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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时期的奴隶大多来自战争俘虏，历代商王向四邻方国和部落发动自卫反击战争，其主要目的就是争夺战俘奴隶和他们的财产，掠取他们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以维持越来越庞大的国家机器和社会消费。研究发现历代商王迁都和征战的地区都拥有较为丰富的铜矿，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殷商的青铜文化是以消灭原产地的铜矿主人并将这些铜矿据为己有为前提的。而拥有众多的铜矿也为殷商朝的青铜器生产提供了稳定的原材料保证。 《大誓》记载周武王的话说：“纣有亿兆夷人”（杜预注：“万万曰亿，万亿曰兆。”“亿兆”即一万亿亿，10的20次方），所谓“亿兆夷人”，是指帝辛在征伐夷方战争中获得的俘虏。“亿兆”并非实数，概指其多。中国古人在数字统计方面一向不拘小节，也不拘大节，要么不识大数，要么蒙头吹牛，这一习惯性思维延续二十世纪直至今天的某些华夏族后裔都有验所证。但也不难想象，帝辛带回的“亿兆夷人”使得仅能容纳几十万常驻人口的首都朝歌的基础设施不堪重压，早期的贫民窟和“都市病”随之而来。 有专家曾对殷墟祭祀坑出土的人头骨作过科学鉴定，确认牲人（牲人也作“人牲”，祭祀用的奴隶，通常是那些不具备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战俘）的人种不是单一的。他们中有蒙古人种主干下近于现代的北亚、东亚、南亚各种支系，这说明人牲来自远方地区的不同民族，他们是殷商帝国四邻的异族战俘。殷商通过扩大自卫反击战争掳掠远地的异族人充作奴隶，为数众多的奴隶具有渠道多元化和种族多样性的特点，这为殷商王朝大批屠杀奴隶用以祭祀保证了数量，而这些充满敌意和破坏性的社会新成员无疑增加了殷商社会的内耗，维持社会稳定也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殷商人祭天、祭祖、求雨、过节，每次都烧杀活人当作祭品，从数人到数百人不等，杀人成了家常便饭甚至特权阶层的娱乐活动，久而久之，这样的杀戮游戏也使人们对于生老病死不那么太过看重了。剔除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素，对生命周期的人为干涉和改变增强了殷商人的天命观念。爱讲排场的主人死了，杀若干亲友奴婢，跟着他往黄泉赶路，热闹一场，这容易理解；过节杀人如发红包，表示高兴，也可以理解；平常盖个宫殿，装修个房屋，挖个井铺条道儿，也要杀人为祭，这就显得有些过分奢侈了，奢侈之风由此蔓延。 考古发掘殷商时期最多曾一次出土五百多人的人殉，还有一次是一千头牛，——想必是个五年大庆或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的整日子。这些人牲有的砍了头，有的活埋，有的和狗埋一起，有的跪埋着，像定了格的恐怖电影。从遗骸姿势上看，这些“沉默的羔羊”未见反抗的姿态，死相安然，以当时他们占据人口多数的比例优势，这似乎表明他们的统治者拥有一种超越肉体控制的精神威慑力，其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上行下效的巫术文化、占卜文化，一种堪与印第安土著和现代心理学实验相媲美的集体催眠术。 一些考古专业学者声称，这些被屠杀的人群不属于奴隶阶层。殷商人坚信生者和死者是有来往通道的，好比现在的高速公路铁路一样方便快捷，“早死早投胎”的观念可能已经深入人心。直到今天，中国民间有些地方还残存着“死者为大”的信仰和习俗，这是把上辈子和下辈子的年龄放一块儿累计了。但如后来的基督教教义一样，殷商社会，自杀也是不被允许的，跳河上吊抹脖子喝敌敌畏者都不能重生，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合法地被杀，但是却无权自杀。 人殉是在葬礼上被杀掉去陪伴死人的，比祭祀用的人祭和举办活动用的人牲在有效期上长久一些。人殉不以奴隶充当，通常是死者生前的朋友、姬妾、亲戚、武士、臣僚、仆从，个别也有奴仆，奴隶只占死者中的一小部分。这种人殉和文明时代的殉葬、殉情一样（譬如寡妇之殉葬死去的丈夫）没有本质的区别，唯规模上、烈度上大得多。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尚未有材料证明殷商人有为爱情殉葬的，殉情现象据称是梁山伯和祝英台首开先河，其早于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武丁大帝最心爱的女人妇好王后死了，人家当老公的也只是多埋了几个跟自己长得比较相像而又平素要好的臣下代替自己去地下长伴长眠，武丁大帝本人在阳间该干啥还干啥，也许是阴阳两界难以兼顾吧。 人牲是祭祀上帝以及商人祖先的，分为不同档次，人殉则更不是奴隶，有的高规格祭祀仪式上还要经过资格审核，符合条件的才被允许当作人殉，不是随便什么张三李四阿猫阿狗就有资格出任人牲，具体选拔标准现已无从考证。 统计发现，殷商一朝总计一万三千左右的人殉人牲，多半发生在“武丁盛世”。这是因为武丁时代战功最为煊赫，据此推论，源源不断的战俘是人殉和人牲的主体构成。武丁千辛万苦捕捉来的战俘绝大多数杀了用于用途和级别较低的人牲，少量养起来转化为奴隶，用于从事养马、打猎之事，用于农业生产的绝少。这一点已为被卜辞的解读所证实。以典型的羌方战俘为例，转化为奴隶去养马的只有一例，其他人全杀了祭祀上帝，每次数十人、数百人不等，以够数为准，剩下的留着，养起来，下次再用。这些被杀掉的人殉人牲有的身体骨骼还带着战场上的箭伤，从头骨分析都是一些类高加索人种、海洋尼格罗人种、爱斯基摩人种，来自遥远的五湖四海。考古发现这些人殉和人牲的脑壳上有的居然刻着武丁的战争伟绩（疑为后期制作），好让上帝吃的时候先看看商标。 殷商的人殉和人牲按被杀者数量比重看，最高等级的是敌酋，其余依次的是一般军官、普通战俘、死者的亲友，最低一级才是奴隶，奴隶们在生前不值钱，死后也是贱价大甩卖。这也说明殷商的奴隶人口达到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殷商时期的杀人祭祀是至为神圣的事，必须严格记录在甲骨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杀人祭祀这种国之大事，绝不会马虎敷衍了事，一如今之追星族或粉丝对待偶像和网红。 专家们统计了殷墟所有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发现累积人牲确切总数为13052人，平均到二百七十三年（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每个月杀不到四人。对于人丁兴旺的殷商朝来说，每个月杀掉四五个人作为人牲，也不算太多，可能还没有当时每天死于疾病、交通事故和其他意外的人多。 人祭、人殉、人牲是远古时代人类的共同生活习惯，出于对神灵祖先的敬仰，世界各地、各国各民族莫不如此，有学者认为不能就此判定殷商是奴隶制社会，此说姑妄言之，姑妄信之。 与同样自愿或被迫失去人身自由的无形的现代奴隶制残余或孑遗不同，有形的或制度性的奴隶社会应当是奴隶数量多到了位居社会生产者主体的地步，才能算历史学意义上的奴隶制社会。殷商朝的奴隶更新换代速度较快，但奴隶不是殷商的专利，周朝也有一些，秦朝更多，两汉隋唐宋元明清各朝也不在少数，比如清宫戏里总有满族大臣或太监自称“奴才”，女的自称“臣妾”、“奴婢”，皇上一生气就说“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有学者感慨说，现代社会，有形的制度性的奴隶早已进入历史的坟墓，而那些无形的带着精神锁链的奴隶依然奇迹般存活下来，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茁壮成长，叹为观止。 殷商的奴隶与同期的古埃及、古巴比伦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史载在古巴比伦王国与北方亚述人的频繁战争中，动辄有十数万、二十多万活口转为战俘，几万战俘的记录史不绝书。埃及法老亲征一次即大有斩获，这些被俘的人口不全是士兵，失败一方的自由民占据很大比例。这些失去财产和自由的俘虏就地转化为国王和政府掌管的在编奴隶，还有一些发往奴隶市场出售给民间。殷商的武丁大帝一次出征也就在三千五千将士左右（只有一次由王后妇好统帅的战队达到一万三千多人），战俘又多被直接杀掉祭祀使用，没剩多少备受折磨的奴隶，奴隶买卖、奴隶市场在甲骨文卜辞中鲜有记载。 横向比较，就野蛮和残暴程度而言，华夏文明比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人类古代文明要温和得多，这是讲求和平、和谐、包容、宽容的华夏文明历经五千多年沧海桑田而屹立不倒的内在基因之一。 进而言之，华夏文明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传统和精神即使在野蛮残暴的奴隶制时期也是优越于其祂文明的，这也是为什么华夏文明世系之外的其他文明一朝受到打击便一蹶不振、没落绝迹的一大原因。老子曰：“至刚易折，上善若水。”看破人类社会发展客观红尘（规律）的他以一部《道德经》向上下五千年的世界人民指明了认识、理解、接纳、融入华夏文明的方法和路径。 比干辅政帝乙之初，主张废除非人道的人殉和人牲制度，具体事例在史书上只有寥寥数字记载，其他多为民间代代相传的故事，比如他乐于收留逃亡到他府上的奴隶，倾听他们诉说不幸遭遇并给解决食宿；奴隶主找上门来讨要逃跑的奴隶，比干就拿钱赎买，给奴隶换自由民身份，帮他们上户口，安置工作，等等。 有民间传说比干的次妃黄氏也是奴隶的女儿或她本人就是女奴，与身为帝舜后裔的妫氏姐妹相亲。正因为黄氏是奴隶家庭出身，从小干惯了重活儿，身强体壮，才能在比干挖腹剖心后被帝辛抄家时，带着身孕和奴婢逃离帝辛的魔掌，在环境险恶的长林山长林石室生下了林氏始祖林坚，也才有了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林姓族人。 比干次妃黄氏的奴隶家庭出身问题争议很大，另有观点认为林氏始祖林坚的生母是帝舜后裔的妫氏而非黄氏，而妫氏是陈姓的古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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