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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性工程，从新中国成立前甘肃首条铁路的修通，到如今分布全省的铁路网络，我们的生活已经和铁路、高铁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省铁路从仅有一条，到如今纵横全省，铁路建设取得了飞速发展。 今天，就让我们聆听李贵义讲述的甘肃首条铁路的修建往事！ 凌鸿勋，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如今人们出行，乘坐火车，乘坐高铁，早已是寻常事。便捷快速的高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古人曾经遥想的千里一日还的迅捷，已经实现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铁路的修建者们，不能忘记那些为修建铁路所作出努力的先行者。 这些年，我在研究金融史的时候，发现了许多新材料，其中，有些是关于甘肃境内首条铁路——宝（鸡）天（水）铁路的，因为在这条铁路的修建中，与中国银行有着不解之缘。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铁路的修建，都需要巨额的投资，自然要和银行往来。宝天铁路是如何修建的呢？ 事情是这样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攻占南京，并很快占领华北、华东大片中国国土，西北西南作为战略大后方的地位陡升。当时甘肃的交通十分落后，境内不通火车，公路也十分落后。1940年，国民政府计划将陇海线由宝鸡向西先修筑到天水（北道埠），并在计划修筑宝天铁路的同时，着手勘测兰新线。其目的在于迅速获得玉门的石油资源，加强对新疆的统治，便利与苏联的经济往来，而且有助于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开发。 宝天铁路的修建，不能不说一个人，他就是宝天铁路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凌鸿勋。 凌鸿勋，字竹铭，江苏常熟人，1894年生于广州，1981年卒于台北。1915年凌鸿勋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同年赴美，在美国桥梁公司实习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1931年12月当选为美国土木工程学会（ASCE）正式会员。他是继詹天佑之后，中国人自己修建铁路的又一旗帜性人物。 从1929年起，凌鸿勋的身影就奔走在国内各个铁路工地上，分别担任陇海、粤汉、湘鄂、湘桂、天成、宝天铁路或路段工程局（处）长兼总工程师、管理局局长。抗战期间，他整理大后方交通干线，为保障交通运输的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开辟国际交通运输通道，为增强抗战信心，补充前线军备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资料有限，我们只能简单了解这些。 艰难施工，日寇轰炸下修路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说陇海铁路了。陇海铁路是我国东西方向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1912年向比利时银行借款修筑，初步计划是，由连云港开始，原定5年通至兰州。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进展迟缓。1915年5月，开封至徐州段建成；同年9月，陇海铁路洛阳至观音堂段竣工。1939年5月，陇海铁路宝鸡至天水段开工建设，1945年12月竣工。 因受秦岭阻隔，宝天铁路沿着渭河北岸在崇山峻岭中延伸，因而成了陇海线的控制性工程。铁路出宝鸡车站后，沿渭河北岸蜿蜒西行，沿途地势险峻，怪石嶙峋，至天水北道埠全长157公里，隧道就打了120多座，全线隧道长度有21公里。建设者每人一对簸箕、一条扁担，靠肩挑运土运石。在当时修筑这条铁路，所遇到的困难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宝天铁路工程局局长、总工程师凌鸿勋对修筑这条铁路有着艰辛历程的回忆。当时主要问题是物资不足，人员缺乏。修筑铁路的枕木，都是农民从小陇山林区砍伐，用小毛驴一根根驮运到工地。此外，水泥和钢材的来源更成问题。当时，正是抗战最为艰苦的年代，钢材和水泥这样的物资一般都是优先用于前线修建工事。同时，日寇飞机经常轰炸。 凌鸿勋曾经回忆说，1944年春，“日寇再度发动攻势，战局转紧。4月里有一天我到宝鸡，知道郑州撤退，洛阳也开始疏散，日人在风陵渡炮打潼关，敌机天天来骚扰。我在宝鸡材料厂遇敌机8架扫射，幸免于难。此时工地人心不安。” 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在崇山峻岭、峡谷激流边修建铁路,难度可想而知。还要想尽办法搜罗保存物资。凌鸿勋的回忆中曾写道：就任宝天铁路局长后，便沿线视察一趟，此路预定路线在宝鸡进入渭河峡谷以后，沿渭河北岸弯曲前进，沿线没有大村庄，没有粮食生产，交通极为困难。所需的钢轨须从平汉铁路和陇海路撤运到豫西埋藏，再找人去接运，或到沦陷区购买流落到民间的钢轨，并用牛车半夜偷运出来，工作非常困难。 宝天铁路沿线人口少，普通工人不易找，技术工人更少，凌鸿勋多方奔走，陪交通部长到兰州与甘肃省政府商量催民工赶作土石方，天水行政专员曾专门召开征工会议，一共征招了32000多人。此外，施工难度极大，而施工设备主要靠镐头、扁担、抬筐“三大件”，经常受修路经费问题的困扰。有时候，一个月他几乎天天要向当地银行机关借款，这种情形实在是太困难了。 这里，就不能不说中国银行对宝天铁路的支持！ 无私支持，为甘肃经济助力 当年中国银行郑州支行就为修筑陇海铁路提供了贷款。在宝天铁路建设中，中国银行不仅提供了金融服务，而且也提供其他方面的支持。可以这样说，在支持甘肃经济建设中，中国银行不遗余力。 这些年我在搜罗资料中，有不少的发现。天水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还专门给铁路工程局借了防空洞。这是在甘肃省档案馆，我看到了一份中国银行西安分行副经理沈錀、杨毓秀写给中行天水办事处苏宝图主任的一封信（当时天水办事处归西安分行管辖）。信中说：宝天路局凌局长竹铭来商以天水本行防空洞现甚阔绰，拟请酌匀一部分，俾该局员司眷属得以躲避空袭等语。可见，当时宝天铁路修建的难度。中国银行领导深明大义，欣然答应了凌先生的请求。 我还看了两份用毛笔楷书工工整整写在交通部宝天铁路工程局信笺上的公函。其中一份是这样写的：本局在贵行所开第壹伍肆号存户原用印鉴拟自三十四年十月一日起另行更换新印鉴，特此填具新印鉴一式二纸随函检奉。即请查收存验并将旧印鉴代为注销为荷，此致中国银行天水办事处。 虽然笔者至今尚未发现当年中行支持宝天铁路建设的业务档案，但是从这两份该局写给天水中行请求更换印鉴的公函中不难看出，当年中国银行肯定为修筑这条铁路提供了存款、贷款、汇兑与结算等业务，以金融力量支持了这条在战争炮火中向西北大后方艰难延伸的铁路。 甘肃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为全面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这其中就有我们中国银行人的付出。由此可见,加强对甘肃境内抗战遗址、抗战史料的保护利用，尤其是对抗战历史亲历者口述档案的收集整理出版，将抗战文化作为甘肃文化建设、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用甘肃丰富的抗战历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为实现民族复兴凝聚力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讲述人： 李贵义，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高级经理，金融工程硕士，近年来致力于西北大后方金融抗战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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