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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殷墟的发掘以及甲骨文所记载的史实，商朝的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高峰，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石器、玉器、骨器、铜器等都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商朝人发明了原始的瓷器，当时的白陶工艺水平最高。白陶是把高岭土烧制达到一千摄氏度以上高温制成的，质地洁白细腻，花纹刻镂精美。
商代的玉器不仅美观，而且形状各异，有双龙相接的圆形，有呈双鱼相对的半圆形，还有的雕成人面、兽头、虎、象、兔、鸟、蛙、蝉、鱼等形状，姿态生动活泼。在河南安阳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的墓葬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了六百余件玉、石器和三件高达三四十厘米的象牙雕刻品，集中反映了商代高超的工艺水平。象牙杯是其中的代表作。其中的圆雕玉人，是所有装饰品中最精美的一件。这些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器体现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
在殷墟时出土的青铜器，总数有几千件之多。商代的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常见的有：鼎、鬲、甗、彝、尊、爵等等，还有乐器、兵器和车马饰。这些青铜器的形式花纹非常精巧，有许多是精美的艺术品。一九三九年由河南安阳武官村农民发掘的商代最大的青铜容器司母戊鼎，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因为在其鼎腹内壁上铸有「司母戊」三个铭文，故而得名。
它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重达八百七十五公斤，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鼎高一点三二米，长一点一米，宽八十厘米，器形雄伟。依照当时的生产水平，铸造这样一个巨型的青铜器，需要二、三百个熟练工匠分工合作才能铸成，而且技术十分复杂。司母戊鼎的铸造不仅代表了商代冶铸技术的高度发展，也说明商代青铜铸造业规模宏大、组织严密、分工细致。
商代的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并用年终置闺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依据卜辞所记，殷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而把太阳历与太阴历相参差的天数合并到一月时，就在这一年的年终增加一个十三月，叫做「归余于终」，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端。它为中国传统历法奠定了基础。商代继承了重视天象观测的传统，殷墟卜辞就有不少关于天象的记录，其中有对日食、月食的记录，对恒星也有一定的认识。特别重要的，卜辞中还有世界最早的新星观测记录。
根据甲骨文，可知早在商代就有对人体体表部位的记载，如：首、面、目、口、鼻、眉、耳、手、肘、肱、臂、足、胫、膝、趾、项、脊、腹、臀等；也有根据人体不同部位产生的生理功能而定名的，如孕、娩、乳、尿、血等。但对人体内部的脏腑组织记载不多，只有「心」字。
而在甲骨文记载的疾病约有二十多种，其中大多是按照人体的体表部位来区分的，如疾首（头病）、疾目（眼病）、疾耳（耳病）、疾口（口病）、疾齿（齿病），疾舌（舌病）、疾自（鼻病）、疾项（项病）、疾手（手病）、疾肘（肘病）、疾肱（肱病）、疾身（腹病）、疾尿（尿病）、疾足（足病）、疾膝（膝病）、疾胫（胫病）、疾止（趾病）、疾育（产科病）、疾子（小儿病）等。甲骨文中记载的疾病也有一些是根据疾病的主要特征得名的，如「疾言」，即说话困难或发音嘶哑；「疥」，是因易于结痂而得名；「蛊」，表示腹中有寄生虫；「龋」，为虫蛀牙齿。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涉及到五官科疾病、内科疾病、外科疾病、妇产科疾病、小儿科疾病。此外，甲骨文中还有「疾年」、「雨疾」、「降疾」的记载。疾年指多病之年，雨疾、降疾指疾病的发生多如降雨，这些是关于流行性传染病的最早记录。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商朝已出现针刺、按摩、接骨、拔牙以及药物治疗等治病方法。
不仅如此，商朝对于数学的研究也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与此同时,殷人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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