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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西狩长安。12月初，北京和各省高级官员奉命上书言事，陈述他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见。次年1月，光绪皇帝经慈禧太后指示发布上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还应顺应时势改革统治之法。上谕对中国积弱的弊病概括如下：
这段话可谓精妙。 官僚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征，理论上讲，官老爷办事应该按照儒家原则，以及不成文的习俗，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之类，但实际上往往不能做到。儒家是扩大的家庭制，家国天下，家庭成员各有名分，尊卑有序，家长身处最尊崇的位置，是美德的化身，被指望以身作则引导众人践行“德”，服从尊卑的秩序。它寄希望于教化，不像法家，对行政管理技术有细节上的手段。 结果实际操作起来难免有违圣人言的地方，但脸还是要的，责任还是需要撇清的，于是有了官样文章，表面看起来是一回事，实际上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文化发展起来，歌功颂德，邀功请赏，推诿扯皮，随便写都是大义凛然，无懈可击。所谓“文法太密……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正是如此。 另一个促使它发展的原因是，官僚集团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科举，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科举，考的就是写文章，立圣人之言。 简单介绍一下。 隋唐以来科举成为政府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经历朝历代的发展迄于明清，已经相当成熟。它所考的内容，唐朝为诗赋和贴经、墨义，宋朝废去贴经。诗赋不用说，贴经是默写经文，墨义则是背诵经文的注语，都是专注记忆。元朝首场考四书五经，次场考古赋、诏、诰、表等，都是辞章性质。明清以来，专重四书，采用朱熹的注释，个人不能发挥，而且经朱元璋和刘伯温制定，文体格式有严格限制，即所谓八股。后来为增加难度，出题也是极尽曲折，一个有学识的人如果不经专门训练，做起这种文章也是无从下手。相反，一个庸才经练习之后也可以写出像模像样的应试文章。这样选拔出来的人，写文章自然有一套。中法战争，1小时内福州舰队全军覆没，负责军事指挥的大臣张佩纶（著名的饱读诗书的翰林学士，你不知道没关系，张爱玲是他亲孙女，张爱玲都知道哈）写了封奏报，朝廷一看，好像赢了——你说这是多么牛逼的文笔。 科举本来是为国家选拔人才，发展到此，所学非所用，选拔出来的人多迂腐呆板，好的也只会顾惜名节、空谈忠君爱民，于当时世务隔膜很深，如何能应对从西方涌进来的工商、金融业，以及学术、政治思潮？所以教育是清廷改革的重要一环。 1901年，开始废除八股文，增加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和西方政治、学术的文章。 1904年，颁布配套新式学堂的教育制度。 1905年，建立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学部，管理新式学堂。 1906年，彻底废除科举。 新教育制度的概况如下： 只简单列出三条信息，因为觉得很可玩味。新式学堂不同于传统书院、官方学监，分阶段很有现代的味道了，然而毕业还是授予各级功名，对比一下这个年龄，应该是简单了。毕竟学写八股文，天资中等的就可以穷老尽气了。 传统社会里，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就有一个问题，正规官员编制只有2-3万，可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各级功名者超过百万，剩下没官做的人干啥，回家种红薯吗？还真是的。虽然不是所有读书人都能进士及第，但只要有了功名，就有了一定的特权，免除劳役、税赋，衣着打扮上也可以有所不同。正是这群人形成了地方自治的领导层，左右着地方上的众多事务，比如修桥铺路，建庙，主持祭祀、祭孔，建书院，办教育，灾荒时组织救济，骚乱时甚至能搞团练提供保护。中央政府委任的官员，必须和地方上层合作才能正常进行统治，地方上层也通过与官府结交维护自己的特权、威望和经济利益稳固。二者的合作又是有现实基础的。 根据回避法，官老爷本人不得就任家乡的官职，且任期通常为三年，他不大可能够时间搞懂当地的实际情况。行政主要依靠胥吏，这些人是当地人，长期在衙门中供职，很熟悉本地情况。你看贾雨村断冯渊案，本来要法办薛蟠，被旁边小吏一声咳嗽，举起的令牌又收回了，下去一了解，案犯薛蟠跟贾家是亲戚，自己怎么做到官的，心里能没点数吗？那冯渊只好就逢冤了吧。 说白了，官僚和地方士绅之间本身就有着内在的渊源——毕竟都是读四书五经，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所拥有的一切。所以，新式学堂对不同等级的毕业生授予不同等级的功名，说明变化是开始了，但也仅限于开始了。社会上出现了新的阶层，办现代工厂的商人，在这些工厂里工作的技术人员、普通工人，新的商业、金融业的经营，所有这些都需要新的知识和技巧。但是并不为传统的士子所重视，他们读书的首要目的还是获取功名，做官或维持在地方上的特权。 教育改革开始后，表面上发展很快。根据学部统计，1904年新式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92,169人，到1909年，学堂52,348所，学生1,560,270人。表面之下，是大量旧文人、士绅的渗入。1909年初等小学堂48%的教师是传统文人，对于新式教育毫不了解。这说明曾经的特权阶层并不是那么的呆板，在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保留了相当的灵活性——既然科举必然要废，那也不坚持了，新式学堂不照样授予功名吗？特权不一样还在吗？ 至于新式学堂的教学，儒学依然占据最主要的内容，“若学堂不读经书……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改革也是很谨慎的，《奏定学堂章程》里写“中国今日之剽窃西学者，辄以民权自由等字实之，变本加厉，流荡忘返，殊不知民权自由四字，乃外国政治、法律学术中半面之词……外国所谓民权者，与义务对待之名词也。所谓自由者，与法律对待之名词也。法律义务者，臣民当尽之职；权利自由者，臣民应享之福。不有法律义务，安得有权利自由?” 这种见识放到今天来教育普通人仍不觉过时，可见当时统治者的担心并不多余。但它所谓“法律义务”不过是再次强调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清廷的统治威严罢了。结果事与愿违，反满情绪在学生之间酝酿，最终在留日学生中间形成革命的思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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