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文化及旅游话题 在常人的概念当中,古代的文臣与武将分属不同概念,上朝的时候也是东西分列;文臣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而武将则多孔武有力、性格鲁莽。 文臣与武将,经常可以是同一个人 然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泾渭分明的“文武之分”,到了唐代,基本上每一位朝廷大员都属“出将入相”的类型:平日就在朝中担任文职、战时则披挂上阵。 我无意在这里列举许多相关的代表人物,而是想探讨一下这样的状况是因何而来的。 作为古代士人教育的一种模式,唐代这样人人“文武兼备、出将入相”的人才鼎盛之况,正是当时的统治者们最愿意看到的局面,也颇值得今人借鉴。 先秦到汉代:“六艺”教育专属贵族阶层的阶段在汉代之前,读书及研习“六艺”只是贵族阶层的特权,那时期的国家人才基本都来自贵族内部的举荐,从文从武均无定则,因为“六艺”教育本身就包含了一切。 先秦时的六艺教育中就包含了武艺 先秦时期的贵族阶层也不是那么好混的:上至国王下至王公贵族,在国家遭遇侵犯时都得亲自披挂上阵,而平日的国家治理团队,也都是由那班人所组成;所谓”文臣武将“,在那时期是没有明显划分的,从文或从武,只根据该贵族人员所担任的职务而定。 先秦史料比较晦涩,我从热门电视剧《芈月传》中举个例子便可知:芈月的胞弟魏冉就是贵族出身,开始时并无实职,在一次平叛事件中建立军功后才开始担任将军、相国等职,这些职务就是根据现实形势而定的,因此我们难以简单地用“武将或文臣”对他进行定性。 实际上,先秦时的大量贵族都有着与魏冉类似的出身背景,不过并非每个人都有被举荐的运气罢了,不代表他们的才华就不如魏冉。 外表光鲜的贵族,战争时也是他们要亲自面对的事情 如果没有芈月这样的靠山,魏冉充其量就仅是众多贵族里的一分子,啥时候会获罪掉脑袋都不可知。 贵族出身尚且要拼关系拼背景方得出人头地,普通百姓根本就没这样的机会了。先秦时期身为普通百姓的话,沦为战场上被坑杀的骸骨,就是大多数人的最终宿命。 汉代对佩剑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佩剑阶层获得了全面覆盖汉朝初立时沿用的是秦制,秦国制度则沿袭自先秦诸国、再加上自身的一些改革。由于汉朝是刘邦、周勃、樊哙等下层人士所建立的江山,先秦以来由贵族阶层垄断的中央政权核心就被打破了。 赐剑,可用于赐予权柄和赐死 汉武帝在推行儒术的同时,就顺便让董仲舒对先秦以来对各种礼制进行了一次梳理和规范,其中就包括象征贵族身份的”佩剑礼制“。 关于汉朝的佩剑礼制,《汉书》里并无相关记录,《后汉书》里虽无专门表述,但却留下了大量蛛丝马迹的记录。 关于汉代佩剑礼制的整理,实际上是根据出土的佩剑文物及《后汉书》中的零碎记录得出的结论,其结论目前已获得了史学界的公认。 《后汉书》里记录有大量“赐剑”之礼,所赐的宝剑规格及历史人物的等级身份均有严格的一一对应。比如玉具剑,其佩戴等级就已扩展为三个等级:首先是诸侯王级别、其次是列侯级别,最后是中小贵族及郎官阶层。 汉朝起,士大夫阶层也可佩剑了 连郎官这样的小官阶层都可佩玉具剑了,普通的民间士大夫阶层也就被允许佩戴“金饰剑、櫑(音Lei)具剑”。 在崇玉的汉代,剑饰上是否有玉,就是贵族与士人阶层最明显的区分,不过佩剑礼制却在汉朝起开始广泛覆盖到了民间的士人阶层。 董仲舒还在佩剑礼制上作了详细规定:佩剑者虽无阶层限制,但只有识字的习武者方可佩剑。于是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士人们为了在身上增加“佩剑”这样的士人身份象征,文武兼习之风就开始在民间蔚然兴起。 魏晋时士大夫阶层没落、民间士人开始全面崛起如果说汉朝时的民间士人阶层尚是小部分群体,不过由于魏晋时期的党宦之争,士大夫的晋升之路渐被堵塞,依赖庄园经济的民间士人阶层开始得以全面崛起。经过汉以来的风气熏陶,魏晋时期的民间士人已普遍具备了“文武兼备”、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基本素质。 文武兼习之风兴起,朝中大臣区分文武的只是职务 以谢安为例,其人多才艺、善行书、通音乐,历任征西大将军司马、中护军等军职,曾以八万兵力打败了前秦号称百万的大军,为东晋赢得了数十年的太平。 谢安这样的士人(出身名门世家、但本身非为朝廷中人)已属典型的“出将入相”之才,而类似的魏晋士人是很多的,这里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出将入相之才”为典范性的古人综合素质 这里说的“出将入相”之才,并不是说其人文可震惊八方文坛、武可震慑来犯之敌,更多是指一种“文韬武略”上的综合素质。 唐代时的历代名相基本都属这个类型,不能说他们勇武过人或是整天只懂“之乎者也”,但若在战场或文坛上有一番较量的话,这些人都必非泛泛之辈! 隋唐时科举制度的兴起,民间士人得以步入朝廷中枢《隋书·礼仪志》里载:“一品,玉具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配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则象剑......” 科举制度打通了民间士人通往朝廷中枢的路途 随着隋唐时对佩剑制度的细则化规定,再加上隋唐期间文举武举的兴起,民间里的人才通道进一步被贯通:只要你具备相当的文武之才,任何出身的人都有了晋身朝廷中枢、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 唐朝宰相是基于三省六部的“群相制”,宰相成员实际上是由各省(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等)最高长官所组成。这样的制度让唐朝的宰相“看起来”数量非常庞大,其实这些宰相并非一种正式化的名称,任一级的省部领导人都是可以称为“宰相”的,这跟从前的“相国、丞相”区别还是不小。 好一群热闹闹的唐朝宰相 从唐朝的历代宰相名单看,真是济济一堂、众星闪耀,上面的每一位成员基本都有过自己文韬武略上的壮举,没有哪一位是单纯地仅干过某种工作的。电影《狄仁杰》里将其塑造为武艺高强的人物,其实这在唐代一点都不奇怪,刀枪剑棒、舞文弄墨,那正是唐朝人自小的常规课程。 唐代为“文武兼习之风”的鼎盛时期,汉朝佩剑制度的完善原是始作俑者我国古代的社会阶层壁垒森严,身处不同阶层就有不同的活法,这也是自周代到汉初以来的长期传统。 对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做法,后世多各有批判,认为它罢黜和封闭了其他文化思想,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大倒退。不过在“独尊儒术”的过程中,佩剑制度的完善却无意中打开了民间士人的晋升缺口,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代士人综合素质的提升。 普通百姓也有机会在战场上建军功改变人生 汉朝时虽然规定普通百姓仅”有事“(发生战争)才可佩剑,由于汉朝长期穷兵黩武,这也让不少普通老百姓有机会手握长剑“打”出了自己的新人生,从而实现自己“从百姓到士人”的转变,而魏晋时士族阶层的全面兴起,正是唐代“出将入相”盛况的必须基础。 历史变迁一直少不了许多细微事件“蝴蝶效应”式的推动,人们对这些细微事件的研究,实际上是在为后世收集“以史为鉴”的镜子,这样的镜子越多,后人就越不会重蹈历史覆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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