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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足徵”的説法是源自于《論語》《八佾篇》，孔子說：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孔子的意思是說，我可以講的出夏朝的禮樂，但卻説不清楚這夏禹後裔的杞國的事；殷商的禮樂我也能敘述，但是這殷商後裔的宋國的事我不知道，這是因爲留下的文獻不夠，如果文獻具備，我就可以闡明清楚的。 進一步來解讀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過去的事情能不能夠講的清楚，是要看有沒有可靠的文獻材料存留下來，與年代的久遠與否沒有必然的關係， 所以杞國、宋國雖然都比夏朝與殷商來的更近， 但因爲沒有文獻所以反而沒法説清楚了！ 此外，胡適之先生也說： 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為之 ！ 孔子、胡適的話都飽含科學上務實求真的精神，其真意是鼓勵史家下筆要博考文獻，言必有據，用可信的材料講話，而不是以“心之所欲，想當然耳！”的方式來說。這就是 “文獻足徵”的真正意思。 有關李莊八十年前的過去，近年來坊間出版的、談論的各種説法都到了“書不勝書，多不勝數”的程度了，從鄉紳羅南陔拍發給同濟大學的十六字電文，到後來的李莊五美與青年學者聯姻，瓜瓞綿綿，爾熾爾昌的佳話等等，其内容真是琳琅滿室，目不暇給，由於這些妙筆生花的故事，篇篇都寫的精彩絕倫，因此短時間之内就被營造出了諸子爭鳴，蜂起鷹揚的“李莊傳奇”。 但故事終究只能是個故事，内中的真實性，久了以後就讓人起疑，原因就是因為這些故事講多了以後，許多的細節便顯露出其多如“瑞士起司”般的破綻；其原因有可能是敘述者、傳話者或作者的過度渲染揣測，亦或是被訪問者的單方認知、誤解、偏見，時間久遠記憶模糊，以訛傳訛因而導致的推斷錯誤的種種原因。 因此，當認真的要想要把一件事情回歸到歷史真相的基本面時，這些傳聞軼事都只能先定位在“假設”的層次上；換言之，這些説法都還必須要經過被嚴格檢驗的這個程序，然後我們才能開始覺得這個講法是比較接近真相了。 因此，在這個“文獻足徵”的大纛下，就目前能夠接觸到的一些當時可靠的文獻材料，做一些整理與解讀，希望對還原一下八十年前真正的李莊社會環境略盡綿薄之力。 至於什麽是可靠的文獻材料？就是李濟之先生講的，用作證據的材料，唯一可以避免矛盾的方法，是證明資料本身存在的真實性！ （A圖）
首先，談一下對鄉紳羅南陔究竟有沒有寫下那“著名”的 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所需，地方供給。 這十六個字的爭議；在最近坊間發表的文章中，多是持否定説法的，認爲這不是羅先生發出的電文，甚至羅是沒有寫這幾個字的，其中的原因歸納有： 一. 現在的各級檔案中找不到這十六字的原件。 二. 電報用字精簡，不可能出現“植蘭書屋”的字樣 。 三. 羅在地方的聲望與實力的定位問題，不見得能代表李莊當局。 四. 這十六個字是根據李清泉先生遺稿或羅萼芬先生引述的。 這些説法都言之成理，但這些論證都只是些能讓結論成立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邏輯上的意思是，這四項推理中的任何一項都不是可以在逆推後還能成立的。 從最近翻檢查閲的資料中看到有幾張照片，讓我覺得或許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就是對羅南陔先生究竟有沒有寫這十六字，做一個科學的比對與分析。 第一張是在《董作賓先生逝世三周年特輯》中披露的一張照片，原件在南港史語所的安陽工作室。這是羅南陔先生送給董先生的一份《中央周刊》的照片（B圖），有價值的是這張照片中有羅南陔先生的簽名，因此便有了與“十六字電文”裏羅的簽名相比對的價值了。 這本《中央周刊》的故事原委是這樣的； 民國31年的十二月卅一日，由陶百川先生主編的《中央周刊》第五卷第廿一期在重慶出版， 這一期是“梁任公紀念特輯”，因此董作賓先生特別將這一特輯送給當時在李莊月亮田的梁任公哲嗣梁思成先生，並且寫了： 思成吾兄存覽 作賓 卅二、一、十二 民國34年八月抗戰勝利以後，同客李莊的各學術機構都還在待命復員回京之時，梁思成先生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便已因爲經費枯竭自行解散返囘北平了，這本董先生送給梁思成的《中央周刊》可能沒有被携帶北歸，因而流落於舊書肆中，又恰為羅南陔遇見，便將其買下返轉交於董先生，並於上題寫： 此冊得於街頭售殘書者，特購呈彥堂先生轉送思成先生存閱。 李莊羅南陔 卅五、十、十三 B圖 另外，還值得注意的是35年十月十三日這個日子，這一天是史語所要搭乘長天輪離開李莊往重慶去的日子，所以這份《中央周刊》可能就是羅先生在江邊送行時，交給董先生的， 遺憾的是這也是兩人的訣別。 第二張照片（C圖）是一張民國31年五月羅南陔先生歡迎黃樹玉先生來其農場參觀養蜂時留下的一張照片，在這張照片的上方羅南陔先生寫了一個“識”，説明照相的時間、地點與事由。 四川南溪李莊期來農場養蜂組歡迎 黃樹玉先生攝此影以爲紀念 農場主人羅南陔識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C圖 在這張照片的“識”中有“四川南溪李莊”，“羅南陔”，“民國”以及“歡迎”這幾個字是可以與這十六字的歡迎電文相比較的，現在先把羅南陔的三個圖中的簽名排擺在一起對照，
然後， 再把A圖與C圖中兩個“歡迎”的字跡做比較。
從這幾組的字跡比對中，應該是可以看出這三張圖片中的字應爲同一人所寫，其中最為清晰的當屬“歡迎”這兩個字了， A、C兩圖的排列，便可以清楚的看出應該是出自同一人手筆。
第三張的資料文獻（圖D）是在董彥堂先生《平廬紀念冊》的第72頁，原件現在彥堂先生哲嗣董敏先生處。内容是羅南陔先生在民國31年十月十五日為董家的三位小朋友，董敏、董星與董萍所寫的一首打油詩， 詩的内容是：
頃讀郢老詩，悉此三小友，萍也秀且清，多是得天厚。興自能造詞，語言早順口。四嵗小畫家，阿敏誠妙手。乃翁國士流，家學長相守，祝學與年增，平安八百壽！
然後有一段後跋説明爲什麽寫這幾句詩，這份資料中最爲重要而與本文有關的是羅寫的這幾個字：
南陔羅孝芳塗鴉 民國三十一年雙十節後五日寫於李莊植蘭書屋 （圖D） 在這羅南陔先生親筆寫的這篇文字的落款中有“植蘭書屋”及簽名“羅南陔”這幾個字， 現在把十六字電文裏的“植蘭書屋”，“羅南陔”與其排列相比較，應該可以明顯的説明這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注明：羅先生名孝芳，字南陔，以字行世。詩中的郢老是指李濟先生的尊翁李權老人。）
(D) (A) (D) (A) 筆跡是每個人從小經長期學習所成型的一種習慣，所以每位書寫者會有不同的書寫特性，在筆跡鑑定 的專業中稱為筆跡個性，人人不同，雖然不具有指紋的唯一性與排他性，但仿造簽名仍然是很容易被用科學技術檢定出來。因此從這些筆跡的對照中，我相信這十六字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而且就是羅南陔先生。 雖然這是羅南陔先生的手書，但這十六字卻不見得是拍發給昆明同濟大學的歡迎電文，比較有可能的一個揣測，也許這就是當時李莊鄉紳仝聚在羊街八號羅南陔先生的植蘭書屋，共同商量後，寫下準備送交國民政府教育部，或者四川第六行政公署，或者同大校友錢子寧先生，或其他熱心奔走促成遷川的人士，用以表明李莊地方堅定支持同濟大學遷來此地的一份書面承諾。 至於書寫這十六字的時間問題， 同濟大學是在民國29年冬來到南溪李莊，而這封文件上的時間是民國28年的八月，一般認爲這個時間太早，羅南陔及李莊鄉紳難道會是殷商武丁時期的貞人，能“未卜先知”預測出一年多以後的事？ 也讓檔案發聲講話，其實宜賓地區希望有一、二有名的大學能夠遷移到宜賓地區，是早在民國27年三月間的事了，當時是由四川宜賓專員公署專員冷薰南率其屬下的八個縣長共同具名呈情給教育部長陳立夫，表達了這個川南重鎮歡迎在遷川大學中能有一、二所大學移駐於此的誠意； 頃聞省外各大學次第移川，正各處選覓校址。敝屬宜賓，毗連滇、黔，素為川南重鎮。輪舶交通，綰轂三省；商業文化，早趨發達。倘得一二所大學移設於此，不獨三省文化藉收觀摩之效。即在大學方面，亦可得種種便利。特此聯名電請鈞座，轉向各大學當局代致鄙忱，如荷贊同，即請先行派員到此接洽、選覓。將來從宜時，熏南等自當修地主之誼，竭誠協助。謹此奉閱，佇盼賜覆。 四川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宜賓縣縣長冷薰南 當然，教育部必定也是回了一封“敬悉，日後自當注意云云”的四平八穩的官樣文章，所以從28年八月這個時間點來看，雖然同濟大學遷來李莊是一年以後的事了，但宜賓地區有這個動機卻是早在一年多以前的事了。 另外，從對日抗戰的史實來看，真正促使同濟大學有了遷離昆明的想法可能是早在民國27年九月廿八日，那天日本軍機首次空襲了昆明市昆華師範學校及郊外平民避難區，等到民國28年四月八日昆明再度遭到轟炸，這時對有些大學或文教機構想要遷離昆明就已經是勢在必行，不復再是選項了。所以，同濟大學雖然是在羅南陔的書寫的十六字邀請承諾一年多以後才來到了李莊，但從繁瑣的遷校決策及作業上來看，一年多前便有遷校的想法，也不見得是非常不合情理的吧！ 有關這個書寫時間的問題，除了前述就日機轟炸昆明的時機來分析以外， 我一直懷疑羅文中這兩個“八”字其實是“九”字，原因是這兩個“八”字不是一般八字的寫法，也不是羅南陔先生的寫法。 這其中有兩個疑點，第一是八字的兩個筆劃，用“永字八法”的範本來分析；第一筆的“撇”和第二筆的“點”之間是有距離而不相接觸的。 第二個疑點是八字的第二劃，一般都是用“點”，而不是用“捺”。現在的寫法是寫成了“人”字的樣子，如果再看羅先生寫的那首打油詩的最後一句 - “平安八百壽”的“八”字的寫法是一撇一點，而不是像“人”這個一撇一捺的寫法，。 由於現在找不到羅南陔先生這十六字的原稿，就只能根據現有的材料來分析，就只能在“疑似”這個懷疑，深切期望日後會有新的資料出現，因而能有清源正本之論。
根據以上的敘述，我對歡迎同濟遷川的十六字電文的問題，有下列的幾個結論； 一、 這十六字的確是羅南陔先生的親筆，不是後世的僞作。 二、 這十六字不見得是拍發給同濟大學的歡迎電文，但可能是李莊地方對歡迎同濟大學遷來李莊所作的一個書面承諾。 三、 羅南陔這篇文字的書寫時間仍然有待進一步研究。
至於同濟大學及其他的文教機構，在陸續遷入李莊以後的情形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情形？從現有的檔案中可以看出當時李莊鄉紳們所做的這個 “一切需要，地方供給”的承諾，似乎是過度樂觀了一點，因爲以李莊當時的農業生產技術及工商業的規模，連維持自家溫飽都有問題，罔論支援“一切需要”。 做出這個決定的是李莊的鄉紳們，鄉紳這個階層，在過去皇權不下鄉的封建時代裏，就是代表了地方上的話語權，它在基層政治運作上有這幾個功能： 一、它是政府政令宣導的基層管道。 二、它是地方的話語權的掌握者。 三、它是維繫當地社會道德及風氣的引領者。 四、它是國家的人才庫。 五、它是穩定基層的中堅力量。 所以當李莊的鄉紳們決定要接納一批外來的人來此時， 李莊的鎮民根本是沒有話語權的，雖然是必須聽命於鄉紳，但李莊的居民也並不是以“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心情來歡迎大批湧入的外來人口，在一份民國29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先遣人員王振鐸先生在李莊寫給昆明李濟之先生的租房報告中就有如下的 敘述： 所租之房約分二組，西組共十三間，年三百元。東組十九間年六百元。前一組有房六、七間稍爲整齊，而房間狹小，外院四間只餘梁棟，屋瓦亦破爛不堪，此四間之重修費約在二千元。東組之房，狹小者約十餘間，大房約四、五間 (倉房)。總之，上垻之房只正廳正院整齊者皆爲房主人保留， 租出者皆破舊不成格局… 縱然是房屋破舊不成格局，但此時中博在詢問安順地方被拒絕後已無處可去，只得在修聳房屋以後，便於民國29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離開昆明，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行文四川第六專員公署函請查照，正式開始在李莊上垻月亮田上班。 民以食爲天，機關遷移到了李莊除了租屋安頓問題以外，糧食的問題更為嚴重，按照民國33年六月四川糧食儲運局叙渝區辦事處南溪縣倉庫報表顯示，主要客居在李莊的文教機構中，同濟大學每月需要799公石磧米、中央博物院籌備處32公石， 中央研究院南溪部分94 公石、中國地理研究所大地測量組27公石，總計每月所需糧食952公石，全年共需11，500 公石。 這個龐大的糧食需求當然不是李莊本地能夠供給的， 即使是國家的力量在那個時間段上也僅能勉强滿足需求，因此欠糧、催糧、不能準時發配等等的問題時有所聞，現在在南溪檔案舘中存有多封同濟校長丁文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李濟具名向南溪儲運局索糧的公文。 其中一封由丁文淵校長在民國33年六月十二日寫給南溪縣長的信最具有代表意義；信中講到因爲年度田賦尚未開徵，因此青黃不接，以致同濟所需糧食不能按月撥足，影響員工學生生活頗非淺鮮，要求儲運局按月盡先將學校食米撥足… 鎔兄縣長大鑒： 敬啓者，敝校員工食米向由糧食部價撥在貴縣倉庫按月支領，惟近聞該庫以上年度存糧逐漸減少，本年度田賦則尚未屆開征之期，青黃不接，致對於敝校所需之米遂未能按月撥足，致敝校無法及時發放，影響各員工學生生活頗非淺鮮。夙稔 吾兄維護教育向具熱忱，而敝校員生大半係來自戰區，經濟異常困窘，各情想亦為睿見所及，用特函懇吾兄惠予特別協助，設法按月儘先將敝校食米撥足，以應事實上之需要，而維各員工學生之膳食，不任銘感。 耑此奉懇 即頌時綏！ 弟 丁文淵上 卅三、六、十二 此時南溪公倉無糧，李莊分倉也無存糧，如何能解決燃眉之急？最後的方案是由南溪縣長蔣融批示： 送倉庫宋主任，務必設法先收五月份欠糧撥足，以後應力求按月撥交。 宋主任是當時南溪倉庫主任宋澤普，蔣融的意思是要儲運局先收五月份欠糧，也就是是當地百姓尚未上繳的糧賦，簡單來解讀就是要南溪李莊立刻就地徵糧，大家把還沒有但是準備上交的糧食拿出來，先撥交同濟大學。 所以就算不談李莊居民是如何的騰廟搬神來安置學校，使得同濟師生能安心上課，就是糧食供給雖説是國家負責，但對地方人民的影響也是極爲巨大的。 李莊居民困難如此，同大教授的學生也是如此， 那這些學者的情況呢？ 最近南京博物院在整理朝天宮倉庫檔案時，發現一張當時中博李霖燦在板栗坳缺糧，不得不儘快向山下在張家祠的中博要求緊急送糧的便條，它清楚的反映了整個李莊地區當時缺糧的困窘。 便條的内容是： 鄉珊兄： 二月米領到否？領到米能送山上四斗否？此間已交不上伙食，能代爲設法否？望復 問安 弟 李霖燦上 這張便條的時間是民國33年的二、三月間，當時李霖燦先生正在板栗坳，為編著《麽些象形文字字典》一書，在向史語所的張琨先生學習語音學，書生一心做學問，何時對生計有過打算，突然有了陳蔡之圍，慌了手脚，只得求援，足見當時糧食緊張，連史語所也沒有存糧得以暫借度過難關，人人都在飢餓邊緣。 學校，機構如此， 那李莊民間的生計又是一個什麽情況？在一份民國34年一月李莊鎮第五保保民代表黃慕周向李莊鎮民代表會陳情“懇請緩派續有之款以恤困民艱窘”的公文中便可見一斑; 竊查五保屬地概係河邊一帶，所有居民肩挑販履,工商勞力,莫不備具。攷之挨戶居民不特不有紳矜，且無實力商人，查各戶生活悉皆終朝勞作，乃可延生，至有晨無晚，有晚無晨者約計三分之二，尤有朝暮無有蔬羹難飽者，亦在半數之上，究其原因，非關怠惰，實由百物高昂生易蕭條，入不敷出之故… 胡適在一次演講中說： ……總而言之，實在是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這個實在裡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順地由我們替他塗抹起來，裝扮起來…… 胡適講的是“實在”不是講的是“歷史”，但是馮友蘭先生說胡適認為“ 歷史像個千依百順的女孩子，是可以隨便裝扮塗抹的”。 一個歷史事件可以從各個角度觀點來寫，也就是可以任人化妝打扮，但是不論是化成了淡抹脂粉，輕施峨眉，還是化成了濃妝艷抹，明亮照人都沒有什麽不對，唯一要注意的是歷史就是不能去做“整形矯正”，以致偏離事實，喪失原貌，變成郭公夏五，郢書燕說了。 所以，從前述這些當時留下來的檔案就可以看出那時李莊沒有化妝的原貌，就是不論政府、民間都是在極端辛苦的環境下困難的生存著，李莊也就是在這麽個物資匱乏的條件下成就了許多輝煌的學術成就，對後世影響十分重大。 近代許多研究民國學術史或抗戰學術這一塊的，常常講在抗戰期間大後方有四大文化中心， 重慶、成都、昆明和李莊，這個講法雖然沒有什麽不對，但是不要忽略這個前面三個都是百萬人口的都市，而李莊只是一個三千人的小江村的事實，都市的生活機能，如醫療、資源、交通、育樂等等與李莊這個小江村來比，何止是天上人間，因此在不同的生活條件下來比較其學術成就，對文化的貢獻，總是覺得這個説法對當時在李莊這些“君子固窮”，“君子務本”的教授學者們來論，有欠公允。所幸文獻足徵，在這些保留完整的歷史文獻中，證據確鑿的闡明了當時李莊生活環境的艱苦與其他都市相比，相差何止百倍，多難興邦，殷憂啓聖，他們在那五年的李莊歲月裏除了留下了傲人的學術成果以外，其充滿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李莊強骨精神也將天雨流芳，澤潤百世。 - 2017. 9 初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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