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平宋之际的货币替代、纸币贬值与银钱比价

梦想童年594 2019-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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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平宋之际的货币替代、纸币贬值与银钱比价——至元十七年江淮行钞废钱考

《云南社会科学》(昆明)2012年3期

内容提要：元朝平宋过程中，开始在新占领区用中统钞替代南宋银钱楮，至元十七年正式宣布“江淮等处行钞废钱”。但中统钞在替代南宋旧币过程中，持续大幅度贬值，元廷甚至一度被迫承认白银流通，恢复铸钱。这一时期中统钞贬值，不能简单归因于纸币发行量过大，而与货币替代政策的失败密切相关。这既是元廷贬损铜钱价值的直接结果，更是中统钞难以适应当时中国南北银钱比价差异，被代表不同价值体系的铜钱、白银及南北银钱比价差异撕裂的结果。

关键词：元朝货币中统钞铜钱白银

作者简介：王文成(1966-)，男，历史学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代琴(1965-)，女，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元朝长期实行以银为本、行用纸币、废钱禁银的货币政策，全面确立了“银钞相权”的货币流通格局。元朝的“银钞相权”，在宋金“钱楮并用”到明清“银钱兼行”的货币流通格局演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意义。其中，元朝在平宋战争全面结束后，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宣布江淮等处行钞废钱，无疑是元朝货币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仅如此，元朝在南宋旧地行中统钞法，实质上是用单一纸币强制替代南宋银、钱、楮。这还为我们研究货币替代与货币贬值、与货币比价的地区差异、与区域市场体系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以往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探究的是元朝纸币发行量及其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阐述纸币超额发行的危害，对江淮行钞废钱的具体情况研究不多①。近年日本学者高桥弘臣专门探究了南宋纸币与元朝纸币之间的前后承接关系②，但却没有注意到货币替代中银钱比价的南北差异问题。本文拟从货币替代的角度，集中就元朝江淮行钞废钱的源流、影响及其所反映的银钱比价南北差异等问题，作一简要探讨。以期对全面认识宋金至元明之际的银钱钞关系，把握中国传统货币流通格局演进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特征，能有所裨益。

一、“江淮行钞废钱”的实施

蒙古灭金前后，为蒙军占领的金朝旧地实际上主要由汉人世侯治理。不少势力强大的汉人世侯，在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延续金朝故事，在辖区内发行各种钞券，并作为货币流通。宪宗元年(1251年)史楫“立银钞相权法”，确立了以白银为价值基准发行纸币的政策。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推广、完善“银钞相权”法，统一发行以金银作为价值保证的中统钞，用中统钞替代了各地分别发行的地方性纸币。蒙元以银为本、行用纸币、禁银流通的货币政策全面确立[1](P125)。

此后，中统钞流通的地域范围，随着蒙军征战的推进已有所扩大。蒙军从南宋手中夺取四川部分地区后，中统四年(1263年)蒙古在成都置西川行枢密院，其职能之一就是管理四川“交钞”[2](卷86，《百官》二)。中统钞估计已在四川部分地区使用。尽管至元五年(1268年)蒙元军队在江淮地区全面发起攻势时，元军统帅伯颜为了减小灭宋的阻力，曾在招降宋将、占领鄂州等地时，允许继续流通南宋旧币[3](卷上，P3)、[4](卷19，《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但是，至元十二年(1275年)平宋战争胜利在望，元廷专门就如何对待南宋旧会进行了分析讨论：

伯颜帅师伐宋，既渡江，捷报日至。世祖命阿合马与姚枢、徒单公履、张文谦、陈汉归、杨诚等，议行盐、钞法于江南，及贸易药材事。阿合马奏：“枢云：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颜已尝榜谕交会不换，今亟行之，失信于民；文谦谓：可行与否，当询伯颜。”汉归及诚皆言：“以中统钞易其交会，保难之有。”世祖曰：“枢与公履，不识事机。朕尝以此问陈岩，岩亦以宋交会速宜更换。今议已定，当依汝言行之。”[2](卷205，《阿合马传》)

通过这次分析、讨论，元廷正式确定了以中统钞更换南宋交会的政策，并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至至元十七年(1280年)间切实付诸实施：

1.按照中统钞法的规定，设置银钞管理机构。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军在新占领的集庆、镇江立即“创立平准行用交钞库”[5](卷6，《官守志》)、[6](卷13，《公廨》)，开始在新占领的南方地区发行纸币、买卖金银、倒换昏钞。

2.大量印发中统钞投入流通。至元十三年(1276年)先后在济宁路置宣慰司、于大名府置行户部，印造交钞，供给江南军费、贸易[2](卷9，《世祖本纪》六)。中统钞的发行量爆发式增长，当年印发量达到1419665锭，是此前3年发行量的1.88倍，差不多相当于中统钞发行以来16年的总量(1592685锭)。其中，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至元十五年(1278年)间，还在中统钞最小面额10文之下，新增印了小面额的纸币——“厘钞”，面额分别为2文、3文、5文，共3种[2](卷93，《食货》一)。

3.用中统钞兑换、回收南宋纸币。其中，在江西实行茶叶专卖，并按照中统钞1贯兑换南宋会子50贯的标准，收兑南宋纸币[2](卷94，《食货》二)。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元朝正式宣布不再使用南宋纸币[7](P799)后，至元十六年(1279年)中统钞的发行量相应降到了80万锭。

值得注意的是，元朝平宋前，南宋辖区还广泛流通铜钱。对此，元廷也采取了确定中统钞兑换铜钱的比价、以钞收兑铜钱的政策。程钜夫回顾元朝统一之初的货币政策时曾说，南宋旧地“初归附时，许用铜钱，当时每钞一贯，准铜钱四贯”[8](卷10，《江南买卖细微宜许用铜钱或多置零钞》)。方回《绍兴路嵊县尹佘公道爱碑》中还提到，世祖时曾明确规定，民间缴纳赋税3贯铜钱可计算为1贯中统钞[9](P7294)。但元廷很快发现，铜钱“虽畸零使用便于细民，然壅害钞法，深妨国计”[10](卷67，郑介夫《太平策》)。于是，至元十四年(1277年)四月“丙戌，禁江南行用铜钱”[2](卷9，《世祖本纪》六)，从法律上取缔了铜钱的货币地位。至元十七年(1280年)正月丙辰，元廷“诏括江淮铜及铜钱铜器。”[2](卷11，《世祖本纪》八)程钜夫估计，在元廷对私藏铜钱者治以重罪的高压政策下，“括”钱政策的实施，从民间收缴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的铜钱，藏之官府，废而不用[8](卷10,《江南买卖细微宜许用铜钱或多置零钞》)。铜钱对行用中统钞的“壅害”程度已明显降低。

至元十六年(1279年)陆秀夫负南宋最后一名皇帝投海，南宋彻底灭亡。次年元兵先后击败江西、四川、福建等地南宋残余军事力量和反元力量，全面完成了对南方的军事征服。于是，至元十七年(1280年)六月戊戌，元廷正式宣布“江淮等处颁行钞法，废宋铜钱”[2](卷11，《世祖本纪》八)。伴随着元朝统一南方军事行动的完成，元朝单一流通纸币的货币政策，已同步推行到了南方。

然而，中统钞法在南宋旧地推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货币危机：

1.中统钞流通不畅。在元朝明确停止南宋楮币流通后两个月，中书省接到报告，商人“不肯接使”仍可流通的纸币，并将其退回倒换新纸币。甚至“各处平准行用钞库所倒昏钞，尽是贯伯分明、堪以行使宝钞”[7](P769)。元廷不得不发出公告，对不接受可流通纸币者治罪，禁止兑换机构接受可行使的旧钞兑换新钞[11](P424)。

2.纸币持续贬值，物价大幅度上涨。至元十五年(1278年)永年县雇人运输费用从每千斤百里中统钞1.3钱，增加到1.95钱[7](P1068)，上涨50%。胡祇遹对照中统钞初行时期“一贯买绢一匹，钞五六十文买丝一两，米石钞六七伯文，麦石钞五六伯文，布一端钞四五伯文”的物价水平，认为“近年以来价增六七倍，渐至十倍，以至诸物及佣工之价直，亦莫不然”[12](卷22，《宝钞法》)。

3.买卖金银、调节纸币币值的机构——平准行用库，白银入少出多，难以发挥平准钞价的作用。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月，元廷对各地平准库从至元十三年(1276年)以来的收支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核查。发现平准库买入金银不多，储备很少，而且存在平准库低价将金银卖出，从中牟利的情况[7](P775)。

显然，元朝平宋过程中即已开始施行的以中统钞替代南宋旧币的货币政策，除收兑南宋旧会顺利进行外，对铜钱的兑、禁、括、废，步履维艰。而收兑白银、以银为本、行用纸币的“中统钞法”，则不仅没能如期收兑到足够的白银，而且还遭遇到了严重的纸币贬值。

二、元廷的“禁银”与“救钞”

对于平宋后出现的上述问题，元廷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间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努力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继续维持和挽救钞法。

首先，从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始，元朝纸币的发行量大幅度减少。至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三年累计印发1909968锭，平均每年仅63万锭，只相当于至元十三至十八年5年平均数1080605锭的58.9%[2](卷93，《食货志》一)。

同时，加强对白银的集中管理，严禁白银流通。至元十九年(1282年)五月至十月，元廷强制清理、追征平准库流失的白银，将各地平准库中的金银集中运往大都。并紧急颁布《整治钞法条画》9条，要求各地严厉打击民间白银流通，强制民间白银入平准库兑换纸币[2](卷12，《世祖本纪》九)、[7](P769～771)。在《整治钞法条画》的9条规定中，有7条完全针对白银入库问题，不仅反复申明严禁民间买卖金银，而且对金银器加工者、金银使用者、钞库管理金银、金银倒换中统钞的各种情况，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特别是第三条列出专条，鼓励民间参与了非法金银买卖的双方，在完成交易后互相告发。告者不仅免罪，还可以取得与买卖金银等值的钞及从向对方征收的罚金中得到1锭钞的奖励。

与《整治钞法条画》同时发布的《倒换金银价例》，详细规定了不同名称、成色的白银和黄金的入库价和出库价。再一次以全面公告官府银钞兑换价的方式，重申了以银为价值标准、单一流通纸币的政策。

然而，这次严厉的禁银、兑银措施，却仍旧没收到预期效果。至元二十年(1283年)、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朝又先后两次发布严格禁止民间交易使用金银的禁令[2](卷12，《世祖本纪》九)，并“敕中书省整治钞法，定金银价，禁私自回易，官吏奉行不虔者罪之”[2](卷13，《世祖本纪》十)。

可是，元廷两年内连续3次维持中统钞法的举措，仍没能奏效。特别是至元十九年(1282年)整治钞法时，元廷把各地平准库金银集中运往大都的做法，还引起了市场秩序的混乱和恐慌[13](卷88)、[12](卷22)，一度加剧了中统钞的贬值。连续3年抑制通货膨胀、维持单一纸币流通的努力，并没有抑制住纸币持续贬值的势头。至元十九年(1282年)耶律铸等以致人死亡赔偿的烧埋银50两折征钞2锭太轻，请求改为折钞4锭[2](卷12，《世祖本纪》九)，意味着此时银价至少上涨了2倍。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中书省又奏称：专卖盐引定价仍旧为15两中统钞，但实际价格已上涨到了80贯(40两)，京师的售价更高达120贯(60两)[2](卷205，《卢世荣传》)。以中统钞计算的盐价，更翻了数番。

在元朝历时3年的努力仍不见成效的情况下，忽必烈任命卢世荣为丞相，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发布诏令，按卢世荣提出的方案“救钞”[2](卷205，《卢世荣传》；卷13，《世祖本纪》十)：

1.世祖下诏称：“金银系民间通行之物。自立平准库，禁百姓私相买卖。今后听民间从便交易。”

2.“依汉、唐故事，括铜铸至元钱，及制绫券，与钞参行。”二月壬戌，“用卢世荣言……诏天下拘收铜钱”；八月戊辰，“敕拘铜钱，余铜器听民仍用”。

同时，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印造中统钞2043080锭[2](卷93，《食货》一)，是上一年度629904锭的3.24倍，比此前3年印造合计数1909968锭，还多133112锭。

显而易见，卢世荣的办法实际宣告了至元十二年(1275年)以来在南宋旧地推行单一纸币流通政策的失败。新的货币政策已不是“救钞”，而是“废钞”：在把没有白银作为价值保证的中统钞的印数增加3倍多的同时，不再由官方确定固定的银钞兑换价；承认民间白银合法的货币地位，允许自由流通；恢复铜钱的货币地位并由元廷括铜铸钱、拘收铜钱。从《元史》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禁止携带金银铜钱出海贸易[2](卷14，《世祖本纪》十一)的记载来看，似乎铜钱的铸行政策至少持续了半年以上。元廷实际上背弃了“中统钞法”，宣告了10年来以中统钞替代南宋银钱政策的失败。

三、“江淮行钞废钱”与中统钞的贬值

从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式决定以中统钞收兑南宋交会，至元十七年(1280年)江淮行钞废钱，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厉行禁银，再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承认白银、恢复铸钱，元廷以中统钞替代南宋旧币的政策，在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中，受到严重挫折。剧烈而持续的纸币贬值，甚至足以使元廷以“救钞”之名，行“废钞”之实。元廷“行钞废钱”货币替代政策的施行，与中统钞贬值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显然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在讨论货币替代与元钞贬值的关系前，有必要先就元朝这一时期纸币发行量与纸币贬值的关系作一些具体分析。从元朝纸币发行量来看，至元十三年(1276年)确曾高达140万锭，但这显然与元朝取得南宋辖区的土地、人口有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此后至元十四年至至元十八年间，元钞印行量已减少为平均每年101.3万锭，接下来的至元十九年至至元二十二年，5年平均发行量更减少到63万锭，只相当于前4年年平均发行量的58%，相当于至元十三年一年的45%。也就是说，从至元十三年后，元朝纸币发行量与中统钞币值的关系，呈现出发行量成倍减少、币值持续贬值的负相关关系。纸币发行量过大，显然不是导致纸币持续贬值的主要原因。甚至我们不能用至元十三年发行量过大、但纸币贬值时间滞后来解释。因为到至元二十一年时，至元十三年发行的纸币已流通了8年，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回收、损毁，不再流通了。

反之，从单一纸币替代白银、铜钱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却有着密切联系。元朝以中统钞收兑铜钱，已明显遇到了阻力，因而不得不采取了兑、禁、括、废等强制措施；在南方新设置平准库买卖金银、发行和倒换昏钞，买入的白银不多，却有相当一部分被盗卖出库。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廷不断强化禁银政策，可民间的白银却没有因此而减少。至元二十年(1283年)绍兴五夫市长庆寺为铸造大钟裒集经费时，不仅有人捐助中统钞，有近百人捐助了铜，还有一位名为李三的人捐助了白银三斤[9](P7275)。

显然，铜钱与白银继续大量保留在民间，甚至仍在市场上流通，在价值转移、支付、贮藏等领域继续使用，必然严重挤占了纸币流通的空间，直接导致纸币贬值。而在银、钱与纸币比价背离的情况下，元朝严厉禁止白银、铜钱流通的措施，更进一步拉大白银、铜钱与纸币的比价，加剧了纸币的贬值。因为民间如果用金银到平准库兑换中统钞，仍旧只能按银1两兑中统钞2贯的比价兑换；反之用中统钞到平准库买银，却只须付2贯中统钞，平准库就应当支付1两白银。两相比较，如果元廷坚持用白银收兑中统钞、平准钞价的话，库藏的白银不用几天就面临告罄的危险。也正因为如此，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朝不得不一度放弃单一流通纸币的政策，改而承认白银与铜钱的货币地位，允许白银流通，恢复铸造和使用铜钱。

也就是说，在元朝占领南方之初，实行了以中统钞替代白银、铜钱的政策，可中统钞却遭遇到了白银与铜钱的反替代，陷入了不断贬值的尴尬境地。特别是至元十九年(1282年)后，尽管元朝已大幅度减少了纸币发行量，但白银、铜钱对纸币的反替代却愈演愈烈，继续加剧了纸币的贬值。元朝历史上的纸币贬值与通货膨胀，显然已不能单纯归因于盲目滥发纸币。

四、“江淮行钞废钱”与南北银钱比价问题

截止至元十三年(1276年)，中统钞法在北方已确立、实行了整整15年。王恽曾称：中统钞在初行的10多年间，不仅平准库“银本常足不动”，而且卖出中统钞能够“倒到金银”，保持“百货价平”[15](卷80，《中堂纪事》)。可中统钞法推行到了南方，元廷用中统钞替代南宋银钱，却遭到银钱反替代，并由此招致纸币贬值、物价持续上涨。两相对比，元廷在南方推行货币替代政策的失败，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探究。

追寻元朝平宋之际银钱对中统钞反替代的原因，我们首先发现，元廷在实行货币替代政策时，收兑铜钱的比价存在严重问题。前揭程钜夫、方回提供的两条材料，说明元朝用中统钞替代铜钱时的作价为一贯中统钞准铜钱3～4贯，这显然严重贬损了铜钱的价值。这一比价不仅违背了中统钞面额1贯与铜钱1贯的名义价值对等关系，而且按2贯中统钞兑银1两、南宋银1两兑铜钱3300文的等值关系换算，1贯中统钞充其量只能兑铜钱1650文。持有南宋旧钱的人，当然不可能甘愿按元廷的比价兑换。元廷替代铜钱的政策，即使采取了“禁”、“括”、“废”等强制措施，也只能暂时收到一定效果。应该说，元廷严重贬损铜钱价值，是导致纸币替代铜钱失败的直接原因。

但值得注意的是，元廷收兑铜钱时的不合理比价，却尚不足以解释白银对中统钞的反替代，更难以解释南宋旧钱半数以上已“括”入官之后，仍旧持续加剧的通货膨胀。而从当时市场发展与南北银钱比价的差异来看，或许我们能够找到更深层次的原因。

蒙古灭金、占领黄淮流域前，传统中国市场形成了3个主要的区域市场：以黄淮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长江下游为中心的江南市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蜀市场。在这3个区域市场之间联系紧密，共同使用白银作为货币流通；同时，3个区域市场内部联系更为紧密，并且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区域性价值体系，铜钱和铁钱作为区域性价值体系的代表，主要在区域内的市场上流通。特别重要的是，南北两个区域市场上虽然都流通铜钱和白银，但两个市场上的银钱比价却不同。在北方市场上，白银1两兑铜钱2000文，而在江南则可兑铜钱3300文[16](P373、P198～201)。

中统元年(1260年)蒙古帝国发行中统钞，是在金朝贞祐三年(1215年)四月已明令“罢铜钱，专用交钞、银货”[17](卷46，《食货》一)35年后，以北方市场上传统的银钱比价为依据，把铜钱计价单位与白银称量单位统一起来，发行的以贯文为单位、与白银重量相联系的纸币。并同时明确规定：“诸路通行中统元宝，街下买卖金银、丝绢、段匹、斛斗一切诸物，每一贯同钞一两、每两贯同白银一两行用，永为定例，并无添减。”[15](卷80，《中堂纪事》)在北方市场上，由于中统钞只在形式上保留了铜钱的贯文单位，所以币值可以不受铜钱以及银铜两种金属供求关系的影响，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可是，作为北方价值体系代表的中统钞，在直接面向新占领的南宋旧地发行时，不仅遇到了市场上实际流通的铜钱、白银，而且遇到了与北方不一致的银钱比价，不可避免地面临严重的价值关系矛盾：

对元朝在南方新设的平准库来说，买入1两白银，只能按中统钞法的规定付给纸币2贯。可对持有白银的宋人来说，面额为2贯的纸币，其价值是不可能超过2贯铜钱的。按南宋白银1两兑铜钱3300文的传统比价，付出1两白银，至少应该兑到面额为3贯300文的纸币。元廷行之已久的银钞买卖价，在宋人看来却显属不公。他们当然更愿意持有、使用由自身金属价值保证的白银，甚至宁可用银兑钱，而不愿用银兑钞。元廷新设的平准库自然难以收兑到预期的白银。

再结合元朝政府规定的中统钞收兑铜钱比价来看，在宋人以钱兑中统钞面临铜钱贬损太大的情况下，如果改按3300文兑银1两的比价以钱兑银，则1贯铜钱也能兑到0.6两白银，至少相当于中统钞1贯200文。两相比较，持有铜钱的宋人当然也不愿直接以钱兑钞，而是更宁愿以钱兑银，争相持有白银。

显然，元廷按北方传统银钱比价在南宋旧地行钞废钱，推行中统钞法，与南宋传统银钱比价发生了尖锐冲突。而持有银钱的宋人，按南方银钱比价权衡中统钞的价值，当然拒斥元钞，千方百计藏银藏钱。中统钞在遭到市场拒斥、且难以获得白银的价值支撑的情况下，必然陷入不断贬值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此外，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至元十五年(1278年)间，元廷一度发行了面额为5文、3文、2文的“厘钞”[2](卷93，《食货》一)，其初衷最大的可能是用来收兑南宋铜钱，或克服中统钞不便于10文以下的零星交易和找零的问题。可是，厘钞的发行更面临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并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南北价值体系的差异，对中统钞形成的严峻挑战：

1.厘钞以白银实际使用中最小的单位“厘”(宋元时期秤量白银的戥秤，实际有效称量的最小单位为1厘)为起点，按北方银钱比价把面额定为2文。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3文、5文均无法与相应的白银量等值。其中，5文钞虽然为2文钞的2.5倍，其尾数对应的是实际难以称量的0.5厘白银；而3文钞对应的白银量，却是一个无法整除的无限循环小数。

2.厘钞2、3、5文面额，实际价值又不与2、3、5文铜钱等值。如果按1贯钞兑铜钱3～4贯的比价，最小单位2文对应的是6～8文铜钱，仍旧不能与铜钱的最小单位1文直接兑换；如果按2文厘钞兑银1厘，再按南宋银钱比价计算，则1厘银兑钱33文，这又导致33文以下的铜钱，找不到对应的厘钞。不仅如此，厘钞虽以文为单位，却又缺少最小的基本单位1文。即使按1比1的比例，厘钞也无法与铜钱建立完整的等值兑换关系。

也就是说，按北方价值体系和银钱比价发行的厘钞，在细分到最小单位后，在铜钱与白银之间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它既无法找到等值的白银，又不能与相应的铜钱等值。即使元廷不考虑印行厘钞的成本，这样的纸币也没必要继续发行了。也许正因为如此，3年后元廷主动停止了厘钞的印行。

货币流通费用最小化，是货币理论追求的理想目标之一，也是在特定区域流通单一货币的理论依据。元朝平宋过程中，在新占领区用中统钞替代南宋旧币，最终正式宣布“江淮等处行钞废钱”，与此并行不悖。然而，元廷在推行货币替代政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如何适应南北银钱比价差异及其所反映的市场统一性与差异性的问题。蒙元依托北方市场体系及相应的银钱比价，成功地在北方发行了中统钞，但用在北方成功行用的中统钞，直接替代南方银钱，却遭遇到了银钱对中统钞的反替代，引发了中统钞持续大幅度贬值。甚至最终元廷不得不一度允许白银流通，恢复铸钱，以“救钞”之名，行“废钞”之实，江淮行钞废钱、用单一纸币替代南宋银钱楮的货币政策，不免归于失败。由此也不难看出，元朝平宋前后中统钞贬值，不能简单归因于纸币发行量过大，而与货币替代政策的失败密切相关。这既是元廷贬损铜钱价值的直接结果，更是中统钞难以适应当时中国南北银钱比价差异，被代表不同价值体系的铜钱、白银及南北银钱比价差异撕裂的结果。元朝平宋后，在辖区内流通同一种货币的愿望，与元朝辖区市场发展的实际之间，还有不小差距。

注释：

①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全汉昇《元代的纸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5本，1948年)；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舒正方《元代的中统、至元二钞》(《经济·社会》，1992年第4期)；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马飞海、叶世昌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5)：元明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李幹《元代民族经济史》(民族出版社，2010年)；等。笔者所见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有：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见刘文俊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岩村忍《元代纸币通货膨胀——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东方学报》，京都，34，1964年)；爱宕松男、寺田隆信《蒙古和大明帝国》(讲谈社学术文库，1998年)；等等。

②高桥弘臣在《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上海世纪出版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元朝在旧南宋领的货币政策》(《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编4》，1998年)中认为：至今未见到有学者将南宋时代纳入元代货币史研究视野。他专篇考察了南宋货币政策，阐述了南宋时“可以看到已出现了可称为接受元朝货币政策之基础的状况”，指出了江南地区在被元军占领后，既有接受元朝货币政策的一面，也有妨碍其实施的一面。特别是民间仍有大量铜钱、元朝对江南统治脆弱、民间小面额纸币不足，导致了元朝货币政策难以在江南彻底推行。高桥弘臣重点阐述了从宋到元纸币制度的延续性。

参考文献：

[1]王文成.蒙古灭金前后的市场发展与白银使用[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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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敏中.平宋录[A].丛书集成初编[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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