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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56年，战国时期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开始了他一生漫长的列国演说之旅。从儒家一开始的的创始人孔子开始算起，周游列国这件事情，孔夫子他自己当年也是没少干，但是却收效甚微。 儒家从一开始就把这样的行为带上了一层非常崇高的理想色彩。周游列国的结果并不在他们所要考虑的范围之内，也即“明知不可而为之”。 但是孟子在《孟子》一书中所展现的形象角色却远远不同于春秋时期的孔子，在带有诸多理想色彩的映衬下，孟子有更多不一样的气质，展现了更多不一样的侧面。 孟子一生曾经两次到过齐国进行演说，第一次还是齐威王当政期间，但孟子仅仅在齐国受到了最高规格的礼遇，却没有受到他所认为的那种重视。所以不久之后，他就离开了齐国。 第二次孟子到齐国已经是三十年后的事情了。这一时期是齐宣王当政期。齐宣王和当年齐威王一样，并没有很重视孟子，他甚至直接对孟子说： 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 这在当时确实是君王用人的惯用伎俩，也就是说以礼贤下士之名义，来招揽更多人才。《战国策》中“燕昭王求士”篇，其实就是在讲这个用人之道。但是孟子显然是不会接受自己只能当个花瓶，做一个象征。 但问题就在于，孟子为什么不肯接受齐国两位君主的这些打算呢？ 实际上，答案从孟子在《孟子》中和公孙丑进行的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中就可以看出究竟来： （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段话大致上的意思核心就是孟子关于自己道德修养的一个判断，由此也产生了关于孟子最著名的说法——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对于这个“浩然之气”应该作如何的理解，孟子显然是精心准备了一番论证的，他先规定了“浩然之气”的内容，作为一种气质修为，浩然之气显然是更加虚幻的，连他自己也承认是“难言”的。但是我们如果把它理解为人因为内在的道德修养而产生的一种给气质内涵，这就比较好理解了。 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它不仅是正能量爆棚，而且还是一身正气。这种品质表现在道德上其实就是以气质作为主要表现内容的。 所以浩然正气不仅仅代表了一种道德修为，它其实更是一种人生理想和追求。孔子时代，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宣传仁政，传播他的礼乐思想，企图恢复周礼。 如果从本质内容上来说，孔子真的是明知不可而为之。礼乐思想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限制诸侯的“紧箍咒”，当这些摆脱了紧箍咒的诸侯们肆意野蛮的生长之时，他们自然不会再愿意回到孔子所言的“礼乐”束缚，重新受制于礼乐限制。所以当时孔子应该也是知道自己的举动是没有结果的，是不会被那个时代所接受的。但是孔子还是义无反顾的坚决去推行。 但是孟子则与孔子有所区分，孟子生活在的战国时期已经远远不能和春秋时期相比了。春秋礼乐崩坏已经是事实了，但基本上诸侯国还不会发生大的变革，而战国时期的诸侯战争，就是一场生死搏斗。 春秋诸侯以争霸为主要目的。而实际上，所谓争霸，其内在逻辑就是当一方霸主，而非领主。领主就是我直接占用你的城池、土地，攻城略地，据为己有。但是争霸则是你承认我的地位，我做你们的“大哥”，咱们虽然看起来是上下级关系，但是绝对保证不会灭掉你。 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自然不满足于争霸的逻辑，而是存亡之争了。所以各国率先掀起了各种形式的变法运动。这些变法运动给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带来了快速的变化和发展。 而作为生在那个时代的孟子而言，恪守孔子礼乐思想自然是没有错误，也不是不可行。但是一定不会受到统治者的赏识，所以，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同时，更为深刻、全面的礼乐思想进行了改造和深化。 这个改造，不是完全抛弃，而是有所扬弃。从孔子的“礼乐”理念，到孟子提倡行仁政，这看起来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孔子和孟子着眼点完全不同。 孔子针对的对象是下层诸侯，它是要去用这个“礼乐”制度来约束诸侯权力，以期望达到限制诸侯的目的，对于上面王权象征者周天子则完全没有什么要求 而孟子则在周游列国之中，希望告诉每一个诸侯王，他们都能做到“周天子”那个位置，只不过在他提出的一系列计划中，所有想要“王天下”的诸侯必须要做到施行仁政。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孔子和孟子恰恰出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对立面。孔子极力维护周礼，希望不至于被破坏。而孟子则出于推广仁政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只能顺势而为，放弃陈旧的礼乐制度，满足王侯将相的切身需要。 孟子比孔子更加“务实”一点，也更加清醒，他知道孔子那一套已经过时了，而如果他要想继续让世俗政权接纳他的思想的话，就必须牺牲掉孔子坚持旧制度的一面，以期望得到诸侯赏识。 但是正如历史所记载的那样，孔子和孟子的演说并没有打动太多的人。孔子周游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犬”，而孟子两次齐国之旅均是无功而返。 如果从根源上来说，孔子和孟子思想的核心均是礼乐文化，而礼乐文化也是他们思想中最深层次的文化土壤。从礼乐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商周两代易朝之际，礼乐文化是不存在的。周朝建立之后，礼乐制度才得以确立，他是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出现而配套产生的。所以，礼乐从来不是一个政权得以在风云变化的时代取胜的武器，相反的，他只是和平时代统治的手段。 对于春秋战国的诸侯王来说，如何在争霸战争中站稳脚跟，或者说如何统一六国，这是他们关心的，礼乐文化并非没有用，只不过对于当时的诸侯国来说，这不是第一个要解决的“刚需”，提升经济和军事实力才是重点。 所以，功利和实用主义非常强的法家成为了最后的赢家，受到了诸侯的青睐。而法家却不适合稳定后的集权国家统治，所以，后期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孔子和孟子之所以周游列国的计划都失败了，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并不能满足当时社会需要，是不合时宜的，而他们的思想给后来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成为后世显学，则和时代需要密切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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