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颜祸水论”、“女人亡国论”、“女子小人论”三大思想本是儒家封建文人为昏君开脱的逻辑定式；凡昏君身边必有妖女，妖女身边必有奸臣（有时也可能是妖女的蓝颜知己），昏君、妖妃、奸臣，三者缺一不可，这样才能把历史作业写好，考试才能及格，否则就要挂科、重修，补考也不一定能过关，还要跟孔子门下的各科老师搞好关系才行。 针对流传了三千多年的妖魔化纣王的记述，历史学家郭沫若专门进行考证，后做过几篇翻案文章，认为“后人是深受了周人宣传的毒。”郭沫若说纣王的英雄末路“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这是主流历史学界第一次对纣王的历史形象和地位提出质疑，俗称“平反”、“翻案”。 有学者认为，抛开周朝统治者为显示“武王伐纣”的正义性而不得不做的歪曲性宣传和后世文人的跟风，以科学研究和考古成果为准绳，纣王在厉行改革方面的事迹得以浮出水面，其开拓山东、淮河下游、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广义上的东夷地区所取得的政绩是不容抹杀的。 殷商商朝疆域的空前扩展促进了中原文明的对外传播，有助于华夏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革。当纣王开拓殷商疆土达到高峰时，西周联合一些早怀二心的诸侯突然发难，遂有“武王伐纣”事变。纣王因主力军在外未归，仓促组织充当奴隶的外族人俘虏保卫首都朝歌。经过一番“血流漂杵”的厮杀，纣王的杂牌军不战自败，周军乘胜杀入朝歌，心高气傲的纣王自焚。 关于纣王的败因，主流观点是纣王晚期居功自傲，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成池，悬肉为林，修建豪华的宫殿园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私生活，致使国库空虚，民心凋敝。他还自以为是，听不进正确意见，在统治者上层一手造成了大批的反对派，反过来使用炮烙、虿盆等酷刑镇压他们和下层民众，杀比干，囚箕子，年年征战，最后失去全天下人的拥戴。 另有补充观点认为，纣王在讨伐东夷时，疏于对西方蛮族的防范，连年用兵，国力衰竭，又需面对长年征战而日积月累有增无减的大批俘虏如何处理等问题，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 一种较有代表性的非主流观点认为，纣王晚期的殷商王朝内部爆发大分裂，帝乙把帝位传给了少子受德而不传给长子微子启，朝廷上下分成两派，微子启一派乘虚向纣王发起政治攻势和道德批判，纣王对待政敌又太过心慈手软，手忙脚乱，导致祸起萧墙，外战内行，内战外行，终败于王室内部的自家人之手。 几乎所有非主流观点都倾向于抹黑纣王的第一主力首推火中取栗的周人。殷商和岐周虽为近亲，但是多年来貌合神离，武王姬发以上，文王姬昌、王季历两代周王均直接或间接死于商王之手，继位的大孝子姬发为报仇雪恨，日夜不忘为攻伐殷商做铺垫，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能指望三千多年前的部落首领姬发为了殷商和岐周的团结大局和共同发展繁荣的愿景而忘掉自己的王后都险些被纣王“联姻”的耻辱。然而彼时的纣王积威甚重，周武王对其多有忌惮，这一心理阴影面积在他砍下纣王的头颅之后才告一段落。 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通“汝”）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其岳父姜子牙实在看不下去了，遂强迫女婿周武王出战，岐周一方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史记》、《竹书纪年》、《左传》的字里行间间断持续地证明：对殷商的仇恨、对纣王的畏惧，使得周人近乎歇斯底里地诋毁、抹黑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对手的暴虐激发己方的恐惧和仇恨，巩固战略联盟，这也符合“哀兵必胜”的成语道理。 另有介于主流和非主流之间的观点认为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殷商王朝的祭祀集团。这个拥有知识力量的边缘化集团创造性地帮助尚在懵懂之中的周人列举了纣王的种种罪状，如“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这些罪状在鬼神迷信的殷人眼里也是无懈可击的。但未开化状态的周人却想不出这些。 自帝武乙戏弄神祇的“囊血射天”在祭司们的预言中把自己搞死以后，殷商的祭祀集团都等着下一位不信鬼神不敬天的帝王像武乙那样被雷电劈死。从武乙、文丁、帝乙至帝辛，殷商的最后四世君王统治时期，君权与神权之争白热化、表面化、极端化了，鸿沟越来越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双方都不再幻想过去商王统治年代王权和神权常有的那种妥协，斗争愈演愈烈。 经此四代商王数十年的奋力搏击和苦心经营，世俗王权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在鬼神迷信盛行的殷商社会造就了一个小范围的无神论者统治核心，成为与社会意识形态若即若离的政治主导力量。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驱使队伍庞大的神职人员难以忍受纣王等人的无神论，不甘心失败的他们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伊尹、巫咸等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这种观点即使在现在看来也具有前瞻性，唯历代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均无足够的证据予以佐证。 该派观点进一步推断，纣王晚年，由于纣王的分外强势和蛮力打压，殷商神职人员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拿纣王没招的他们便想到并以实际行动开展与殷商外敌的合作，成为反纣运动的急先锋，为牧野之战预热。曾经是殷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 中国历史上从未消失的“宫廷阴谋论”者们则认为，来自殷商王室内部的高级成员和大贵族是反纣运动和抹黑纣王的支柱力量，如《竹书纪年》记载：“微子启，胶鬲与周盟”。该派观点的依据是，此前的祖甲礼制改革不仅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帝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殷商王朝消灭了酋邦制即贵族推举制或元老荐举制的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型，在文明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这种进步损害的是那些王室成员的利益。 经帝武乙一代全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殷商朝才真正进入了同期亚洲和世界历史的帝国形态。遭遇历史性失败的这群王室精英及其附庸们在帝国的实力面前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王朝的历代帝王都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手段巩固世俗王权的架构，如帝武丁作为武功赫赫的千古大帝，在欲破格重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 迨至纣王，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王位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呈胶着之态，有心回天的纣王无人可用，只好依靠外来人才——费仲、飞廉、恶来等，而这引起了反对党团尤其是王室成员和大贵族一系更加强烈的反弹。王室成员和大贵族彼此之间也有利益矛盾，但二者的最高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纣王不死，他们永无翻身之日。费仲、飞廉、恶来等新派重量级人物都是抛弃了各自的氏族来为纣王效劳，这在当时的传统观念中被视作一种欺祖灭宗行为，是引起公愤的，信奉祖先的殷人怎么会邀请这些欺祖灭宗的外人来加盟合作呢。因而，纣王的罪状中“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被陈芝麻烂谷子地翻出来说了一遍又一遍。与之相配套的神职人员、王室成员、大贵族三大派系的怨言强化了纣王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重要的话说三遍。 抹黑纣王的第四类人则是那些于己无干的春秋战国诸子们了，诸子百家的共同学术立场就是拿古人说事儿，把古人、死人抬出来，帮助自己压倒竞争对手，这一学术立场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出于自身立场和观点宣传的需要，他们无不“案往旧以造说”，以大家共同承认的历史人物、历史实践、历史传统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反驳竞争对手的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 处境糟糕的纣王被作为诸子们共同认可的反面典型，儒家为证明仁义德治的重要性，就列举纣王不仁不义的经典案例；墨家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性，就揭示纣王残害忠臣以致亡国的深刻教训；道家（不仅仅是道家）为证明天道自在，就制造纣王“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逆天之行；法家为证明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就夸大纣王“为象箸”的作风细节，反正是墙倒众人推，不推白不推。死去的纣王已经是污水坑烂泥潭，没有最脏，只有更脏，还有什么比往垃圾堆扔垃圾更天经地义的事情呢。大义凛然的诸子们争相编织出想象力能达到的各种千奇百怪的罪名，心安理得安之若素地加诸纣王身上，由此众口铄金，造就了一个“千年积毁”的惊天盗魔团首领商纣王，显然，这是纣王的夏朝同行姒癸（夏桀）都难以企及的最差待遇。 毋庸讳言，这些对纣王舍命绝杀的抹黑言论早也引起一些人士的置疑与反驳。现存的典籍记载中，第一个跳出来批评指正的正是孔子儒家阵营的首席弟子兼政商界骄子端木赐（子贡），这位不靠薪水和学术津贴养活自己的还算公正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端木赐）是孔子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与孔子“亦师亦友”，不像别的弟子对孔老师唯唯诺诺，“常相鲁卫”。拥有古代经济学家头衔的他以其丰富的从政经验和敏锐的官场感觉，一语道破了现象级的“千年积毁”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曾经见过的和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纣王头上，这样大家都可以安心呆在好人阵营了而不必担心被指责为坏蛋，因为坏蛋们都死了，最坏的坏蛋都死了几千遍几万遍了，坏蛋必须死。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失败者的下场是极其可悲的，因为失败者就是坏蛋，坏蛋就是失败者，不是坏蛋怎么会失败呢。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大都很可怜可悲，少有同情者，但象纣王这样堪堪被全宇宙抹黑的情况却绝无仅有。 明末大知识分子、抗清义士顾炎武在亡国之后刻骨铭心地认识到：一个帝国的衰亡是各种势力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以至于一人之力难以回天，非革故不足以鼎新，非群起群策不足以力挽狂澜。他心情沉重地写道：前人多言殷商亡于“受德之不仁”，而他却“吾殊谓不然”，他坦然列举了自盘庚以降殷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不齿行经，得出一个近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殷商的灭亡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纣王只是“适逢其会”，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拘救殷商王朝的命运。 这一点上，殷纣王与明朝末年的崇祯帝有惊人的相似处：崇祯帝比起前几任帝王，都勤政英明得多，也勤俭节约得多，个人私德私生活无可指责，别说荒淫暴虐，人家连女色都不怎么近，平时滴酒不沾，但他跟贪酒好色的纣王都是“适逢其会”，做了亡国之君。无怪乎崇祯帝临死前仰天浩叹“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 有人说，作为一位学者型皇帝，崇祯死前可能隐隐约约意识到本朝亡国的原因在于君臣贰心的根源在于缺乏上下沟通，若他不在煤山上吊，而是逃离满清统治的中国，以他的通达睿智和皇帝工作经验，应该能够进一步总结君臣贰心的深层原因在于制度性的天然缺陷，由此产生“民主”、“共和”的思想萌芽。此说有争议。 到了现代，关于纣王的置疑与反驳声势渐大。胡适指出《诗经·商颂·玄鸟》诗中“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这些都是歌颂商族的一个伟人，但帝武丁之后，殷商无人有此武功，《诗经》的作者们便“适逢其会”地将之作为“悬记”安在了儒家鼻祖孔子的头上，孔子却之不恭，估摸着也是笑纳了。但这么一个彪炳史册的大帽子安在从未当过君王且连大官都很少当过的孔子头上，不服来抢的诸子绝少不了，有的诸子就暗地里骂孔子太不要脸了，这场史无前例亦无记载的百家争鸣格式迄今无解。 冯友兰指出，武丁之后，殷商确实存在一位武功极盛的君主，且以考古、甲骨等材料佐证，但未言其姓名，欲言又止。郭沫若亦著《驳说儒》，予“悬记”以批判，点名“这个人就是帝辛……帝辛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朝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他继续写道：牧野大战后，“商人被周人压迫，道路是向着帝乙、帝辛两代经略出来的东南走。”“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所以早被文化，我们是应该纪念帝辛的。”因此，这位现代学者得出结论说：“在殷商人心目中一定不会把帝辛看得来和周人所看的那样。他们就要称他为‘武王或武帝’，要纪念他，其实都是说的过去的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亲临殷商故地，感慨不已，作诗曰：“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恶莫须有。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擅长和诗的他大声赞扬：“百克东夷身致殒”，“统一神州肇此人。”“中原文化殷创始，商人鹊巢周鸠居”。最后，郭沫若来了一首“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惭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郭沫若的余生都在为帝辛翻案而疾呼。 顾颉刚曾作一篇《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纣王的罪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一事，东晋时增加十三事，纣王就变成千年未有的残忍暴君。顾颉刚经过细致考证，洗清了纣王身上的污水浊泥，还其本来面目，与郭沫若的论证互相表里，使纣王作为一代武功大帝的形象重现人们面前，也使较孔子尚武的孟子指纣王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的说法有了落脚处。 殷商王朝数百年的兴衰起伏，疲态尽显，内部缺乏变革的动力，外部的侵扰也如家常便饭，社会上的人们追求奢侈享受，贪生怕死，自私短视，“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殷人好酒，自商王、王公大臣以至庶民，无不酗酒成风，“一国失日”，喝得都没有时间观念了。周人攻击纣王“沉湎冒色”，却装作不知这是殷人全民的嗜好，而“纣为长夜之钦”，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 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战国以后，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各种细节，各种描述，各种死法，各种绘声绘色，有的干脆就越厨代庖了：屈原推荐比干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建议比干被纣王剖开了心；到了汉朝，刘向发誓说纣王剖开比干的心是为了满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医生作证说，纣王在妲己的怂恿下，除了剖开比干的心，还解剖了怀孕的妇女，想看看胎儿形态。 纣王最臭名昭著的“酒池肉林”、“炮烙”传说，周朝初期文献上没有，春秋时期也没有，到了战国末期，富于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法家首领韩非子首次描绘，“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善用排比句的韩非子以此论证自己的“象牙筷子亡国论”：“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防微杜渐，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纣王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日积月累，殷商的亡国是从一双象牙筷子开始的。 到了西汉时期，无欲则刚的司马迁在韩非子“酒池肉林”的假想基础上又加了“男女裸奔其间”的桥段，他的文笔非常优美，吸引众多的同行和同好，后人遂视纣王为天下第一大淫棍，西门庆们和登徒子们的首席前辈。 比司马迁稍晚的刘向并不太注重这些帝王个人私生活方面的细节，人家独辟蹊径，掉转笔锋，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显得纣王更为奢侈无度。多才多艺的刘向慷慨代劳，义务帮纣王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安排妲己坐在嘉宾席上旁观，一有罪犯掉到火炭里，他便让嘉宾们鼓掌而笑。接下一茬的东汉时期，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学者们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使大船，龙舟竞渡，而牛饮者亦达到三千人（含以上）。到了晋朝，不甘牛后的皇甫谧大夫一咬牙一跺脚，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比汉朝提高了整整十倍，达到高千丈（合今3333米，比今天的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高度828米还多出三倍），同时该名医生可能也觉得炮烙之刑在医学上不成立，改为纣王和妲己设计了一个热铜斗，让无辜的殷商犯人举着，一会儿手就烂了。 曾有伟大人物也评价说：“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伟大人物又评价说：“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王发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1952年11月1日，伟大人物游览安阳古城殷墟时说：“殷纣王很有本事，是个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了起来，在历史上，对发展文明的区域曾有过贡献，是有功的。”同时，他又客观地说：“可是他滥用职权，为自己享乐，在修造重重楼阁和金碧辉煌的鹿台中，不知耗费了劳动人民多少金钱和血汗；那些酒池肉林、折胫之说，证明了他的放荡、荒淫、独裁和残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