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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金斯伯格的人生故事与司法哲学
——读《温柔的正义》有感
2019-03-22 14:16:01 | 来源：人民法院报 | 作者：睢晓鹏
桑德拉·戴·奥康纳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位和第二位女性大法官。《温柔的正义》是两位女性大法官的合传，讲述了她们在美国女性解放事业中的殊勋茂绩（作者琳达·赫什曼将两位大法官的人生传奇融为一体的布局谋篇颇为巧妙）；同时也描绘了美国自20世纪以降女权主义运动波澜壮阔的画卷。阅读此书，对女性与法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一窥美国女权主义法学的奥义；从事司法工作的读者，则可以领略奥康纳、金斯伯格的传奇人生和司法哲学。作为司法工作者，笔者读后深受教益和启发，特撰此文。
人生故事 奥康纳和金斯伯格都可称得上美国司法史上的传奇人物，两人的人生故事，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又有颇多的相似之处。 1930年，奥康纳出生于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南部的一个牧场，父亲哈里·戴是一个高调、保守，信奉自力更生、自我负责的纯粹自由市场主义者。作者记录了奥康纳15岁时的一个故事：她给父亲和牧场里的工人送午饭，开卡车横跨偏僻的大牧场，但在穿越地图上未标明的区域时车爆胎了。15岁的奥康纳费尽力气更换了轮胎，可是仍然迟到了。父亲并没有因为奥康纳自己修车胎而赞扬她，相反，他责怪她：“你本应该出发的早一些。”从这件事上，奥康纳学来的真理是：不要给意外找借口。这成为奥康纳一生的信条，她心怀平等的价值观，即使面对不公也不会抱怨。 与奥康纳不同，金斯伯格出生在布鲁克林第九大街东边的复式楼内，父亲是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金斯伯格两岁的时候，姐姐因为脑膜炎去世了，她成了家里唯一的孩子。童年的金斯伯格，每周都会和母亲外出一次：她去图书馆儿童部，母亲则去做头发。但这种舒适并且完美的生活在她14岁那年戛然而止。那一年，母亲得了宫颈癌，并且在她从詹姆斯·麦迪逊高中毕业的前一天离开了人世。母亲希利亚·巴德对金斯伯格的影响很大，四十年后，她在白宫接受大法官提名时，曾经感慨：“假如她（其母亲）生活在一个女性可以追求、实现梦想，女儿与儿子被一视同仁的年代，我要祈祷能做到她本可以做到的一切。” 此后两位大法官的人生轨迹几乎是相同的：两人都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奥康纳就读于斯坦福大学，金斯伯格就读于康奈尔大学；两人在大学期间都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受他们的影响，奥康纳和金斯伯格都决定学习法律并且分别进入斯坦福和哈佛大学法学院；两人学习成绩优异，奥康纳是《法律评论》的编辑，入选法学院优等生协会，金斯伯格则在顾及丈夫（马丁·金斯伯格，金斯伯格的哈佛学长，在法学院的第三年被查出睾丸癌）和自己学业的同时，又能作为唯一的女性在《法律评论》完成工作。可是，成绩傲人的奥康纳和金斯伯格的求职之路都不顺利，奥康纳经历了四十多次失败，甚至其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找到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也仅仅只愿意给她提供助理职位，原因仅仅是因为她是女性；金斯伯格也一样，她被推荐到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法兰克福和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勒尼德·汉德那里实习，都被拒绝了，拒绝的理由也同样是性别问题。 切身感受到女性所受到的歧视的奥康纳和金斯伯格分别开始她们的女性解放事业。奥康纳主张从下而上的变革，她从一个暂时无力支付工作报酬的政府部门开始了职业生涯，此后成功地进入亚利桑那州立法机构，并且当选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州立法机构女性领袖；金斯伯格主张自上而下的变革，她参加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成为一名民权律师，通过一个个打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官司争取女性权利，被称为女性运动的瑟古德·马歇尔（美国种族平权运动的传奇人物，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后来通过竞选成为州地方法院法官，金斯伯格则被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她们的交集发生在1983年，两人通过第十四届妇女和法律大会相识。此后，随着金斯伯格于1993年成为第二位女性大法官，两人共事12年，直至奥康纳于2006年因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丈夫而辞职。奥康纳就任时的最高法院被称为桑德拉女王的法院；奥康纳辞职后，面对日渐保守的最高法院，金斯伯格成了“伟大的异见者”并迅速在网络上走红，网友们为她录制了歌曲，制作了名为“鲁斯·斯内德·金斯伯格”的圣诞玩具，她成了互联网时代的女英雄。 坚实的理论基础、锲而不舍的信念和成长过程中受家庭熏陶所形成的柔而韧的性格特点，是她们走向成功的关键。这或许便是两位女性大法官的人生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司法哲学 法律人追求的正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的内涵。某项法律制度，在彼时可能为蜜糖，在此时可能毒若砒霜。比如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时代，人们必须集中相对短缺的物质财富以求生存和发展，所以对“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唐律·户婚》）是符合正义的制度；而当经济发展使物质基础足以支撑人们更多地追求个体自由时，上述规则就成了阻碍历史发展的绊脚石。但把砒霜改造成蜜糖，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进步，都是在现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一小步一小步推进的，当我们再次回望，沧海已经变成桑田。奥康纳和金斯伯格显然深谙其中的道理，她们的判决既充满了卓见、勇气和智慧，又克制了希望通过某个判决而彻底改变社会的冲动。 笔者先举一个奥康纳的例子。奥康纳的强项不是创造出新的规则，而是谨慎地运用既有的规则来左右案件的走向。文森案中，年轻女孩米歇尔·文森在银行做出纳实习生，试用期内，银行经理西德尼·泰勒“邀请她共进晚餐，并且在用餐过程中暗示她去汽车旅馆发生性关系”。在泰勒威胁要让她丢掉工作后，她屈服了。之后的几年里，他们发生了四五十次性关系，而且泰勒在工作期间还多次性骚扰甚至数次强奸文森。在泰勒以与性骚扰完全无关的理由解雇文森后，文森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官司最终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一致认为只要存在性骚扰事实就符合可诉标准，即使文森非因性骚扰事件被解雇。争议是银行是否应对泰勒的行为承担责任。4名自由派大法官认为只要女性员工在工作场所受到性骚扰，那么银行就应当承担责任；4名保守派大法官则认为文森需要证明银行对泰勒的荒唐行径知情，或者银行有义务以某种方式监督其员工的行为，从而知晓可能正在发生的恶性事件时，银行才对泰勒的行为负责。 显然，如果采用严格责任，雇主就会采取相应措施控制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行为，这样的结论对女性更有利。但是奥康纳却投票支持了保守派大法官的意见。奥康纳当时的书记官推测她有一个复杂而精妙的策略：“或许她认为这种情况非常糟糕，以至于连保守派都愿意接受关于性骚扰的理论，不过如果我（指奥康纳）改变立场转而支持自由派，他们（指保守派）可能会撰写一些协同意见，这会导致达成共识更加困难。”奥康纳的投票至少保证了在性骚扰一事上取得了9位大法官的一致意见，至于责任问题，可以在以后的案件中解决。 我们再来看一看金斯伯格的做法。早在做律师时，金斯伯格就一直非常在意案件是否能够按照一定的顺位递交法院——这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构建一个渐趋完善的判决体系。她曾经说过：“并不是所有女权问题都应该现在提起诉讼，因为有一些注定会失败。考虑到目前的政治氛围，还可能阻碍我们推进女权法律的整体进程。” 成为大法官后金斯伯格曾代表联邦最高法院撰写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案。该案中，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拒绝招收女生。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自称奉行“对抗文化”，而对抗的方式专门适用于男性。学院将新生隔离，使他们遭受由学生运作的仪式化的“欺辱”，施加沉重的荣誉准则并剥夺所有学生的隐私或庇护。只有通过考验的学员，才会被“纳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政治体系中。6位大法官支持判决该校必须招收女生，最后指定由金斯伯格撰写法院意见。 虽然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时，金斯伯格就主张应将性别歧视等同于种族歧视，但在得到该案撰写判决意见的机会时，她并没有采用这个激进的观点，因为金斯伯格希望得到女性平等的最广泛多数意见。她援引了奥康纳在霍根案中已经成功确立的标准，即州因为未能提供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性别区分“超乎寻常、具有说服力的正当理由”而败诉，同时通过确认“考虑到该学院在整个国家以及弗吉尼亚历史进程中性别歧视的不良过往，其立场值得怀疑”提升了审查标准。 回首奥康纳和金斯伯格在她们作为女性毕业求职中遇到的困境，再审视当下女性在美国各行各业中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奥康纳、金斯伯格这样的法律人务实地逐步推进，才带来了翻天覆地的进步。这一点，或许两位大法官的司法哲学可以给司法工作者一些启发。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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