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是，甘薯的传入和推广之首功应归于一位商人及其子孙。明代中叶，我国升平日久，生齿日繁，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作物的产量成为解决人多地少矛盾的最佳途径。万历初年，福建省长乐县人陈振龙到今称菲律宾的吕宋经商。他看到甘薯的独特价值，萌发了将薯种传入祖国以代粮食的念头。可是，吕宋当时不准将薯种带出境。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陈振龙以高价购得几尺薯藤冒着极大风险带回了国内。其子陈经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自己家房屋后面的空地上试种甘薯，并获得了成功。于是，他便向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竭力推荐和宣扬甘薯的种种优点。金学曾命令下属各县栽种推广。第二年，福建等地恰遇荒灾，栽培甘薯的地区因之而大大减轻了灾情。 在这之后的许多年里，陈氏一门六代，父子祖孙代代相替，致力于甘薯栽培技术的钻研和推广。陈经纶的孙子陈以桂将薯种传入了浙江鄞县，陈以桂的儿子陈世元又将薯种传入山东胶州，陈世元的长子陈云、次子陈燮传种到河南朱仙镇和黄河以北的一些地区，其三子陈树则传种到北京齐化门一带。其中陈世元还著有《金薯传习录》，对甘薯的种植和推广作了科学的总结和理论的指导，其贡献之巨并不亚于其高祖陈振龙。 福建和广东是最早迅速发展甘薯栽培的省份，而江浙二省对甘薯的引种则始于明末。著名农学家徐光启便曾作《甘薯疏》大力鼓吹。在清朝百余年间，甘薯先后在不少地区发展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有“甘薯半年粮”之谚语。比如明末的福建泉州，甘薯每斤不值一文钱，无论贫富都能够吃得起。 陈振龙作为当时极少数足履异国土地的中国人，能领风气之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作出了一番济世利民的大事业，可歌可泣。在福州，有一个“先薯祠”，就是纪念陈振龙、陈经纶、陈世元和金学曾等人的。 （本栏长期征集“日知录”三字篆刻，投稿邮箱：rizhilu999@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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