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军事地理上面临的新威胁：边患与海患明代最终的军事衰败，不仅体现在自身制度上的残缺和思想的保守落后，在外部环境形势上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环境。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内部矛盾突出，农民起义不断；边疆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也时有发生；外部入侵战争也较之前更为频繁，同时新增了海患。 战争几乎贯穿整个明代历史，此起彼伏，尤其明朝中后期，旷日持久的战争几乎拖跨了整个国家。由于统治者内部的权利斗争，明朝建立不久，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夺其侄儿朱允炆之位。明宣宗宣德元年，汉王朱高煦因多次谋太子之位不成，起兵反叛，最终被明廷平叛绞杀。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更是层出不穷。洪武元年，虽然明朝立国，但北元蒙古的威胁并未解除，朱元璋分别于洪武三年、洪武五年、洪武二十一年三次派大军远征蒙古，解除边患；永乐时，共派兵六次出征漠北，其中朱棣五次亲征。宣德时，兀良哈不断骚扰北部边境，明廷组织军队进行了有效反击。明英宗正统时，北方边患更为严峻，发生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英宗被瓦剌俘虏，首都形势告急，在于谦主持北京保卫战后才逐步解除威胁。 在南方，云南土司思任发生叛乱，明廷先后两次出兵平叛，并造成大量伤亡。景泰时，鞑靼经常骚扰边境，又成了北部不稳定的因素。嘉靖时，鞑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陈兵北境，烧杀抢掠，边患危机不断。万历时，少数民族隐患全面爆发，南方土司杨应龙发动播州之乱、宁夏哱拜发生叛乱，明廷虽然最终将二者镇压，但耗费十分严重，也造成了北部守备空虚，导致女真人崛起，之后与女真发生了长达四十年的战争，耗尽国力，走向灭亡。在农民起义方面，从明太祖时期就开始连绵不断，明中期广东黄肖养与福建邓茂七、叶宗留发生起义，到明末陕北农民起义，成为明王朝的掘墓人。 在传统边患更加严重的情况下，明王朝还面临着新的军事地理威胁，东南倭寇海患、澳门葡萄牙、荷兰殖民者不断入侵。在万历年间，明政府又派兵东征朝鲜，与日本进行了长时间战争。纵观明代历史，大小战争贯穿了整个王朝，不仅面临传统战争的挑战，还面对新形势下西方殖民者与东瀛日本的海上袭扰，这在之前历代是从未发生过的，由此可见，明王朝面临的战争环境十分严峻和残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国家的军事压力，客观上影响了明王朝正常的统治秩序。 二、 军事作战指导思想的消极防御中国历代，一直受北部少数民族的威胁和骚扰，都注重国家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明代防御思想更为突出，构建了严密的防御体系。从明朝立国开始，明太祖朱元璋就设立了“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的防御和平策略，对待少数民族，基本以羁縻怀柔政策为主。 明代防御思想形成不仅有地理空间上的既定原因，也有面临特殊时期外患严峻的局面。首先，中国传统王朝有广袤的地理空间，却有很强地封闭性。在地理上，东南皆临大海，西南为大山密林，西部为高原，北部为草原，且长期被游牧民族占据，四周地理环境十分险恶。其次，明朝与之前传统王朝在面临周边危险上又有了新特点。历朝主要受北部游牧民族的袭扰，而明朝不仅从立国起就与北方游牧民族不断交战，直至灭亡，而且东南沿海方向，受东瀛日本和西欧殖民主义者的进攻和侵略，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再次，从文化方面看，明王朝是汉人建立的政权，在推翻蒙元统治之后，十分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以儒家文化立国，儒学与程朱理学再次成为官方哲学，这在文化上有很强的保守性。再次，到明代，中国的经济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与西欧商业文明的扩张性有很大不同，从个体上就凸显出很强的封闭性。由此可看出，明代军事作战思想明显的防御性，是由历史和现实环境双重因素决定的。但环境愈是险恶，愈应加强军事上的主动性，御敌于国门之外。 明朝军事作战思想的消极性主要表现在：第一，虽面临海上倭寇等新威胁，依然未放弃北边的严守防御策略，并构建了新型的海上防御体系。第二，彻底放弃战略进攻思想，主张全方位、多层次的防御体系。以山川、河川、海岸、城池等优势地形和人工设施层层设防，拉伸军事战略纵深。明末著名将领俞大猷曾提出：“山川之险，险与彼共。垣堑之险，险为我专。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堑可凭也”，“守务之要，《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夫险谓之设，必用人谋、人力之造作，非若天险、地险之自然也。”以此为依据，明朝在国家军事防御设施建设上可谓登峰造极，北部修建了东起辽东，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并且在重要关口设置北边九镇，镇守边关。在海防方面，“会哨于陈钱，分哨于马迹、洋山、普陀、大衢为第一重；出沈家门、马墓之师为第二重；总兵发兵船为第三重”，主张以海、以岸、以城池分级防御，驱逐海上来犯之敌。在国家腹地，不论城市卫所，都大建城池，修建堡垒，设置密网式防御体系。第三，在作战时，树立以守为本的思想。一旦遇有战事，“顺则抚，逆则剿，逆而又顺则又抚之，顺而又逆则又剿之。”能守则勿战，尽量以大化小，以小化无，“御敌之道，以守为本，不以攻战为先”。 明代以守为核心的军事作战思想，有很大的消极性。若有外患，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则可免引战火于百姓身上，再可适时掌握战争主动权。在作战时，应根据战时情况，随机应变，主动出击。而非一味追求保守作战的方式，尽力避战，只能被动挨打。在明朝初年远征漠北之后，几乎再无主动出击剿灭边患，明代中期几次京师被围的险情，就是由此造成的。晚明时，直到女真人势力扩张到不可控制，才被动出击平叛，结果惨败，丧失了战争主动权。总之，无论军事建设与作战指挥，都应攻守兼备，审时度势，适时扩张与出击，而非一味被动防御，丧失战争主动权，造成严重的国家安全危机。 三、 兵将选练重文轻武、文官权重明朝立国后，无论从选兵选将，军事领导体制中用人的选择上，都有明显的重文轻武的倾向。“兵权分割，以文臣制武臣，以内臣制外臣，文武、内外相制，成为明朝军事领导的基本原则。无论是京营还是省、边驻兵，或是命将出师，均体现这一原则。”首先，在选兵、将等一线作战军官或训练时，以文制武的思想深入到每个方面。将领不仅要学习专业军事武艺，还要求博览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书籍，注重才、德、识的培养。在选择普通士兵时，强调忠厚老实、勇于奉献的品质，“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在练兵之时，“必先教技，技精则胆壮，但壮则兵强”，要将传统的文化精神贯彻到每个将士之上。 其次，用儒家思想建设改造整个军队。“道者，仁义、礼乐、孝悌、忠信之谓。为君者，渐民以仁，摩民以义，维持之以礼乐，教之以教悌、忠心，使民亲其上，死其长，故为君同心同德，上下一意，可与之同死同生，虽有危难而不畏惧也”，这里的“道”，即儒家之“道”。戚继光曾强调：“善将者宜如何而练其心气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重视儒家心术的修炼。 再次，在军队领导体制上，重文轻武，文官权势重。在明永乐时开始，给各地方军事要地派镇守总兵官，而每地若派镇守总兵官，必随宦官监军前往各地督军，到后来，每地除镇守总兵官与监军之外，还陆续派出巡抚、总督等文臣督军，最终形成文官、宦官、总兵三方共理军事的局面，“国家之制，边防以文臣巡抚，以武臣总兵，而以内臣纲维之”。明朝中后期，文官地位继续上升，武官、内臣皆沦为督抚之下属，文官督军的体制越来越重，武官地位越来越轻，正所谓：“监军、督抚，叠相弹压，五军府如赘疣，弁帅如走卒。”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从选兵选将贯彻以文为纲，以儒治军，还是军队领导层面以文制武，文官督军，对明代军队建设有一定好处。从将兵个人来看，防止了武人素质低下，专横跋扈。从整个国家层面来看，制约了武官专权，防止了藩镇割据，有利于贯彻中央的命令与意图。但这样体制，严重影响了明朝军队战斗力的发展和军队调动的灵活性，以文治军，虽有益于提高军人文化素养，但过分强调，必将引起兵不专兵，缺乏了军人应当有的本能血性；以文督军，监督体制纷繁复杂，严重影响了军队调动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一旦遇有战事，临场指挥无权处理，常常使军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在更深层次上，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使本不互相统属的文官系统与武官系统卷在一起，一则引起更多的政治腐败，二则将武官精力分散，影响了军队建设。明代军事系统人员长期受文官压制，导致其地位低下，怨声载道，军人成了普通人嗤之以鼻的职业，“文视武如家奴，武视文如仇雠”，严重影响军队招募和战斗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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