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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叙述商朝时会将其定义为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根据就是在商朝时期大量将奴隶用来作人牲、人殉。例如：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殷墟发掘中，从商王陵附近的祭祀坑里出出土了大批的人头骨，仅西北岗祭祀坑就发现了人头骨398具。在殷墟甲骨卜辞里见到的杀人祭祀的记录更令人震惊，光是商王武丁时期的人祭卜骨就有673片，卜辞1006条，祭祀用人9021人。但让人困惑的是，既然是奴隶制国家却将可以创造财富的战俘奴隶大量的屠杀用于祭祀，这岂不是太浪费了吗？他们为什么不像希腊、罗马人那样将战俘变成奴隶呢？  商朝人为什么采用这种自挖墙角的模式，着实令人费解，想要解开这个谜底，可能就得推翻我们原有的认知，或许商朝本身并不是奴隶制社会的国家。因此对于奴隶的需求并不大，由于战俘过多而奴隶需求有限，因此才通过杀人祭祀的方式来消灭多余的战俘就成为一种合理的手段了。为什么说商代不是奴隶社会呢？商朝人无论祭天、祭祖、求雨、过节每次都要烧杀活人当做祭品，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若是大贵族死了，则要杀若干亲友、奴婢等与他一起奔赴黄泉。有些学者根据这些被杀掉的人殉认定商朝是奴隶社会，然而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这些被杀掉的人到底是不是奴隶呢？是不是使用奴隶劳动就叫奴隶社会呢？这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首先我们先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人殉，一个是人牲。人殉是在葬礼上被杀掉去陪伴死人，人殉并不都是奴隶，有些是死者生前的熟人，比如死者的朋友、姬妾、亲戚、武士、仆从等，他们在地底下依旧各司其职，有的还在墓里持着戈做出巡逻保卫的样子。当然人殉中也有奴仆，可能是家庭奴隶，这种人殉和后来历朝历代的殉葬一样没有太大的区别。譬如：中国古代曾就有寡妇为丈夫殉葬的行为，在殉葬中奴隶只占死者的一部分，而且这也不是商朝独有的现象，到了春秋时期秦穆公在死的时候还用了177个人殉，其中的“三良”就是秦国的高级官吏。明朝和清朝的皇帝和贵族们有时依然也是用人殉的，例如清初的时候摄政王多尔衮的妈妈在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就被当作人殉殉葬，总不能说她也是奴隶吧！  人牲跟人殉不一样，人牲是用来祭祀鬼神以及商人祖先的，人牲更不是奴隶，而是战俘。据统计发现商朝总计1.3万的人殉、人牲，75%发生在商朝盛世“武丁时代”，这是因为武丁时代的战功最显赫，战俘是人牲的主体来源，武丁所捉来的战俘绝大多数都杀了作为人牲，只有极少的养起来转化为了奴隶，主要从事养马、打猎等事，用于农业生产的非常少，这一点被卜辞的研究所证实。以典型的羌方战俘为例，转化为奴隶去养马的只有一例，其他的全是杀了用于祭祀，每次三人、五十人、三四百人不等，有些被杀掉的人身上还带着战场上的箭伤。祭祀坑中的人物也与商朝人明显不同，他们是商人从各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抓来的俘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的羌人。所以说商朝所谓“臭名昭著”的人殉、人牲按被杀者数量比重看以此是战俘、死者亲友，最后是少量的奴隶。  其实奴隶社会的定义一定是奴隶多到了社会生产者主体的地步，才能算是。而所谓奴隶的定义是“会说话的工具”，不算是人，跟设备机械差不多，可以买卖，不占有生产工具，他的主人处理他就像处理一件物品一样。商朝存在奴隶这么说没错，但商朝的奴隶肯定很多吗？这个问题暂时先不回答，但就奴隶来说，奴隶并不是商朝的专利。后来的汉朝奴隶的使用量有增无减，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豢养、役使奴隶，“臧获”和“奴婢”是对他们的流行称谓，他们与牛马一样被买卖。从很多史料和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目睹到他们的身影，奴隶生产遍及了汉朝手工业，畜牧业、农业、运输、矿冶等，皇帝甚至发诏规范田地上的奴隶数量，可见当时用奴隶之盛。汉朝以后的朝代也都有奴隶，唐朝的法律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把奴隶比作私人牛马，即使到了最后的大清朝，还一直把罪犯及其家属发配为奴。  商朝最主体的人口，不是带着锁链一无所有可以被买卖的奴隶，而是土地上的宗族农户，从殷墟中商代最后两位国王帝乙、帝辛时期的墓葬来看，平民占了商代人口的82%到87%，努力只占3%左右。殷墟甲骨文中的“众人”都是平民，他们是商代社会的主体，这些都有殷墟甲骨文和《诗经》的佐证，这些商族农夫平时聚族而居，合族劳动，把一定比例的收成上交国家，其他产品在族内进行分配。这实际上是封建领主剥削农民，他们是从原始氏族部落中发展而来的宗族户，他们有自己的工具、农舍和自行支配的粮食和财产，战时则按族出征。也正是由于商朝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并没有太多适合使用奴隶的岗位，而当时吸纳人口就业最多的农业，这个岗位却并不适合奴隶经济，因此只有少量的战俘成为奴隶，其余无法转化为奴隶的战俘就只能用来祭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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