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众所周知,苏轼的一生中几经官场浮沉、大起大落。 他21岁中举,22岁进士及第,一举名震京城。兼之其文采风流深受名士欧阳修的赏识,可谓春风得意。 然而,正当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准备大展拳脚,一施政治抱负之际,他却又接连遭遇母丧、妻死、父亡。 情感上的哀痛自不必说,仕途上又一度陷入了奔丧、守丧、还朝……这样的循环当中。 到他34岁时回到京师后,却发现朝堂之上的境遇和他当初离开时已经很不一样,政治斗争一波一波绵延不绝。而王安石兴起的革新变法令他难以接受,于是只好自请外放,到偏隅之地为官。 好在他这人是天生的乐天派,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窘迫他总能一笑置之,豁达得不行。 转眼到45岁时,他却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乌台诗案”,并因此身陷囹圄、差点掉脑袋,幸好有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不杀士大夫的祖制才逃过一劫,第一次被贬至黄州。 02五年后,王安石一党遭到打压,新党崛起。 年已50岁的苏轼被重新起用,并且升职就跟坐火箭似的,连升了好几级。 从元祐元年到元祐八年之间,苏轼从起居舍人升至中书舍人,到翰林学士、龙图阁大学士……最后升任礼部尚书,官居一品。 可是回朝之后,因司马光等人对旧党的打压太严重,苏轼表示实在看不过去,说王安石一党的新法其实也没那么差,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此举引起了新党的不满。 绍圣元年,苏轼第二次遭贬谪至广东惠州,时年59岁。 在此之前的一年,苏轼的前妻的堂妹,也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去世了。 更悲催的是,在苏轼被贬惠州的两年后,一直贴身照顾他的侍妾、他生命中最珍视的红颜知己王朝云也病死了。 从此,他再没有娶妻。 03绍圣四年,又因为政治上的纷争,62岁的苏轼被贬谪到当时的蛮荒之地——海南岛儋州。 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对罪臣犯官极大的惩罚,其严重程度仅次于满门抄斩。 元符三年五月,宋徽宗即位后,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得以复任朝奉郎,年底度岭北归。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北归途中,当时苏轼已经66岁了,在那时已属高龄;况且又是从瘴疠之地的海南回来,其身早已染上瘴毒;加上一年以来旅途劳碌、作息不稳,终于一病不起。 他预感自己快要行将就木了,强撑病体给弟弟苏辙写信嘱咐道: 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 04苏轼的好友钱世雄、径山寺长老维琳都十分担心他的病体,经常过来探望他,可惜此时的苏轼已经病入膏肓,康复无望。 苏轼弥留之际,视听衰微,正是维琳在他耳畔大喊:“端明宜勿忘西方!” 告诫他现在要想着来生。 苏轼其时已呼吸气短,喃喃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表示西方也许是有的,但是空想着前往,又有何用? 钱世雄也大声说道:“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意在劝慰他,都现在这个时候了,你最好应该这样想啊。 苏轼最后只答了4字:“着力即差!” 意思是这件事不能刻意为之,如果勉强去想,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4字正是他的道教道理: 人生的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于不知善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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