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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端被视之为明代理学的开端，而刘宗周把他看得更高，《明儒学案》中录有刘评价曹的这样一段话：“先生之学，不由师传，特从古册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于造化之理，而以月川体其传，反而求之吾心，即心是极，即心之动静是阴阳，即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变化，而一以事心为入道之路，故其见虽澈而不玄，学愈精而不杂，虽谓先生为今之濂溪可也。” 刘宗周说曹端的学问没有失传，就是在大量翻阅古人著述时而得到的感悟，其感悟之高让刘宗周觉得这位曹端几乎可以跟理学的开创之人——周敦颐相仿佛。这句评语足够高大。 而《四库全书总目》提到曹端时则称：“明初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为最，而端又开二人之先。”四库馆臣称明初的三位理学家——曹端、胡居仁和薛瑄是纯儒，同时又说，这三人中开风气之先者是曹端。 从个人履历来看，曹端天生就是搞理学的料，《明史·儒林传》中是这样介绍曹端年轻时的所为：“五岁见《河图》、《洛书》，即画地以质之父。及长，专心性理。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叹曰：‘道在是矣。’笃志研究，坐下著足处，两砖皆穿。” 曹端在5岁时看到了河图洛书，而后就向父亲请教这种图的奥妙，等他长大之后，专读宋代理学家的名著，他认为天地间的奥妙都被理学所涵盖，于是他就认真研究相关著述，写字台下面的地砖竟然都被他的两脚磨出了大坑。 曹端墓碑 对于这段《明史》上的这段记载，相比较而言，不如查继佐所撰《明书》为详：“五岁随父归，一老人出见《河图洛书》。还，画地质父，父异之，乃命端学。十岁通《孝经》、《论》、《孟》、《学》、《庸》诸书，十一读《尚书》，十二读《诗》，十三读《礼记》，十四读《周易》，十五读《春秋》，十六尽读《通鉴纲目》、《周礼》、《仪礼》、诸子百家书。” 从年龄上讲，《明史》和《明书》相同，起始时间都是从曹端5岁开始，但《明史》上没有说曹端从哪里见到了河图洛书，而《明书》中则是说是一位老人拿给他看者，不知这位神秘老人何以有一双慧眼能够看得出这个5岁的小孩将来会是理学的重要传人。 《明书》上说曹端回家之后就向父亲请教河图洛书所包含的宏大思想，于是父亲也觉得这个儿子有可能是块好材料，于是就在这方面教他如何入门。《明书》中则详列出了曹端从10岁到16岁，每年都读了哪些儒学的高头讲章。 读到这段排比句，特别让我联想到了《孔雀东南飞》上的“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当然，罗敷是女流，而曹端是具有潜质的理学大家，他当然对这些生活琐事不感兴趣，他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儒学经典的研读上，从理学观念上来看，曹端遵奉的仍然是程、朱理学，陈来在《宋明理学》一书中称：“曹端继承了朱熹的思想，认为‘太极’就是‘理’。他说：‘太极，理之别名耳，天道之立，实理所为；理学之源，实天所出。’” 但从传承而言，曹端仍然是从周敦颐的观念来下手，比如他也探讨孔、颜乐处，《明史》中录有曹端这样的话：“孔、颜之乐仁也，孔子安仁而乐在其中，颜渊不违仁而不改其乐，程子令人自得之。”在这里，曹端的结论是：孔子和颜回乐的是仁。 然而《明儒学案》卷四十四《诸儒学案上二》，所录曹端的原话与《明史》上有字句上的差异：“孔、颜之乐者，仁也，非是乐这仁。仁中自有其乐耳。且孔子安仁而乐在其中，颜子不违仁而不改其乐。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乐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乐也。不违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乐者，守之之乐也。《语》曰‘仁者不忧’，不忧非乐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说破，欲学者自得之。” 关于孔、颜所乐何事，是理学的著名命题，最早提出者乃是周敦颐。在这里，我再把周敦颐《通书》中的这段原文引用一遍：“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 这一带的地势高于四围 周敦颐的这句话是用反问式的说法提出来：颜回那么穷，为什么还那么快乐？而后周敦颐说：颜子是见其大而忘其小，但颜子究竟乐的是什么内容，周敦颐没有给出答案。而后的二程也继承了这个著名的命题，他们也拿此话来问弟子，虽然弟子有这样那样的答案，但二程也没有公布出标准答案是什么。 而李书增、岑青等主编的《中国明代哲学》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个著名的疑问：“至于‘孔颜乐处’究竟在什么地方，‘所乐’的究竟是什么，什么是‘至贵、至富’，周敦颐在《通书》中也没有说清楚。这实际上是要人们安贫乐道，学‘颜回所好之学’，富贵‘不爱不求’；贫贱‘不改其乐’，安于现状，而不反抗。无所企求，不要改革。”而曹端把孔、颜所乐者视之为仁，对此，陈来先生在《宋明理学》中评价到：“曹端把孔颜之乐解释为仁中自有之乐，是合乎程颢《识仁篇》的思想的，与程颐反对把乐理解为对于某一对象的乐也是一致的。” 陈来认为，曹端把孔、颜之乐解释为仁，是符合了传统的程、朱观念，并且曹端的这个符合可以说是给出了理学史上这个著名问题的明确答案，而这个答案有着很高的价值在：“‘求孔颜乐处’本来是道学创立初期用来与辞章训诂之学相对立的口号，表示人的学问应当摆脱浮华文辞与烦琐训诂，追求精神的自由与发展。但是，就儒家文化的终极取向来看，‘乐’并不是儒者精神发展的目的，乐只是儒者达到最高人格境界（仁）而自然具有的内心状态之一。仁可以包括乐，但乐却无法包容仁。若把精神的和乐愉悦当做人生全部精神发展的唯一目的，就仍然预设了一种追求自佚的动机，与追求感性快乐的快乐主义在终极取向上仍不能完全划清界限，也无法与佛家、道家划清界限，从这个方面看，曹端坚持仁的本源性，坚持仁是儒学的最高的完满的境界，是符合儒学传统的。”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者，那就是曹端坚定地认为：一个“理”字可以涵盖宇宙的一切。《通书述解》卷下中记录了曹端所说的如下结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人物得之而为人物，鬼神得之而为鬼神。吾圣人之道，则合高厚而为一，通幽明而无间，语其目之大者则曰三纲五常。而其大要不曰中则曰敬，不曰仁则曰诚。言不同而理则一。” 曹端认为，充斥在宇宙间的就是一个“理”字，俗话所说的“三才”——天、地、人，如果得到了这个“理”字，就能体现出真正的本来面目；除了“三才”，鬼神得到了，也同样能够成为真正的鬼神。而后他在这段话中又讲出了遵奉理学的要则，就是敬和诚。 新修了一段可以登上的台阶 对于“敬”字，曹端最为讲求，他曾说：“吾辈做事，件件不离一‘敬’字，自无大差失。”曹端认为，如果按照“敬”字来做事，就不会出什么大差错。 而黄宗羲对曹端所强调的“敬”字最为推崇，其在《明儒学案》中评价到：“先生以力行为主，守之甚确，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于外者，盖立基于敬，体验于无欲。其言‘事事都于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门的大路’，诚哉！所谓有本之学也。” 虽然曹端对宋代大儒有着膜拜式的推崇，但有些问题上，他也有着自己的见解，比如他对《太极图说》有解释。从表现看，曹端的基本思路是叙述了朱熹的观念，但是关于太极是否有动静这个问题，他却跟朱熹的观念相佐，他的这段著名论述出自其所撰的《辩戾》一文： 先贤之解《太极图说》，固将以发明周子之微奥，用释后生之疑惑矣。斯而有人各一说焉，有一人之说而自相龃龉者焉，且周子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则阴阳之生，由乎太极之动静。而朱子之解，极明备矣，其曰‘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尤不异焉。及观《语录》，却谓‘太极不自会动静，乘阴阳之动静而有动静耳’，遂谓‘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与之一出一入’，以喻气之一动一静而理亦与之一动一静。若然，则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化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贵哉？今使活人乘马，则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驭之何如耳。活理亦然。 曹端的这段论述在后世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他在这段话的前半段复述了朱熹的观点，他赞赏朱子所言确实很完备，然而他在读到朱熹的《朱子语类》时，又发现朱熹对于《太极图说》的叙述却跟以往相反。朱熹在《语类》中做了个比喻：“理”乘着“气”，就如同人骑着马，马如何行动，在马上的人也跟着同样地有行动。而后得出的结论，则是“气”的动静与“理”的动静相同。 针对朱子的这段比喻，曹端提出了个疑问，如果骑在马上的是个死人，那“理”不也就成了“死理”了吗？如果是活人骑马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能够主动地驾驭马的前进或者停止，而死人就不可能，因此说，如果“理”和“气”的关系用人骑马来形容，那应当区分出是活人骑还是死人骑，因为这两者关系很大，而朱熹却没有将两者区分开来。 新塑的曹端像 因此，曹端认为朱熹的这个比喻有问题，为此曹端得出的这个结论被陈来先生评价为：“曹端这个思想就理学史来说是有其理由的。二程把理规定为气之动静的所以然，这种内在地支配气之运动的理，并不是死理，而就朱熹在论太极动静时用的‘乘载’观念而言，并不能反映出理或太极作为气之动静的所以然的思想，因而曹端的这种修正对朱熹理论上的问题是有所见的。” 曹端所言这段话在后世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王蕾在其所著《养性理而务躬行——明初理学巨擘曹端思想研究》一书中，专门用一个章节来论述历代学者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比如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说：“曹端（号月川）见出濂溪之意实是‘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之生由乎太极之动静’，此是也，但以为朱子之注语亦是‘明备’而‘不异’乎此，则非是。彼不解朱子注语之背景。至于彼以为濂溪所言之太极是‘活理’，是也，但以为朱子注语所说之太极亦是活理，至《语录》才成死理，则非是。此关涉到一最根本之问题，即对于道体本身之体会是也。” 牟宗三以二分法来评价曹端的这段论述，他首先认这曹端的观念是本自周敦颐的原意。但曹端却怀疑朱熹的注语，牟认为这正是曹端的问题所在。牟认为曹误会了朱子注语的背景，所以，曹端的这句话其实是没能理解朱熹的原意。 而钱穆先生也认为曹端的这句话是误读了朱熹的《太极论》，钱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中说：“朱子乘马之喻，特谓理必载于气，气必载理而行，月川看呆了，遂有死人乘活马之疑。因疑此理亦是死理。但朱子言理气，主要在言宇宙自然界，故有理弱气强之说，若使宇宙自然界，理之乘气，亦如活人乘马，出入行止徐疾，一由乎理之驭之，则此宇宙自然，当已一切尽美尽善，更何待乎人之赞育？老子言道生一，庄子言道在太极之先。正贵天道自然，不烦再有人为。天地人生只是一气之化，而此此便是道，正因有活理驭之也。朱子则谓天下未有无理之气，而理却不曾造作，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而气又必不违乎理。故理与气，必当合而观，又当离而观无极而太极，此太极指理。太极动而生阳，此太极乃是指气。故曰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也。” 钱先生认为，朱熹的那段比喻重点是讲：“气”载着“理”，而朱子在这里所说的“理”、“气”关系，重点讲的是宇宙法则，所以这没有“活理”和“死理”的问题，因为朱子所讲都是“活理”。 曹端为何要强调朱子比喻的人和马的关系问题？其实更深层的意思则是要讲解“理”、“气”的关系问题，因为“理”与“气”是一体者还是可以两分者，这也是理学的一个重大议题。那么，曹端思想中的“理”、“气”关系是一体还是两分？对此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钱穆先生认为曹端的观念是“理”、“气”一体，钱先生说：“月川所疑，盖因过分看重了理气之合而为一，而不曾细看得理气之可离而为二也。” 钱先生认为，曹端之所以怀疑朱子的所言，就是因为朱子过分地看重“理”、“气”合一，而朱子的比喻恰恰说明了“理”、“气”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为二。为此，唐宇元在《论明初曹端的理学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说：“曹端与朱熹虽然都承认理是绝对的，是哲学的最高范畴，这可以说，曹端还是以理为绝对的理学家。但就理的本身来说，曹端与朱熹是扦格的。朱谓理是万物的极致、准则，是万物变化的所以，而曹端说的理，是同气‘浑融’、‘未尝有异’，是为一体，故这个理的内涵外延，同朱熹说的理也就不尽一致。” 唐先生认为，曹端的问题就是把“理”看得太绝对了，而朱子虽然也认为“理”是绝对的，但朱子同时认为“理”是可以变化的，然而曹端虽然不承认这一点，这也正是曹跟朱的观点有差异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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