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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除甲骨文之外，还发现有少量的金文。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商代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青铜器在古代属于国家重器，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使用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如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等规定）。为了说明铸鼎原因或记述重大的国家事件，往往在青铜器上铸造或镌刻字数不等的文字。由于我国古代把青铜称为“金”，铸造或镌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即被称为了“金文”。  金文过去又称“钟鼎文”，属于篆书的大篆体系。但铸刻金文的青铜器不仅有钟、鼎等礼乐器，还有食器、酒器、水器、兵器、量器等，具体的器用名称有鼎、簋、豆、盘、簠、角、盉、尊、彝、壶、缶、觚、杯、盂、钟、钩、铃、戈、矛、戟、剑、量器、权、符节、车马器等几十种，“钟鼎”二字远不能涵盖以上众多繁杂的器用名称，因此就依据铸刻载体的青铜材质，将这一类文字统一称作“金文”。  考古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以礼器（国家重器）为主，如著名的“司（后）母戊大方鼎”。可能与同时代甲骨文的镌刻过程相似，商代金文也要经过书写、铸造（或刻制）等过程，即书写者和铸刻者共同参与。即使是前期考古出土文物的缺失，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惊叹，正如商代中晚期甲骨文的横空出世，青铜器为什么在商代突然大量出现，并且迅速达到令人惊叹的艺术水平？它没有任何准备过程？抑或所有的准备过程暂未发现？或者得到神圣或外星人的帮助？我们现在只能承认：商代的先民们太了不起了！时间也太捉弄人，它让现今的我们无法感知商代先民书法艺术的“全息”状态。  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一般与器物同时铸成，春秋战国时期，有些铭文则是在器物铸成之后镌刻上去的。 周继殷而王天下，统治达八百年之久。周所整理、推广的文字从西都镐京到东都洛邑，已是当时流行极为广泛的文字。特别是西周及秦系文字，更是后来秦朝“书同文字”的基础。这种文字的书法，也是我们要讨论的先秦书法的主要内容。  从字体的演变过程来看，金文的前身无疑是甲骨文，早期商周青铜礼器铭文，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和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周康王时期的重器大盂鼎，以及稍前的利簋等铭文。这类铭文弥补了甲骨文笔画方折、单调的缺陷，以圆笔居多，当然这与其使用的工具和材料质地是分不开的。甲骨文中有许多合文，这在金文中也有所继承，如“小臣”、“十朋”等。这样不仅避免了如布算子的弊病，而且更体现了自然奇趣，使得空间分布有疏有密，正如邓石如所讲“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可容针”。而且在结构安排和书写特点上，与甲骨文相比早期金文也都有比较明显的继承因素，比较容易和西周中期以后的金文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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