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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史所载高句丽王系中国史所载早期高句丽王系多因使者往来、战争两渠道得来，中国史馆系统收集的史料也只对其朝贡时间、朝贡目的、侵略边疆及中央征讨感兴趣，因而对正史《东夷传》所载高句丽王系而言，自始至终就存在着王位承接时间不明、诸王在位时间具体年月不详的“缺陷”。以便讨论中史所载高句丽王系特征。中国史所载乙弗利以上高句丽诸王，只有片段历史可供探讨，更多的则是大片空白。在王系方面主要有： (1)驺到宫这一段王系存在空白。中原史馆系统没有从高句丽朝贡使及边报里获得这方面的信息。 (2)宫至位宫这一段的高句丽王系，不但《三国志》与《后汉书》相互矛盾，而且《后汉书》还自相矛盾。《三国志》记载这一段王系是“宫→伯固→伊夷模→位宫”的曾祖孙关系，这一说法得到高句丽人的承认，也得到《三国史记》的变相承认。《后汉书》关于这段高句丽王系的纪事与《三国史记》截然有别，在宫与伯固之间加上了一个“遂成”，而同书《高句丽传》与《桥玄传》的纪事又自相矛盾，给我们整理这一段高句丽王系提供了两种设想，一种是“宫→遂成→伯固→伊夷模→位宫”的传承次序;一种是“宫→遂成→伯固→佚名→位伯固→伊夷模→位宫”次序。这两种设想均有其合理性，而又缺少佐证资料。 (3)位宫至乙弗利这一段高句丽王系由于《晋书》没有为高句丽立传而导致王名失传，但中史有记载可以确定位宫与乙弗利的关系是“高祖玄孙”关系，仔细考察后，却发现揭示这种关系的是《魏书·高句丽传》，而这是高句丽人自订谱系的一部分，中史关于二者的关系仍付阙如。 二、《三国史记》里高句丽王系《三国史记》是海东第一部纪传体的正史，而诸王本纪则相当于诸王的编年大事记，本纪这种体裁要求各王在位史事必须系于具体年月。在这种情况下，《三国史记》的编者必须把海东三国每王的嗣位、去世及在位大事都落实到具体的年月。高句丽、百济之灭亡，距《三国史记》成书接近五百年，新罗虽然后亡，但从《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来看，也没有多少前期的史料流传下来，对金富轼等《三国史记》的修撰者而言，将海东三国的王系一一落实到具体年月需要天才的“创造”与“想象”。在隋唐时期的高句丽史事仍以抄袭中史为主的情况下，高句丽早期王系上的创造空间实属有限，从史源学角度考察，金富轼的写作班子是在侧重“海东古记”，依赖中史纪事为指导思想来完成这种“创造”的。首先，从其高句丽诸王名号来看，有如下几种特点： (1)多数是以葬地为名。《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二十八王中，闵中王、慕本王、故国川王、山上王、东川王、中川王、西川王、烽上王、美川王、故国原王、小兽林王、故国壤王共12王均如是，可见是来自所谓“陵墓传说”，与同书新罗诸王葬地多以寺院为参照物同理。新罗疆域在西北最远只达到清川江一带，王氏高丽时期也大致如此，这些陵墓传说的产生地只能是平壤一带。 (2)最初的东明圣王、太武神王、琉璃明王则带有谥号特征;草创时期，诸事简易，断难有谥号一类。因此可以判断，这种王名、王号以“平空创造”的成份居多，“圣”、“神”、“明”这类字眼也突出了这种“创造”特征。 (3)太祖王、次大王、新大王则似来自同一个人物传说，从《三国史记》的原注可以看出是以太祖王宫为中心的人物传说。 (4)长寿王，以寿算为王号，显然盖棺论定的结论，既非谥号，也非生前王号。 (5)余下的广开土等王，据《三国史记》言，均是生前王号。其中，广开土王的王号得到好太王碑的证实，建武王则是因王名“建武”，而非生前名号，其余从平原、阳原诸王等字面上看，仍有地名传说的嫌疑。其次，从具体年月的确定来看，早期颇荒谬，后期虽有差误，但大致不错。考察《三国史记》所落实的岁月，实际上是一组组落实的。如第一组东明圣、琉璃明、太武神、闵中、慕本这五王的人数、世系是按《魏书·高句丽传》记载的朱蒙、闾达、如栗、莫来系列来创造的，而时间则由东明王的时间来推定;东明王的时间，实际上依据是《汉书·王莽传》，但在解释上，金富轼则称为依据杜佑《通典》，杜佑《通典》并无此具体建国称王之年月。余以此类推，太祖王、次大王、新大王为第二组，故国川王、山上王、东川王、西川王、烽上王为第三组。第二组是以所谓“海东古记”为依据的，但其错误则直接导致了第三组诸王事迹与中史记载的种种错节。 “烽上王”之后即为美川王乙弗。在《三国史记》中，乙弗与宫的情况类似，与前王的关系均不密切，显示出高句丽王位的传承上出现了血统上的问题。 总之，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三国史记》都各受史料来源限制，中史受限于获得史料的渠道，而《三国史记》则除受到史料贫乏的主要限制外，还受限于海东古记的荒谬与中史纪事的束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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