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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平 盐业是古代浦东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朝廷的一大税源。宋元时期是浦东盐业大发展的时期，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有效的管理制度使得浦东盐业对于国家的贡献也开始凸显。 朝廷的主要财政收入 古代，盐业是浦东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朝廷的一大税源。所谓“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饰、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自然，盐业生产也就被国家高度垄断。 据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府“食盐专营”出自齐国宰相管仲之手，这位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有着非于常人的经济头脑，他不仅垄断盐业，还提高海盐的价格，齐国很快就从垄断经营中获取了大量的财富，一跃成为春秋霸主。在之后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朝廷逐步地通过专卖制度对盐业实现了垄断。盐法、盐政越来越严峻、缜密。 就上海地区来说，宋元时期是盐业大发展的时期。在宋代“计天下每岁所收盐利，当租赋二分之一”，盐带来的税收要占国家财税收入的一半左右。尤其是偏安一方的南宋朝廷更加倚重盐业收入，《宋史·食货志》称“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而地处浦东的下沙盐场的贡献这时就开始凸显。据南宋绍熙《云间志》记载，“盐监统（华亭）县祖额五十四万七千三百四十九硕”。“祖额”即最初的定额，“硕”就是“石”，南宋计量单位，一石为五十斤，折算下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入元后，朝廷的财政收入一大半依靠盐业，“朝廷经费，盐利十之八”，朝廷的财政，盐税收入要占八成，马上得天下的蒙古人也明白了盐业的重要性，故而在取得江南后，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即设立两浙转运司于杭州，其下统领两浙的34处盐场；于浙西设嘉兴、松江两分司，松江分司统领华亭县的五场。后来，随着上海县的分立，下沙盐场归为上海县，朝廷的盐务管理机构就迁至下沙镇。 在元代，盐务管理机构属中书省领导，其管理系统为：中书省、行中书省——盐运司——分司——盐场——团——盐户。这其中，盐运司是政府主管部门，盐运使的级别为正三品。盐场司令为从七品，这在当时浦东还没建县的情况下是最大的官。虽然说级别不高，但是油水很大。到了清代，盐政官更是成为天下第一肥缺。比如清代巡盐御史一职最初时仅六品，但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官职，多由内务府官员也就是皇帝家奴出任。 最早的流水线、规模化生产 这时，下沙盐场也就进入的繁荣阶段，不仅制盐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制盐的生产组织和管理也发生了巨变，这一切使得盐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早先，下沙盐场各煎灶使用的“煎盐之器”是铁镬，产量不高，一昼夜仅能煎两镬，每镬30斤，日产盐仅60斤，因此当时几乎每户盐丁均必须设有一座煎灶（或称灶座）。煎灶数量也比较多。 入宋后，在今上海的浦东、浦南各盐场较早地推广使用煎盐铁盘，产量明显提高。北宋中期，根据王安石新政推行的保甲法，改进盐场的组织，各家盐场实行了集灶为甲的结甲法，先是在场下设灶，集中三灶至十灶为一甲，后来又改甲为分场。但生产单位仍以户为主，数户共用一灶，“（一户）住火，而别户继之”。 到元初，盐场的产量又有明显提高，有学者统计，下沙盐场“南宋时年产900万斤左右，元代时为1336.6万斤左右。” 产量之所以能够提高是因为这时的“煎盐之器”都改用了大型煎盐铁盘。陈椿《熬波图》记载，元代使用的铁盘，已经有大、中、小三种。据上海历史学家谯枢铭推算，宋代的铁盘，依其产量推算，仅相当元代的小盘。元代的大盘，每盘可煎得盐六百斤，中盘四百斤，一昼夜煎六盘，可得盐二千四百斤至三千六百斤，为宋代的二至三倍。 在古代，如此规模，连续地使用大型煎盘生产，在没有任何大型机械设备辅助的条件下，自然就需要更多的人手合作完成生产，于是盐民们开始打破了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以团为生产单位，集中力量，以便连续地使用煎盘。此举称之为“聚团公煎”。按照陈椿在《熬波图》中的说法：“归并灶座，建团立盘，或三灶合一团，或两灶为一团。” 这样做，比起宋代的结甲法，能够集中力量，以便更多、更连续地使用煎盘。在团内部，还按照产盐的流程和工序进行了合理的分工，除盐丁之外，还有柴丁、车丁、火工、验丁等，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生产流水线，最早的规模化工业生产，只不过这一切都是依赖人力完成的。 盐业生产工艺和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组织的革命，规模经济的效果显示出来。下沙盐场的规模，按照光绪《南汇县志》的记载：“当时其鼎盛之时，盐产量之丰，灶户数之众，曾冠于浙西诸场”。 下沙盐场的发展可以说明，考察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遗存至今的盐业印记 很自然，因为生产组织的结构变化，也引发了社会结构和行政区域的变化。 南宋时下沙盐场分为下沙南（新场）、下沙北（下沙）、大门、杜浦（周浦）四个分场。分场下则各设有10个灶户，各灶户则各由20家煎灶组成，分由亭长和百夫长管理。 入元后，盐民们归并灶户，或三灶合一团，或两灶为一团，下沙盐场就有了团的建制。据史书记载，当时下沙盐场辖下已建有新旧8个分场27个团。 到了明正统五年（1440年）下沙盐场进一步梳理了管理体制，将盐场分设下沙一场、下沙二场和下沙三场，每场各辖三个团，一场辖一至三团，二场辖四至六团，三场辖七至九团。下沙三个场九个团的制度由此被固定了下来，并一直延续到了清代。 因此，至今在浦东的地图上有两个概念我们还会时时地看到，一个是“团”，一个是“灶”，那是遗存至今的盐业印记。 “团”其实就是盐场下面的制盐车间，实行军事化管理，一般一个团才有一个大的厚铁板铸成的盘，供煮盐用。各团均划有一定的界址，团内不仅有盛贮卤水的池井、盐仓和柈屋，而且还建有类似衙署的官舍团厅，团四周则筑围墙，置关立锁，场外围挖壕沟，还有军警把守，既防盐民逃跑，又防走私盐。团，基本上就是一个劳改犯的集中营。 由于团的设置有利于官府对盐丁的监控管理和沿海的防务，因此明王朝建立后，这一制度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因为团的设置，团的官舍、卤池和盐仓所在地作为各团中心地，日后也在不同时期成为区域的经济、文化和行政中心。如大团镇、惠南镇、盐仓镇、祝桥镇等。 “灶”原是煮盐的灶座，宋代，煎盐之家称“灶户”，或称“盐户”“亭户”。煎盐工称“灶丁”或“盐丁”。官府给每个灶户规定生产定额，灶户必须逐月按定额缴纳入官，由官府发给煎盐的工本钱、煎盐铁盘以及一定面积的滩地草荡，以割取煎盐用的柴草。而灶户不断归并愈来愈集中，其集中地同样也为日后的聚落创造了条件，如三灶、六灶等地。 地图上的这些“团”“灶”之称也是浦东行政区域变化的一个缩影，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浦东地区，宋至明前期区域经济开发与地方行政格局的形成是同步的。 按照上海历史地理学家林拓、张修桂的研究：“宋代盐场设盐监，……盐监一职总领盐场之事，几乎相当于镇治，以致无镇治之设。”也就是说，浦东地区盐场官员也在兼职地方行政事务。因此，可以说元代的盐场实行聚灶公煎，归并灶座，并实行团甲制，划团定界，这一措施实是推动盐场管理向基层行政区进一步转化。到了明代隆庆年间，下沙盐场自南而北划分为九个盐区，以团为通名。 这九个盐区，也就是明代朝廷对下沙盐场的管理体制和区域进行了重大调整后出现的九个团。也因为这九个团，团的中心地日后逐渐形成了集镇，有的成为行政镇，如大团镇、惠南镇、盐仓镇等。九个团在今天大致的分布为：一团在今大团、三墩、泥城、万祥等一带；二团在今二团、新港、老港等一带；三团在今三灶、惠南一带；四团在今盐仓一带；五团在今祝桥一带；六团在今六团、施湾一带；七团在今江镇、潘家路一带；八团在今川沙一带；九团在今曹路一带。 再从朝廷盐务管理机构的设置看，最早的盐务管理机构设在下沙，随着浦东不断地向东拓展，盐业生产也随之东移，元初，管理机构迁到了新场，到了清代，又在大团设立头场盐使署。随着盐务机关的迁移，地方行政格局也就一一形成。从这段历史路径也可以看出，下沙、新场等镇的繁荣首先是因为成为帝国一统天下网络中的一个又一个的节点与核心，而在这些节点核心上，朝廷以垄断方式将最主要最优质的资源禁绝在市场配置之外，同时产业也得到了发展，煮盐、贮盐、运盐等，一条盐业产业链就此展开。 沧海桑田，尽管如今古代浦东海盐生产的遗存很难寻到了，但是浦东地图依然能够无声息地告诉人们那些叫“团”和“灶”的地方，当年是国家的经济支柱基地，对国家有着重大经济贡献，这确实也让后人值得骄傲。 浦东时报2019-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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