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入蜀记》引据诗文的价值

芸斋窗下 201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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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不仅是古今交通要道，也是文学的黄金水道，许多文人墨客宦游长江及沿岸地区，留下诸多传世佳作和历史遗迹。“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乾道六年（1170），陆游自山阴赴夔州通判任，闰五月十八日出发，经运河、长江，十月二十七日到达夔州，历时160日。陆游此行从容，能够遍览沿途风景名胜、风土人情，将沿途经历见闻逐日记录下来，写成著名的《入蜀记》，另有50余首诗歌。《入蜀记》叙写江山胜迹、交游应酬，还载录了不少相关文学作品。据初步统计，《入蜀记》共引用和提及40多位作者180余篇诗词文。乾道八年（1172），陆游应王炎邀请赴南郑；淳熙五年（1178）春，自成都经眉州、涪州、忠州等地顺江而下，秋抵杭州。出川途中，陆游又写下一些致意先贤的纪行感怀之作。可以说，陆游借入蜀之机，首次对长江沿岸文学作了较系统较完整的观察和思考。

　　对《入蜀记》，前人最看重的是其史地考订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曰：

　　“游本工文，故于山川风土，叙述颇为雅洁，而于考订古迹，尤所留意……其它搜寻金石，引据诗文，以参证地理者，尤不可殚数。”[1]530

　　在上文中，《四库全书总目》列举十余则“足广见闻”的考订事例。前人对《入蜀记》的文学性亦有所留意，如明人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上称陆游、范成大都是“作记妙手”，所载三峡风物，“不异丹青图画” （何宇度《益部谈资》，清抄本）。明人萧士玮《南归日录小序》称赞欧阳修《于役志》和陆游《入蜀记》，“随笔所到，如空中之雨，小大萧散，出于自然” （萧士玮《春浮园文集》，清光绪刻本）。[2]1267当代学者对《入蜀记》的文学价值及其相关诗歌的关系展开了深入探讨如莫砺锋《读陆游<入蜀记>札记》，《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吕肖奂《陆游双面形象及其诗文形态观念之复杂性――陆游入蜀诗与<入蜀记>对比解读》，《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但对其中“引据诗文”及相关评论的价值重视不够。

　　如后人所云，《入蜀记》是“极经意”之作[2]1267。陆游举家赴任，可能随身携带少量书籍陆游《旅食》：“惟恨虚捐日，无书得纵观。”《剑南诗稿校注》卷二，钱仲联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本文所引陆诗均出自此版本。，抵达夔州之后，是否修订过，晚年是否加工过，现已不可知。可以确认的是，陆游晚年仍然很重视此书，他担心《入蜀记》可能散佚不传，特别叮嘱其子陆子�y仿照欧阳修集的先例，将之编入《渭南文集》参见《陆游全集校注》第10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30页。该书将此跋文题为“溧阳刊本陆子�跋”，而跋文末署名子�y，显误。。陆游没有诗文评类的著作传世，《入蜀记》也不以谈艺论文为主，但其中谈艺论文部分仍然具有诗话之外的多方面独特价值，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究。

　　一、即景解诗的新发现

　　《文心雕龙・物色》曰：“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中国古代很多写景抒情之作往往是即景感物而发，写作于山程水驿之中。对于阅读者而言，能否身临其境，是能否正确领会其诗意、体会其精妙的关键。陆游之前，已有诗论家偶尔论及游历江山对于品评诗歌的益处。宋祁知成都，经过剑门关，发现杜甫《剑门》诗所写“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与其所见相同，称之为“剑阁实录”[3]104。苏轼《书子美云安诗》曰：“'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此老杜云安县诗也。非亲到其处，不知此诗之工。”[4]2103不到其处，不知其工；到其处，方知其工，是很多后来者的共同感受。周紫芝《竹坡诗话》记载他的亲身经历，实地体验让他突然认识到那些过去不曾注意到的杜诗妙处，“平日诵之，不见其工，唯当所见处，乃始知其为妙” 《竹坡诗话》：“余顷年游蒋山，夜上宝公塔，时天已昏黑，而月犹未出，前临大江，下视佛屋峥嵘，时闻风铃，铿然有声，忽记杜少陵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恍然如已语也。又尝独行山谷间，古木夹道交阴，唯闻子规相应木间，乃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之为佳句也。又暑中濒溪，与客纳凉时，夕阳在山，蝉声满树，观二人洗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谓“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者也。此诗平日诵之，不见其工，唯当所见处，乃始知其为妙。作诗正欲写所见耳，不必过为奇险也。”《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3页。周紫芝所引分别出自杜甫《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一）》《子规》《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陆游之后，诗论家进一步认识到阅历是解读杜诗的必备条件。陈应申《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跋》引前辈语曰：“不行万里路，莫读杜甫诗。” （陈应申《江湖小集》，四库全书本）可见品读诗歌也有赖于江山之助。　　遗憾的是，虽然有少数诗论家认识到这种“亲证”的诗学意义参见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456465页。，但大多数宋代诗论家并没有发扬光大这一读诗解诗路径，没有很好地以“行万里路”来深化和丰富“读万卷书”的内涵，以致于“宋人诗话，传者如林，大抵陈陈相因，辗转援引”[1]1790。

　　与繁盛的诗话相比，宋人日记体行记则显得很寥落。陆游之前，仅有欧阳修《于役志》、张舜民《郴行录》。景佑三年（1036），欧阳修贬官夷陵，途中作《于役志》，所记多宴饮琐事，无关诗文评。元丰六年（1083），张舜民贬官郴州，途中作《郴行录》，常常即景赋诗，偶尔论及前贤诗文。如七月初七行至金陵，称赞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为“不刊之句”。范成大《吴船录》稍后于《入蜀记》，也偶尔涉及诗文，却很少评价如《吴船录》卷上：“修觉者，新津县对江一小山，上有绝胜亭，一望平野，可尽西川，杜子美所谓'西川供客眼，惟有此江郊’。是日雾雨昏昏，非远望所宜，故不复登。” 。与这几种行记相比，《入蜀记》“引据诗文”最多，就诗文评而言，也最值得重视。

　　陆游具有作者和鉴赏者的双重身份优势。身为南宋最优秀的诗人，他有“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5]3474“工夫在诗外”[5]4263的切身体会；身为读者，他曾言“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5]3021，又言“大抵此业（指诗歌）在道途则愈工”[6]519。陆游比其它诗人具有更强烈的自觉意识，能够有意识地借助山川游历来解读诗歌。此次入蜀经历也确实改变了他自己以及其它人对作品的一些错误认识，深化了对相关作品的理解。

　　《四库全书总目》曾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入蜀记》的地理考订之功。第一个例子是欧阳修《和丁宝臣游甘泉寺》的开篇两句：“江上孤峰蔽绿萝，县楼终日对嵯峨。”甘泉寺位于峡州（今湖北宜昌），这两句写甘泉寺的位置和环境，没有实地察看的读者很容易如陆游一样，将首句理解成孤峰上长满了绿萝，但到了实地一看，才知道绿萝原来是条溪流的名字：

　　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峰蔽绿萝”，初读之，但谓孤峰蒙藤萝耳，及至此乃知山下为绿萝溪也。[7]125

　　如果不亲临其地，很难有此发现。如此一来，首句绿萝指溪流，次句嵯峨指山峰，山水相依，更具美感。与其说这是考据，不如说是意外偶得，不无鉴赏意味。第二个例子无关考据，堪称诗句鉴赏的典范：

　　（七月）十六日，郡集于道院，历游城上亭榭，有坐啸亭，颇宜登览，城濠皆植荷花。是夜月白如昼，影入溪中，摇荡如玉塔，始知东坡'玉塔卧微澜’之句为妙也。[7]56

　　七月十六日晚，陆游游览当涂道院与台榭，面对月下荷花、水中倒影，他突然联想到苏轼的《江月》（五首其一）中的“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之句，称赞其状物之妙。苏诗写作于绍圣二年（1095），当时苏轼在惠州，所写景象与长江、当涂其地无关，“玉塔卧微澜”中的“玉塔”很容易被当成普普通通的美称，被忽略过去，而实际上苏轼是用来形容九月“既望之后”月光下丰湖（西湖）中大圣塔的倒影如玉苏轼《江月》：“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承黄启方先生指教，涌金门为杭州西城城门之一。苏轼此诗是由惠州西湖大圣塔联想到杭州西湖雷峰塔。。陆游在当涂所见恰好与此相似，于是他忽然体会到过去未曾注意到的妙处。

　　这种“即景解诗”的方式是《入蜀记》不同于其它诗文评类著作的特异之处。对即景感物而作的诗歌而言，即景解诗无疑是一种理想的鉴赏方式。它与传统诗评的最大区别在于，传统诗评基本上是从文本出发，通过想象来还原来理解诗中的情景，还原效果因人而异，难免存在一定的距离或出入，甚至存在隔膜，衍生误解。即景解诗则是从耳目所接的现场出发，因读者与作者处于相同的情境，而引起共鸣，从而启动记忆库，调取与之相应的作品，给予会心的理解、激赏。

　　从《入蜀记》来看，陆游的即景解诗广泛涉及到诗歌的字词、诗句和诗意等方面。

　　首先，对字词方面的关注。表面上来看类似于诗话家关注的诗眼一样，但是诗话家津津乐道、不厌其烦的诗眼，逐渐模式化、同质化，陆游的品鉴更加个性化、更加真切。他路过九华山，自然联想到李白《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和刘禹锡《九华山歌》等名作，但未予征引。他却征引了王安石不太著名的《答平甫舟中望九华》诗中“盘根虽巨壮，其末乃修纤”，因为他与王安石处于同一情境，都在舟中遥望九华山，他很容易体会到王诗的妙处，盛赞王诗这两句，“最极形容之妙，大抵此山之奇在修纤耳”[7]65。同样，他在舟中眺望皖公山（天柱山），自然而然地联想起李白的《江上望皖公山》，称赞 “�f绝称人意”的“�f绝”二字，有“不刊之妙”[7]70。

　　其次，诗句方面，陆游侧重于赞赏某一句或两句所表现的境界，以景物描写居多。前引苏诗“玉塔卧微澜”，即是一例。八月二日，陆游行至鄱阳湖口时，“忽风云腾涌，急系缆，俄复开霁，遂行泛彭蠡口，四望无际，乃知太白'开帆入天镜’之句为妙”[7]74。“开帆入天镜，直向彭湖东”出自李白《下寻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原非李诗名言警句，也未为诗话家所垂青；陆游以其亲身经历，体会到李诗之妙，特拈出予以称赞。在《入蜀记》中，这类诗文品评最多。八月十六日，陆游路过道士矶，看见“石壁数百尺，色正青，了无窍穴。而竹树迸根，交络其上，苍翠可爱”的景象，便称赞张耒《道士矶》“危矶插江生，石色擘青玉”两句“殆为此山写真”[7]92。十月三日，陆游“与儿辈登堤观蜀江，乃知李太白《荆门望蜀江》诗'江色绿且明’为善状物也”[7]120。

　　其三，诗意方面，陆游以其实际经历作出印证式的解读，从而深化了对相关诗歌的理解。如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历叙生平遭际，有云：“樊山霸气尽，寥落天地秋。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一般人很难想象不太知名的樊山（在鄂州之西）一带，能有多么繁华热闹，很容易将李白所写的这些内容视作主观化的铺张。四百余年后，陆游到达鄂州，惊讶地发现当地“贾船客舫，不可胜计，御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7]98，�@时才意识到李白的诗句原来是写实。如果不是亲眼目睹，谁能想到鄂州一带能有比肩甚至超过扬州的场面？如果没有注意到陆游的这一记载，极有可能作出错误的理解如《李白诗选注》：“两句意为，千万艘大船从三峡而来，接连不断地驶过了扬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7页。。再举一例，《入蜀记》卷五：　　（八月）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镜亭，访黄鹤楼故址。石镜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与汉阳相对，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数……太白诗云：“谁道此水广，狭如一匹练。江夏黄鹤楼，青山汉阳县。大语犹可闻，故人难可见。”形容最妙。黄鲁直“宵征江夏县，睡起汉阳地”，亦此意。[7]104

　　陆游实地察看，发现黄鹤楼与汉阳县之间，如此之近，近到能看清楚对岸的人物草木，由此他不禁称赞李白《江夏寄汉阳辅录事》中相关诗句“形容最妙”。李诗“大语犹可闻”，意谓能听见对面的大声说话，也很容易被误解为其它意思如裴斐《李白选集》注曰：“大语，豪言壮语。犹可闻：实谓犹记在心。”《裴斐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

　　上述即景解诗的现象，对陆游本人而言，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所评论的诗歌，亦是陆游此前不曾料及的对象。如果我们将陆游的即景解诗与宋代的诗文评加以比较，还会发现，陆游所评论的诗歌，几乎不为诗论家所青睐。这正可以弥补诗论家钩棘字句、空谈说诗的不足。

　　长江一带的诗歌遗存激发陆游即景解诗，即景解诗所得又反渗到创作之中。陆游自称“西游万里亦何为，欲就骚人乞弃遗” （《马东遇小雨》） [5]171，仿佛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汲取前贤精华，创作诗歌。所到之处，陆游不时联想起当地先贤的诗歌，将之化入诗中。出发伊始，夜宿枫桥寺，将张继《枫桥夜泊》写入诗中：“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钟。” （《宿枫桥》） [5]137 将离江陵，化用李白《荆门浮舟望蜀江》中 “江色绿且明，茫茫与天平”诗句：“山花白似雪，江水绿于酿。” （《将离江陵》） [5]155出川时，化用李白《峨嵋山月歌》，“依依向我不忍别，谁似峨嵋半轮月” （《舟中对月》） [5]778。到达黄鹤楼时，化用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和《黄鹤楼闻笛》“黄鹤楼中闻玉笛”等诗句，曰“手把仙人绿玉枝”“平生最喜听长笛” （《黄鹤楼》） [5]804。先贤的诗歌遗产成了陆游诗歌的滋养，丰富了他的创作。

　　二、就地而发的诗文批评

　　陆游出入四川途中，所到之地不时回望先哲，访寻前贤遗迹，寄寓敬意与感慨。在楚国故地江陵，他缅怀屈原，“《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 （《哀郢》） [5]144；在叙州山谷故居无等院，他为黄庭坚贬官宜州而憾恨：“文章何罪触雷霆，风雨南溪自醉醒” （《叙州》） [5]772；在忠州凭吊杜甫寓居之地，对杜甫流落西南寄予深深的同情：“扈跸老臣身万里，天寒来此听江声。” （《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 [5]784即使不能亲自造访青山太白墓，陆游也会遥望致意：“尚想锦袍公，醉眼隘八荒。坡�u青山冢，断碣卧道旁。” （《泛小舟姑熟溪口》） [5]816实地游历引发陆游与前贤的心神交会，深化了对前贤身世、诗文的体认。

　　在《入蜀记》及相关诗歌中，陆游评诗论文，论及对象众多，其中较突出的是关于李白、梅尧臣、简栖碑的独特评论。

　　《入蜀记》所征引的诗人诗作，以李白作品数量最多，多达30首，这还不包括陆游认作赝品的《姑熟十咏》。客观原因是，李白多次往返长江一带，写下了大量诗歌，主观原因是陆游非常喜爱李白诗。《入蜀记》体现了陆游喜爱李白诗歌的一贯立场。

　　在入蜀途中，陆游多次称赞李白诗歌。在池州，他有一段文字集中论述李诗之高妙：

　　李太白往来江东，此州所赋尤多，如《秋浦歌》十七首及《九华山》《清溪》《白�C陂》《玉镜潭》诸诗是也。《秋浦歌》云：“秋浦长似秋，萧条使人愁。”又曰：“两鬓入秋浦，一朝飒已衰。�j声催白鬓，长短尽成丝。”则池州之风物可见矣，然观太白此歌高妙乃尔，则知《姑熟十咏》决为赝作也。杜牧之池州诸诗正尔，观之亦清婉可爱，若与太白诗并读，醇�r异味矣。[7]66

　　这段文字最值得注意之处，是从李白诗歌艺术出发，来评判杜牧诗及《姑熟十咏》。陆游列举李白在池州所作的《秋浦歌》《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青溪半夜闻笛》《游秋浦白�C陂二首》《与周刚青溪玉镜潭宴别》等诗，特别称赞《秋浦歌》“高妙”，并将之与杜牧池州之作比较，认为二者有醇�r之别（李诗如美酒，杜诗如劣酒），陆游的辨别固然客观准确，但杜牧与李白原本高下分明，此前诗论家也很少讨论其优劣，只是因为陆游游览池州，联想到他们的池州诗歌才将他们比较起来，结果杜牧不幸成了李白的陪衬。

　　陆游还将《姑熟十咏》与《秋浦歌》予以比较，从艺术水准与风格等方面得出判断，坚信这组诗为赝品伪作。此前，路过当涂时，他曾专论《姑熟十咏》之伪：

　　李太白集有《姑熟十咏》，予族伯父彦远尝言，东坡自黄州还，过当涂，读之抚手大笑曰：“赝物败矣，岂有李白作此语者？”郭功父争以为不然，东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后身所作耳。”功父甚愠，盖功父少时诗句俊逸，前辈或许之，以为太白后身，功父亦遂以自负，故东坡因是戏之。或曰《十咏》及《归来乎》《笑矣乎》《僧伽歌》《怀素草书歌》，太白旧集本无之，宋次道再编时，贪多务得之过也。[7]53

　　《姑熟十咏》伪作说，最先出自北宋。罗愿《新安郡志》卷十称王安国（10281074）已疑为李赤所作。但王安国、苏轼等人也只是推测，缺少有力的证据。陆游除了引用苏轼之说外，又引用“或曰”，将《姑熟十咏》等伪作归咎于宋敏求。而在宋敏求治平元年（1064）重编《李太白文集》之前，松江重佑就有了《和李白姑熟十咏》之作，释智圆（9761022）为之作序，称赞李白诗歌“气高而语淡，志苦而情远”[8]236，说明当时《姑熟十咏》还不存在真伪问题。尽管《姑熟十咏》不及《秋浦歌》优秀，但以此来证明其伪，体现出陆游以艺术品评来辨伪的倾向，暴露出这种批评方式的局限性。

　　除了李白，陆游还特别关注梅尧臣诗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云：“圣俞�槭�，古澹深远，有盛于一时。近世少有喜者，或加毁誉。惟陆务观重之，此可为知者道也。”[9]494梅尧臣往返宣城与汴京途中，舟行于长江，写下了不少诗歌。陆游行经长江，自然不时地想起他非常熟悉的梅尧臣诗歌。当涂境内江边有慈姥矶，“尤�f绝峭立”，其名与望夫石相对，徐俯误以为无人吟咏，陆游就此予以引申说：　　梅圣俞护母丧归宛陵，《发长芦江口》诗云：“南国山川都不改，伤心慈姥旧时矶。”师川偶忘之耳。圣俞又有《过慈姥矶下》及《慈姥山石崖上竹鞭》诗，皆极高奇，与此山称。[7]49

　　陆游先引用《发长芦江口》中的诗句来纠正徐俯的错误，却未置评论，然后举出另两首有关慈姥矶的诗歌，推崇二诗“极高奇，与此山称”。为了便于理解陆游此论，兹引二诗如下：

　　芦汀泱漭外，露敛见孤嶂。行舟每出观，渐近已殊状。傍来认饮牛，正去忽侧盎。水壑阴若舂，野鸟时与相。且待风色回，出口始浩荡。――慈姥矶下[10]460

　　江水浸石壁，峭直�o鸟踪。穴垂青竹根，瘦蛇愁作龙。霹雳雨脚入，湿点莓苔封。世人不得用，八马今乖慵。――慈姥山石崖上竹鞭[10]459

　　这两首诗写作于庆历八年（1048）。第一首重在描写舟行途中不同角度、不同距离所见到的慈姥矶不同景象，第二首重在描写慈姥矶石壁上虬劲瘦硬的竹根，可见陆游所谓的“极高奇”，并不是指慈姥矶多么高峻奇险，而是指诗歌境界与风格的“高奇”。梅尧臣诗歌风格丰富多样，以平淡为主导风格。欧阳修曾指出梅诗还有“琢刻”[11]497和“古硬”[12]46的特点，陆游又揭示出梅诗不为人注意的“高奇”，富有卓见。

　　《入蜀记》中还有一则特别的文学评论。八月二十六日，陆游游览鄂州头陀寺，寺前立有南齐王简栖的《头陀寺碑文》。该文为萧统《文选》所收录，陆游当然熟悉其文，引发他浓厚兴趣的不是碑文本身，而是眼前这块唐代石碑碑阴的题识：

　　藏殿后有南齐王简栖碑，唐开元六年建，苏州刺史张庭��温玉书，韩熙载撰碑阴，徐锴题额……碑阴又云：“皇上鼎新文物，教被华夷，如来妙旨，悉已遍穷，百代文章，罔不备举，故是寺之碑，不言而兴。”按此碑立于己巳岁，当皇朝之开宝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尔。熙载大臣，不以覆亡为惧，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教被华夷，固已可怪，又以穷佛旨，举遗文，及兴是碑为盛，夸诞妄谬，真可为后世发笑，然熙载死，李主犹恨不及相之，君臣之惑如此，虽欲久存，得乎！[7]100

　　这应该是陆游第一次看见韩熙载的题识。面对实物，陆游情绪激烈，批评韩熙载等人在南唐危亡之际，还腆颜大言李后主“鼎新文物，教被华夷”云云，实在是“夸诞妄谬”，李后主居然还遗憾未拜他为相，这两位君臣是多么的迷惑糊涂！在国家政局与文艺之间，陆游一向以政局为先，他晚年曾批评花间词人，于“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之际，仍沉溺于歌舞享乐之中，“流宕如此”[6]258，与批评韩熙载的旨趣一脉相承。

　　对韩熙载碑阴题识的不满，进一步引发他对《头陀寺碑文》的一通批评：

　　简栖为此碑，骈俪卑弱，初无过人，世徒以载于《文选》，故贵之耳。自汉魏之间，�V�V为此体，极于齐梁，而唐尤贵之，天下一律。至韩吏部、柳柳州大变文格，学者翕然慕从，然骈俪之作，终亦不衰，故熙载、锴号江左辞宗，而拳拳于简栖之碑如此。本朝杨、刘之文，擅天下，传夷狄，亦骈俪也。及欧阳公起，然后扫荡无余，后进之士，虽有工拙，要皆近古。如此碑者，今人读不能终篇，已坐睡矣，而况效之乎？则欧阳氏之功可谓大矣。若鲁直云：“唯有简栖碑，文章岿然立。”盖戏也。[7]101

　　陆游直言王简栖碑文“卑弱”，并不因为收在《文选》中而有所宽假，他又进一步追源溯流，从汉魏至齐梁，再至唐五代和宋代，梳理骈文兴衰演变，称赞韩愈、柳宗元特别是欧阳修的扫荡之功，体现了陆游反对骈文的鲜明立场。淳熙五年（1178）六月，他重游头陀寺，仍不忘寻访王简栖碑，再次批评其“文浮”：“舟车如织喜身闲，独访遗碑草棘间。世远空惊阅陵谷，文浮未可敌江山。”[7]805至于黄庭坚所说“唯有简栖碑，文章岿然立”，陆游也不认可。按，黄诗出自《鄂州节推陈荣绪惠示沿檄崇阳道中六诗，老懒不能追韵，辄自取韵奉和・头陀寺》：“头陀全盛时，宫殿梯空级。城中望金碧，云外僧。人亡经禅尽，屋破龙象泣。唯有简栖碑，文章岿然立。”[13]641黄诗本意是以“简栖碑”之独存，来见出头陀寺的没落，陆游因为执着于批评《头陀寺碑文》，而连带质疑黄诗。

　　要之，陆游对李白诗歌的评价体现了他的艺术观及从艺术来评判作品真伪的批评倾向，对梅尧臣诗歌的评价揭示了梅诗不为人关注的高奇风貌，对简栖碑的评价折射出他先政治后艺文、重古文轻骈文的批评立场。

　　三、引据诗文的文献价值

　　陆游所到之处，常因其地而联想到相关诗文，主观上并没有保存文献的动机，但客观上所引诗词文却具有校勘和辑佚价值。

　　《入蜀记》所征引的诗词文，大多是流传至今的名家之作。其中少量作品具有校勘价值，兹举四例。

　　例一梅尧臣诗。陆游行至天门山时，联想起李白、王安石、梅尧臣、徐俯等人的诗歌，并一一予以征引，征引梅尧臣诗曰：“东梁如仰蚕，西梁如浮鱼。”[7]59陆游没有标出其诗歌题目，所引诗歌见《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三，题作《阻风宿大信口》，首两句作：“东梁如印蚕，西梁如浮鱼。”“印蚕”不可理解，朱东润校曰：“

　　印蚕，诸本皆作'印’。夏敬观云：'印疑�n误，或卧误。’疑当作'�n’，因形近误作'印’”。[10]713

　　夏敬观从诗理出发，怀疑“印”是“�n”或“卧”之误，朱先生进一步缩小怀疑范围，指出因形近致误“�n”为“印”字。夏、朱二位眼力非凡，却苦无文献证据。《入蜀记》则足资其校勘。

　　例二白居易文。陆游行至庐山，游览五杉阁、白公草堂，《入蜀记》卷三曰：“五杉阁前，旧有老杉五本，传以为晋时物。白傅所谓大十尺围者，今又数百年，其老可知矣。近岁，主僧了然辄伐去，殊可惜也。”所引白居易文见《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三《草堂记》，原文曰：“涧有古松、老杉，大仅十人围，高不知几百尺。”朱金城征引《入蜀记》此文为笺，其校曰：“'人’，《英华》作'尺’。”[14]2741如果按照“十人围”推算，杉木树干周长达十六七米，不合科学，而以“十尺围”来估算，其周长约为三米，较符合情理。所以，《入蜀记》可以为白居易《草堂记》提供校勘依据。　　例三杜甫诗。陆游行至公安县，征引杜甫相关诗作。《入蜀记》卷五曰：“老杜《晓发公安》诗注云：'数月憩息此县。’”最新出版的两种杜诗注本《杜甫全集校注》《杜甫集校注》都题作《晓发公安数月憩息此县》《杜甫全集校注》卷十九，萧涤非主编，廖仲安等副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册，第5649页。《杜甫集校注》卷十八，谢思炜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册，第2701页。。而《杜诗详注》卷二十二题作《晓发公安》，题下小字：“原注：数月憩息此县。”[15]1937《钱注杜诗》卷十八亦将“数月憩息此县”视为自注[16]612，小字排列。《入蜀记》所载无疑是可资取信的校勘资料。

　　例四李家明诗。《入蜀记》卷三：“南唐元宗南迁豫章，舟中望皖山，�壑�，谓左右曰：'此青峭数峰，何名？’答曰：'舒州皖山。’时方新失淮南，伶人李家明侍侧，献诗曰：'龙舟千里扬东风，汉武浔阳事正同。回首皖公山色好，日斜不到寿杯中。’元宗为悲愤欷�[。故王文公诗云：'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师淮水失名王。’计其处，当去此不远也。”南唐中主李�Z为后周所败，割让江北十四州求和，逃往豫章，途中眺望皖公山（即天柱山），李家明作诗予以讽刺。《全唐诗》卷七五七收录此诗，题作《咏皖公山》，文字多有不同：“龙舟轻�s锦帆风，正值宸游望远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寿杯中。”最大的区别是第二句，《入蜀记》所引李诗用了汉武帝之典。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南巡，经浔阳至皖公山，将之封为南岳。李家明将李�Z、刘彻相比较，突出两者的差异，嘲弄李�Z的落败逃亡。《入蜀记》所引“南狩”二句，出自王安石《和微之重感南唐事》，与李家明诗意相同。而《全唐诗》的版本不用此典，只是寻常叙事，讥刺效果大减。如果这样，李�Z则不会“悲愤欷�[”。陆游精于南唐史，所载李诗更加可信。

　　当然，《入蜀记》所引文本，并非都无瑕可议。如《入蜀记》卷三引李白《秋浦歌》，有“两鬓入秋浦，一朝飒已衰。�j声催白鬓，长短尽成丝。”两个鬓字重复，可能是陆游误记，或者是刊刻致误。后一个“鬓”，当依李白集作“发”字。

　　《入蜀记》所引作品中，有的已经失传。这些失传的作品，有的可资辑佚，有的可用于考知相关作家的创作及生平情况。亦举四例如下：

　　例一徐俯诗序。《入蜀记》卷二曰：“慈姥矶，矶之尤�f绝峭立者。徐师川有《慈姥矶》诗，序云：'矶与望夫石相望，正可为的对，而诗人未尝挂齿牙。’故其诗云：'离鸾只说闺中恨，舐犊谁知目下情。’”《全宋诗》卷一三八○据《宋诗纪事补遗》引《太平府志》录此诗，题作《慈姥望夫二矶》，全诗作：“慈姥矶头秋雨声，望夫山下暮潮生。离鸾只说闺中事，舐犊谁知目下情。”诗前无序。《入蜀记》所引诗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徐诗，可以补《全宋诗》之佚。

　　例二黄庭坚《铁牢盆记》。十月二十四日，陆游行抵巫山县，入住其县廨，见到东汉炼盐的大铁盆。《入蜀记》卷六曰：

　　县廨有故铁盆，底锐似半瓮状，极坚厚，铭在其中，盖汉永平中物也。缺处铁色光黑如佳漆，字画淳质，可爱玩。有石刻鲁直作《盆记》，大略言：“建中靖国元年，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摄县事，予起戎州，来寓县廨。此盆旧以种莲，余洗涤乃见字云。”[7]143

　　这是陆游实地看见的石刻文献《铁盆记》，也许当年就没有编入山谷集，全文早已失传，今人整理的《黄庭坚全集》未收录此文《黄庭坚全集》，刘琳等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据《舆地纪胜》卷一六八收录《巫山县汉盐铁盆记》，仅如下数句：“余弟嗣直来摄是邑事，堂下有大盐铁盆，有款识，盖汉书物也。其末曰永平七年。”[17]1490显然不是全篇，且编者将之归为“未编年作品”之列。今按，元符三年（1100）十二月，黄庭坚从戎州出发，顺江而下，建中靖国元年（1101）春，到达巫山县，有《戏题巫山县用杜子美韵》《减字木兰花・巫山县追怀老杜》等作品传世，清明前后尚在巫山县。《铁盆记》作于初到巫山时，《入蜀记》所载佚文，更为完整，既可以补山谷集之佚，又可以补证其从弟黄叔向的生平周裕锴《黄庭坚家世考》对黄叔向的生平考证，未载其摄巫山令之事。周文见《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

　　例三唐文若佚诗。十月五日，陆游参谒宜都县张商英墓，引用宋人魏泰及唐立夫诗。《入蜀记》卷五云：“唐立夫舍人亦有一诗，末句云：'无碑堪堕泪，著句与招魂。’” 《入蜀记校注》卷五曰：“其人不详。”见该书第123页。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唐庚之子。绍兴五年（1135）进士，曾任中书舍人，《宋史》卷三百八十八有传。《全宋诗》卷一九八一录唐文若诗，未收此作。汤华泉《全宋诗辑补》据《入蜀记》辑入，题作《谒张天觉墓》[18]2001。

　　例四曾几佚诗。《入蜀记》卷一曰：“（吴江）县治有石刻曾文清公《渔具图》诗，前知县事柳楹所刻也。《渔具》比《松陵倡和集》所载，又增十事云。”曾文清即曾几，著有《茶山集》。陆游所引《渔具图》已失传。陆龟蒙有《渔具》《和添渔具五篇》，共20首，皮日休有《奉和渔具十五咏》《添渔具诗》，计20首。据此判断，曾几所写《渔具图》诗应为30首。陆游是曾几的学生，撰有《曾文清公墓志铭》，据此文，曾几文集为三十卷，现存《茶山集》仅为八卷，30首的《渔具图》全部失传，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