林党的创始人，他组建了一个俱乐部——“洛阳耆英会”，邀请了当时很有能量的13个人，一起共商大计、干扰国政，这个俱乐部涵盖了当时声名赫赫的文官、武将、地方大佬、大学士、秘书处大佬。后来，司马光觉得一个俱乐部还不够，又拉拢了当时最有名望的程颐、程颢的父亲程珦，代表了当时的笔杆子力量，成立了“同甲会”,后来又发起了“真率会”，司马光还制定了组织条款。这几个会因为吸收了当时的精英，越来越多的人都来依附和靠拢，逐渐形成了一个巨无霸的官僚-资本-土豪的黑三集团，一个人文人到处拉帮结派，搞各种会，勾结各方面力量来对抗中央，干扰变法，这个是不是很熟悉？ 司马光在野期间，通过各种协会掌握了足可以对抗中央的能量，相当于当时的民间政府，和天子一起左右了当时的政局。 神宗去世后，士大夫、文人集团把司马光称为之为“旧党赤帜”，并且在民间广发喊出口号——“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巨大的民间舆论力量要求司马光重掌朝政，在汹涌的民意和士大夫集团的强烈号召下，少年天子不经事，高太后让司马光入朝拜相，大权在握。 司马光被王安石压抑了十几年，胸中早就憋了一股极为深重的怨气，他上来后作为一个饱读圣贤书的人，居然使出了让当时士大夫们震掉下巴的手段——指鹿为马、造谣抹黑。他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很多人敢怒不敢言，司马光是大大的发泄了这么多年来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怨气，他罔顾事实、把国家、人民利益抛在脑后，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抱负快感，进而做出了更不可原谅的事情——主动割地给西夏！！！ 神宗的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目的就是壮大版图，把西夏慢慢蚕食，最后得到战马基地一举打败辽国，最后实现大一统。为了拿下西夏的那点疆域，历代天子们朝思暮想、奋发图强，几十万战士战死沙场、几十年的财富都耗散在这里，更是举国之人牵挂的地方。司马光为了泄愤、为了打击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为了筛选过滤他的脑残粉，司马光居然提出了——河湟地区割让给西夏。司马光此令一出，群臣都懵了，连那些积极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们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司马光就是这么任性，只要是你王安石们做的好事，我一定要毁坏，管他是好是坏！ 这种极端卖国、脑残的决策，在白色恐怖之下，还是有一些良知未泯的官员出来反对，说的司马光很没有面子，但是最后司马光还是决定把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赐还给西夏，保留了兰州算是给其他反对者们的一点面子。河湟地区的战略地位，相信满腹经纶的司马光会比其他人更懂，但是他为啥要卖国求荣呢？这个就是司马光的性格决定的。司马光自尊心极强、为了证明自己会无所顾忌，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拆台而拆台，任何人得罪过他，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报复，哪怕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底层百姓。 北宋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件——阿云案，阿云是经常被家暴的可怜妇女，有一次阿云在反抗中不小心杀掉了他的暴力狂丈夫，这个案件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类似今天的龙哥反杀案。最后闹到了天子那里，神宗征询大家意见，司马光和王安石各执一词，司马光要求杀掉，王安石觉得情有可原坐牢就可以了，不需要死刑。最后神宗用了王安石的建议，没有杀掉阿云。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小的一个事情，却深深伤害了司马光的自尊心，十几年后，司马光掌握了大权，他居然对这件事念念不忘，把当年的阿云找出来，然后重新判了死刑，这样他才舒了一口气。睚眦必报、以公徇私——就是司马光的特性。 司马光，文采斐然，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看他的文章一定是一个谦谦君子、光正伟岸，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他确是人品极差。是一个典型的文品和人品严重撕裂的矛盾体，这一切可能都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系。童年成名、青年得志、壮年被打压，造成了他扭曲变态的心理——唯我独尊、睚眦必报、自私自利，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司马光不仅仅砸了缸，更是砸碎了宋朝人的复兴的梦想，砸碎了北宋的天下，砸碎了无数读者人心目中的君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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